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成都武侯祠凝聚的精神价值

彭贤春

近年来,“为曹操翻案”之风卷土重来,有关刘备、诸葛亮的评议也是层出不穷,有说其故事过于夸张,不足为鉴,更有甚者罔顾历史、哗众取宠,不乏“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状。著名三国历史专家沈伯俊老师谈到这种现象时,曾客观地指出,“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固然不少,而无根之谈、轻率之议、轻薄之言却也颇多”。我们传承历史,乃是从中获取有益知识、汲取积极的精神力量,升华我们的价值观,不断改进个体和社会,推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

三国和成都武侯祠

不足百年的三国时代,仅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短短一段,但是这个时代群雄纷争、波澜壮阔,文韬武略的风云人物大显身手,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史剧目,使三国成为人们最为熟知的一段中国古代史。虽然众多三国英雄家喻户晓,无数三国故事耳熟能详,不过,人们脑海中的印象,更多是高深莫测的权谋、运筹帷幄的计策以及血腥惨烈的战斗,而三国历史蕴藏的个人修养、价值理念、治国思想等方面的精神价值,往往关注不够。三国的魏、蜀、吴三个阵营都不乏才能出众而且道德品质高尚的精英,其中最广为人知且为后世缅怀的,大多集中在蜀国,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众多蜀汉英雄,他们展现的诸多优秀品质,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塑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历史文化。

今天的成都武侯祠(以下称武侯祠),作为纪念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的庙宇,也是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还是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凝聚了蜀汉英雄仁德、忠诚、廉洁、大义、担当的精神价值,从古至今世代相传。

武侯祠博物馆(图源:成都武侯祠官微)

“德”是蜀汉英雄精神价值的核心要义

什么是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德,升也”,意为端正、向上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中国文化中,“德”承载了高尚的思想内涵,被视为崇高的精神品质,是评价一个人、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准,《论语·为政》也有论述“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成为从古至今基本的、积极的社会治理思想,武侯祠凝聚的精神价值,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以德为先。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评价美丑善恶,歌颂忠烈、贬抑奸邪,从古至今都是主流的社会心理。曹操“唯才是举”,吴国后期的丞相张悌评价为“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刘备、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大力革新除弊,任用有德有才之士,在一定时期农业和工商业发达,民族团结,政治清明,社会总体和谐稳定,造就“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良序善政。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疆域最小、人口最少,自然和经济条件最差的蜀汉,方能有力量与曹魏相抗衡。

今天,我们在武侯祠刘备殿看不到“乐不思蜀”的刘禅陪祀,而刘禅的儿子刘谌坚决反对投降,自杀殉国,得以入庙陪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川西夫子”刘沅主持培修武侯祠,对刘备殿前陪祀的文臣武将进行了调整,以“昭烈纯臣”为标准,将道德品行存在缺陷的法正、刘巴、许靖等人取缔(魏延、李严本不在陪祀之列),然后增塑了一批忠心报国之士,如傅肜、张南、冯习等,如今我们看到的28位陪祀的文臣武将,无一不是“贞亮死节之臣”,他们既是为国开疆辟土、恪尽职守的精英,更是德行高尚、身正行端的楷模之士,和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一样,为后人所尊崇与怀念。

蜀汉英雄精神价值的具体体现

蜀汉英雄以德为先的精神价值,其具体体现,包含以人为本的仁德思想、不忘初心的无限忠诚、从政为官的干净廉洁、为人行事的家国大义、履职尽责的勇于担当。

(一)以人为本的仁德思想

“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自孔孟“仁学”思想提出以始,仁政都是社会治理不二的积极思想,这一思想最基本的精神在于“爱人”,今天的理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有深切的爱心。

战火纷飞的三国时期,军阀势力为了增强自身力量、打击对手,往往不顾黎民百姓的生活甚至生命。曹操“宁我负人,人勿负我”,实行严厉的“军屯”制度,杀人如麻、多次屠城,尸体填塞以致“泗水为之不流”。孙权也制造过很多冤狱,杀害过很多功臣,其下属也多次制造屠戮惨案。刘备,则是弘毅宽厚、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君子之风。《三国演义》描写刘备三顾茅庐劝说诸葛亮时,用了“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表述,以此表现刘备的仁爱之情。刘备任平原相时广施仁政,“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深为老百姓拥戴,曾有刺客接近刘备打算暗杀他,刘备不觉而照常以礼相待,一番交流让刺客无比感动不忍下手,主动坦白自己的身份,告辞而去。也因刘备仁爱之名海内皆知,陶谦去世前对徐州别驾从事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所以有“三让徐州”的故事。

