严复现代启蒙思想的发轫与《天演论》

——以《天演论》初稿译成时间为中心

作者：张亚月（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严复的现代启蒙思想大致始于《天演论》的翻译，他在该译著案语里反复讨论“国种盛衰强弱”之道，疾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严复集》第1467页“复案”）。这犹如暗夜中乍响之警铃，使人从沉睡中惊醒。他翻译的《天演论》及于1895年发表在《直报》上的系列政论文章所体现的启蒙思想，成为当时维新派和革命派共同的思想资源，对维新派群体起到了“思想开瓶器”的作用，对革命党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天演论》初稿在经历两三年的手抄传播后，经《国闻汇编》见诸报端并正式出版，很快掀起了大众传播的热潮，在十余年中衍生出三十多个版本，使社会进化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大众思潮之一。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有过精当评论：“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鲁迅、胡适、张竞生等众多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深受其影响。由是观之，《天演论》的翻译，无论是于严复现代启蒙思想的发轫还是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转折都是一件大事。

　　然而，在《天演论》初稿译成时间这一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1895说”“1896说”“1897说”“1898说”等不同观点。大多数研究在提及《天演论》时都不能对其初稿译成时间做出明确说明，甚至有文章竟提出严复于1880年就译出了《天演论》。

　　实际上，严复长子严璩在编纂的《侯官严先生年谱》1895年条目中，对其初译《天演论》的时间有过明确交代：“自去年（即1894年，本文注）夏间中东构衅，海军既衄，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之《天演论》，未数月而脱稿……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严复集》第1548页）这段记叙是1895年《天演论》已译成初稿的最直接证据，其中有两点非常明确：其一，严复译出《天演论》与发表于《直报》的系列文章均是在1895年；其二，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直接原因是受甲午战争失利之刺激。

　　经过认真研究，笔者认为“1895说”需要也能够进一步确证。这可从严复自身的人生轨迹以及书信文字中寻觅细节以做勘明：严复自13岁（1867年）起至46岁（1900年）之间，基本上一直在中国早期海军系统求学和任职，其间只有20余岁时被公派赴英留学两年左右。归国后先在马尾船政学堂短期任教，1880年时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直到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他的翻译经验可追溯至1878年赴英留学期间，那时他曾经片断性地为其“伯乐”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翻译过报刊文章。在1893年前后，他又曾受命于李鸿章，为咨政之用而从事翻译。正是这次正式翻译西书的经验，再加上多年海军教育生涯，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不适应于那个时代，必须寻求新的思想理论。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下，无论是出于职业责任还是爱国忧民情怀，严复都会高度关注甲午战争并因战事不利而焦虑。他在1894年9、10月间致陈宝琛的信中，详述了9.17中日海战的惨况，并言及“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严复集》第500页）。战事惨败、北洋水师覆灭以及清廷不得不屈辱媾和，这些都使得严复深受刺激、激愤难抑。昔日同窗和学生战死海疆让他“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忧虑国运使他“尝中夜起大哭”。由此来看，严复是在1894—1895年间因战事失败“大受刺激”而开始翻译此书，“未数月而脱稿”，并希冀以此激发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从而“合群保种”，而不太可能等到时局已经平缓的1896年或更晚时才去翻译《天演论》。

　　1894年11月8日，严复给严璩信中的文字（《严复集》第780页）可佐证这一可能：“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这段文字透露出三点与《天演论》翻译密切相关的信息：其一，严复由战事不利而痛感中国必须在道术、文化层面加以改变。这是严复引入进化论的思想根源。其二，他在1894年战事爆发后的那段时间里因学堂庶务少而“得有时日多看西书”，可能使其有机会阅览到赫胥黎新著并翻译之。其三，他在某（几）本西书里发现了“天地位育”和“治国明民”之道，并认为将其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是有价值的事业。这里所说的西书或许就包含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严复于1894年底开始着手翻译《天演论》，这不仅与严璩关于1895年译成的记述吻合，也与陕西味经本扉页上“光绪乙未春三月”（即1895年4月间）的时间标记相吻合。这里有必要多谈一下《天演论》“味经本”，它是《天演论》非正式出版的本子，目前学界对其已大体形成公论，认为它是《天演论》手稿抄本流传至陕西后味经书院的刊印本，学者们考证其刊印年份应是在1898年。但“味经本”扉页上的时间标记曾带给学界很大困惑，甚至有人误将其理解为《天演论》味经本的刊印时间（《严复集》第1548页脚注1）。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严复译成《天演论》初稿的时间最早是在1895年春。在那个交通、通讯都极不便利的年代，怎么可能在他刚于天津译成初稿的同期，手稿抄本就已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刊印。所以，“光绪乙未春三月”实际应是“味经本”依据《天演论》手稿抄本所记录的译成时间。

　　严璩很早就指出《天演论》初稿译成于1895年，现代学人中也有一些人认同此说，如《严复集》主编王栻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898年，但在1895年便已译成初稿。”《严复全集》主编之一马勇在文章中也指出《天演论》译出后并未立即出版，而是经历了三年的修改后才于1898年正式出版。孙应祥在其所编的《严复年谱》中也赞同“1895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说在当前学术界尚未成为共识。究其原因，以下几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天演论》在初稿译成时间上存在其他几种不同说法。

　　首先，严复在译出《天演论》初稿后还进行了长达两三年的修改（严复的自序也是作于1896年），并在一些修改和增删处标注有1896（“丙申”）或1897（“丁酉”）的时间标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误以为严复翻译《天演论》是在1896或1897年。然而《天演论》手抄本在1896年已被吴汝伦、梁启超等人阅看，并且《天演论》部分章节在1897年即已发表于《国闻汇编》（严复于1897年创办的《国闻报》的汇编本），陕西学政叶尔恺于1897年赴陕就任时亦带了《天演论》手抄本。这些史实都质疑“1896说”并彻底推翻“1897说”——这两种说法要么是将严复修改、完善《天演论》手稿本的时间当作初稿译成时间，要么是将《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的发表时间当作初稿译成时间。而“1898说”就更为远离事实，分明是将《天演论》第一个正式版本的出版年份误当作初稿译成时间。

　　其次，严复翻译《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翻译业筚路蓝缕时期的开创之举，故其译介过程远不如后世那般清晰规范。严复翻译初稿时尚处于其翻译事业的探索阶段，因而其初稿中夹杂有大量的己见。后来在吴汝伦等人的建议下，他在译文中删除译者观点以确保内容忠实于原文，并另辟“复案”以表达译者之见。因此种种，严复在初稿译成后又花费较长时间进行修改和增删，这也导致不同版本的《天演论》之间差异非常显著，尤其体现在“味经本”（陕西味经书院依据手稿抄本大约于1898年刊印的《天演论》非正式版）、“手稿本”（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通行本”之间。在此过程中，严复为尽可能完善译稿而不断征求友朋意见和建议，这也提升了其翻译水平，并确立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1898年出版的通行本“译例言”中首次提出）。

　　最后，中国现代出版业亦于19世纪末才兴起，如商务印书馆初创于1897年。当时的出版业在各方面都不够规范，所以未能在《天演论》早期版本中对其初译时间做出明晰的介绍。在距离《天演论》问世较近的时期，确认严复译出该书初稿时间并非难事，当时即有历史书意指该译作流传于1895年（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指出，“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年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想之源头，而注以活水者也”）。经过百余年岁月的尘封之后，当我们今天再回望历史并梳理严复启蒙思想的发展过程、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变之时，不得不面对确证该书初稿译成时间这个既有意义又有难度的问题。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