刘备待民以仁的最典型体现,则是公元208年携民南下。当时,曹操南征荆州,刘表之子刘琮选择投降,当刘备得知消息时,曹操大军已进至新野,无力抵御的刘备不得不由樊城南撤。这一过程中,有大量荆州的老百姓,甚至不少荆州官吏也主动追随刘备南下,逃离故土,据《三国志·先主传》载:“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有人劝说刘备率军加速逃往江陵,如果继续带着老百姓一起走,很可能被曹军追上而全军覆没,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如此形势紧迫,刘备心中仍然牵挂着老百姓,不忍丢下而求自保,最终惨败逃往夏口。

夷陵之败后,驻守江北的黄权无法西归,为保全将士只得率军投魏,有人提议追究黄权妻子和子女的罪责,而刘备认为黄权投魏实在是无奈之举,他没有象曹操那样动辄诛人三族,而是善待黄权家人,后来黄权之子在抵御魏国邓艾时血战而死。刘备在白帝城弥留之际,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追求向上向善的仁与德,刘备传递的崇高价值观,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刘备(图源:翻拍于《三国人物剪纸》)

(二)不忘初心的无限忠诚

忠诚,可以理解为尽心尽力、真心诚意、不改初衷,能够履行承诺而获得他人的信任,表现为忠于理想、忠于组织、忠于国家。在生活中,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为人朋友,需要忠诚;在工作中,我们为人下属,为人上司,为人同事,也需要忠诚,爱党爱国更需要忠诚。

三国时代的忠臣典范,非诸葛亮莫属。白帝城托孤之际,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其后,诸葛亮谨记嘱托,至死不渝,为安邦定国、兴复汉室贡献毕生精力,践行了他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彼时,诸葛亮的权力地位无以复加,“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但他从不僭越,做到了“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反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受托辅国而篡魏,更显诸葛亮忠诚的光芒。

诸葛亮的忠诚,也表现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在《出师表》中,他明确指出北伐的目标是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以坚若磐石的信念,终其一生为理想而奋斗,北伐前线马革裹尸,临终遗命葬自己于汉中定军山,激励后人不忘北定中原的既定国策。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在蜀汉危亡的紧急关头,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临危受命,毅然率军与邓艾决战,和自己的长子诸葛尚一起奋勇杀敌,血染沙场,一家三代为国尽忠,武侯祠二门“明良千古”悬匾,正彰显了蜀汉贤相良臣的忠贞流芳千古。

(三)从政为官的干净廉洁

“不受曰廉,不污曰洁”。约己奉公、干净廉洁,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为官从政者应有的基本素质,“清官”,从来都是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一致所盼。诸葛亮廉洁自律,光明磊落,成为廉政文化史上不朽的楷模。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告诫儿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要求儿子以内心的宁静来完善自己,以淡泊俭朴的生活锤炼高尚品格,排除外来物欲的干扰,成就远大的理想抱负。这既是他对儿子的殷切希望,更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感悟。诸葛亮去世前,坦然向后主刘禅上表:“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以丞相之尊、托孤知重,他的收入完全来自于朝廷俸禄,不仅不贪污受贿,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而且把自己合法的大部分财产也用于治国治军,只留下这份与八品官员相当的家产,其俭约清正以致如此,临终遗言还要求墓地能放下棺木即可,“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不仅“抚百姓,示仪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约官职,从权制”,训章明法、迁善黜恶,制定法律和制度,规范官吏的行为,注重选拔清正廉洁、品行高尚的人才。蜀汉前期和中期政通人和,躬行节俭、廉洁自律之气蔚然成风。尚书令费祎“家无积才,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才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车骑将军邓芝“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一大批公忠体国的文臣武将,在蜀汉铸造了一个廉政的时代。

诸葛亮(图源:翻拍于《三国人物剪纸》)

(四)为人行事的家国大义

《礼记·中庸》谓:“义者,宜也。”即公正合宜的道理和行为,形容重视道义、正义,拥有高尚的价值观,致力于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做有益的事,不耍小聪明,不搞阴谋诡计。

中国历史上,轻私利、重大义的仁人志士层出不穷,而三国蜀汉的关羽,则成为“义”的价值符号千古流传。《三国演义》中,为保护兄长家眷,关羽来到曹营,曹操表封其为“汉寿亭侯”、拜偏将军,并重加赏赐,但关羽坚守桃园结义的诺言,“挂印封金”回到刘备身边。据《三国志·蜀书》载,他曾向张辽表明“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终于在斩颜良解白马围之后“拜书告辞”,可谓来去明白、坦坦荡荡,以至曹操有“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的感叹。与反复无义的吕布“受恩而反图之”相比较,关羽的大义受到历代社会各阶层一致推崇,如今武侯祠关羽殿仍高挂悬匾“义薄云天”。

关羽(图源:翻拍于《三国人物剪纸》)

刘备、诸葛亮也心怀家国大义。名士许汜曾抱怨陈登看不起他,不想与他说话,刘备却说:“今天下大乱,帝主失色,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陈登)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毫不留情地批评许汜在国家危难之际只知置地买房,故辛弃疾有“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感慨。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辅佐刘禅,魏国大臣华歆、王朗、陈群等,写信劝他率蜀国投降,诸葛亮回信严厉谴责曹魏篡汉的行径,申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心和决心,指出作为两汉延续的蜀汉代表正义的力量,乃是“据正道而临有罪”,将无往而不胜。后代史家将诸葛亮的这封回信定名为《正议》。

在蜀汉建立和发展的进程中,为人行事以家国大义为重的英雄前仆后继。一身是胆的赵云不仅能征惯战,而且政治清醒、深明大义,当初不从冀州袁绍而投幽州公孙瓒,公孙瓒问其原委,赵云回答:“天下讻讻,未知孰是,民有倒悬之厄,鄙州论义,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其后结识刘备,最终选择跟随刘备匡扶汉室。雍闿南中作乱时,永昌郡功曹吕凯、府丞王伉坚定维护国家统一,保境安民,“守义不与交通”。对比之下,曹操不择手段,司马懿言而无信,有如吕思勉先生指出:“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此言虽显极端,却充分点明了蜀汉集团与曹魏集团价值观的对比。

赵云(图源:翻拍于《三国人物剪纸》)

(五)履职尽责的勇于担当

担当,意指承担任务并担负相应责任。担当精神,即勇于承担重大任务、敢于承受困难和责任,体现的是恪尽职守、知难而进,在大事难事面前不回避,在矛盾面前敢于碰硬,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公元208年,曹操占领荆州,刘备败走江夏,形势岌岌可危,诸葛亮主动出使江东,说服孙权,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夷陵之败后刘备病逝,面对内忧外患,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过人的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以勤政务实的工作励精图治,重新建立“联吴抗曹”的战略态势,迅速平定南中地区,使蜀汉的发展走上正轨,魏、蜀、吴三国也形成相对的平衡和稳定。此时,偏安一隅,安享太平生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诸葛亮清醒地看到,这种选择不可能实现蜀汉政权的发展目标,而且必将走向灭亡。他夙夜忧叹、并日而食,从227年开始五次北伐,到234年星落秋风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担在肩上的精神,激发了蜀汉集团的忧患意识,凝聚了民心军心,使得相对弱小的蜀汉,能够将争战的前沿推进到魏境的秦岭以北,而曹魏长期只能采取守势。

北伐前夕,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关中响震”,但因马谡丢失街亭而功亏一篑,诸葛亮不仅挥泪斩马谡,而且主动承担责任,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下属大胆提出意见:“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

在蜀汉集团,拥有诸葛亮一般坦荡胸怀和担当勇气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当阳长坂坡败退之时,“万人敌”张飞为掩护刘备南撤,率二十骑军士断后掩护,据水断桥,面对曹操大军瞋目横矛厉声高喊:“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其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大无畏气概,使敌军“皆无敢近者”。庲降都督张翼,讨伐叛乱不利,朝廷下诏召回,其下属都认为他应该立即回朝复命,张翼却说:“然代人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公家之务乎?”调离之际能以大局为重,不避个人风险,不忘守土有责,他的准备工作为继任者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到诸葛亮肯定和朝廷的表彰。作为主管皇宫事务的官员,侍中董允“秉心公亮”,敢于“正色匡主”,约束后主刘禅的行为,同时压制后主宠信的便辟宦官黄皓,使其不得胡作非为……诸多勇于担当的蜀汉英雄,让今天的我们无限感怀、久久追思。

张飞(图源:翻拍于《三国人物剪纸》)

结 语

元人诗曰:“正统不渐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成都武侯祠,这是一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情之所,更是一处壮怀激烈、群英荟萃的感人之地。历经1800年岁月的武侯祠何以影响力日盛,在笔者看来,祠内惠陵前一副楹联,似可找到些许答案,“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賸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唯才是举的曹操,当年华丽的铜雀台、七十二处假坟以及他打下的江山,还能看得到吗?三国虽已湮灭千年,然惟贤惟德的蜀汉英雄,他们在为国为民的理想追求中展现出来的仁德、忠诚、廉洁、大义、担当精神,在今天依然绽放光芒。

【参考资料】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

[2]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

[3]沈伯俊《沈伯俊论三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4]梁玉文、李兆成、吴天畏《诸葛亮文译注》.巴蜀书社

[5]谭良啸、方北辰主编《成都武侯祠100问》.成都时代出版社

[6]罗贯中著、沈伯俊评校《三国演义》.东方出版中心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彭贤春(成都市武侯区政协机关党委书记,三国文化爱好者,曾参与“武侯祠廉洁文化基地”讲解和书籍编撰等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