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戈

《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29日 11版)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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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辛安亭(1904—1988),山西离石人。教育家、出版家。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厅长兼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甘肃教育学院院长,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曾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著有《论语文教学及其他》《教材编写琐忆》《辛安亭论教育》等。

1988年,我考入西北师大攻读课程教学论专业的博士学位,那年年底,我的博士生导师、原西北师院院长李秉德教授告诉我,辛安亭先生去世了。我当时不太了解辛老,只记住了导师说,辛老是他最敬重的人。

20多年后,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经常会听到辛安亭的名字——他曾在人教社工作过11年。通过同事们的点滴描述和一些档案材料,我对辛安亭有了较多了解:他是陕甘宁边区教材的编写者和领导人,也是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老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教材事业都作出过卓越贡献。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有的以他们所创办或从事的教育事业而著名,有的以他们所创立或弘扬的教育学说而著名,还有的以他们高尚的品德或人格而著名。辛安亭在做事、做人、做学问上都堪称模范,其人格魅力尤其突出,他的身上闪耀着一位教育家德行的光芒。

“编书的辛安亭”

辛安亭1904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今吕梁市离石区)沙会则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少年时期在家乡上小学,192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著名的太原进山中学。在初高中六年中,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学毕业后,辛安亭先在祁县中学教书,1931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与宋劭文、刘岱峰、裴丽生、李裕源等一批进步山西同乡共同组织了“宏毅读书会”,研究和探讨马列主义。因生活所迫,辛安亭在北大毕业前后,曾先后在山西运城师范、绥远正风中学、太原师范学校兼职教书。

在太原师范任教期间,辛安亭因思想进步被捕入狱72天,对旧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感触,由此决定奔赴解放区。1938年3月,他到达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随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工作,编写和审查中小学各科教材和通俗读物。1939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又被任命为编审科科长。此后十年间,编审科多时十几人,大多情况下只有三四人,他们普遍有多年的教学或普及教育的经验,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都非常高。辛安亭后来回忆:“当时编写的同志共四人,同住在一孔土窑洞里,除了集体讨论外,白天各写各的,很少说话;晚上直写到十一点钟才熄灯上床,次日一早起来,就又开始工作了。一天工作大约十一二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只感到愉快,不知道疲倦,全副精神都倾注到工作中,那种情景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根据各自的专长,几位编辑的基本分工是:辛安亭编写高小历史和地理,以后又加了自然和卫生;刘御编写初小国语;马肖云编写高小国语;霍得元编写初小和高小的算术和自然。经过延安时期的磨炼,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教材建设的骨干。

到新中国成立前,辛安亭参与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小学教材改编。第一次始于1937年年底,辛安亭到编审科后负责高小历史和地理课本的编写,这套教材的特点是突出抗战主题。随着陕甘宁边区局势逐渐稳定,自1940年开始,辛安亭主持了第二套教材的编写。这套教材1942年全部完成出版,涵盖了初高小各年级全学段,包括国语、算术、历史、自然、地理、卫生等课程,共计8种33册,学科配套齐全,被认为是在新教育方针指导下编出的一套完整的现代小学教材。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编辑人员对此套教材又进行了大幅度修订,于1946年第三次出版发行。这次改编在方法上注重走群众路线,在内容上更强调结合边区农村和儿童生活的实际。经过此次修订,陕甘宁边区初高小的通用教材大体完善。三次教材改编,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受到各界广泛好评,其传播和影响也扩及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编教材的编辑出版打下了良好基础。

辛安亭说:“我在延安的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编写教材,先后共写了小学教材、群众教材、干部文化课本共四十余本。”这些由他亲自编写的课本大致有以下几类:初小和高小的语文、地理、历史、自然、卫生等课本;边区民众课本、冬学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农村应用文等民众读物;中国历史讲话、农村干部文化课本等教师读物;儿童三字经、儿童作文、儿童日记、儿童谜语等儿童读物;干部文化课本、干部识字课本等干部读物。此外,他还撰写了数十篇有关教材教学的论文,发表在《边区教育通讯》《解放日报》等报刊上。

通过三次系统性的小学教材改编以及编写各种读物等,辛安亭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教材编写原则和规律。比如在成人课本方面,辛安亭认为,首先要区别对象,针对农民生活经验丰富而文字知识贫乏的特点,课本的任务是教会他们快速识字,学以致用,而不能机械地采用一般小学课本的编法。其次是教材的编写形式要恰当。他主张可以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格言式、谚语式的编法,“以简练精粹的词句,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使学的人既无生字太多的困难,也不感到内容的浅薄”。(《关于农民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辛安亭编写的农民识字课本,都是采用“三字经”“杂字书”等传统形式编写,但内容是全新的。他用这种形式编成的《边区民众读本》《日用杂字》《识字课本》以及《干部识字课本》《干部文化课本》等,在边区很受欢迎。

辛安亭编写的课本和通俗读物,流传地域甚广,除陕甘宁边区外,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多有翻印。当时,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政府的林主席(林伯渠),编书的辛安亭”,可见其知名度。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辛安亭当选为甲等教育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

1949年6月,辛安亭随军到西安、兰州,以军管代表的身份,先后接管了陕西师专、兰州大学、西北师院和甘肃省图书馆、科学教育馆等文教单位。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情况,除旧布新,稳定了学校秩序。后来,辛安亭被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被政务院任命为甘肃省文教厅厅长,同时兼任兰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在北京的11年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辛安亭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致力于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根据人教社档案记录,辛安亭到社时间是1951年9月1日,职务是副社长、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为了更好地借鉴和学习老解放区和苏联的教材编写经验,与他同时调入的还有他在延安时期编课本的老战友刘御、王微、霍得元等,他们分别担任人教社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和小学数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当时人教社党委尚未成立,辛安亭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主持全社党的工作,并成为教育部临时党组成员。

从1951年到1962年,辛安亭在人教社工作11年,一开始协助叶圣陶主持全社日常工作,三年后作为社领导又分管了不少教材编辑部门,前后一共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三套教材:第一套是1951—1953年使用的中小学十二年制教材,包括1952—1953年使用新的五年制小学试验教材;第二套是1954—1957年使用的中小学十二年制教材(即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第三套是1960—1962年使用的十二年制与十年制并行的实验教材。这些教材的编辑和出版,重构了我国教材编审、出版和发行的运行体系,使中小学教材进入“统编统用、一纲一本”时代,对落实党和国家制定的统一教科书的大政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0年12月1日人教社成立,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人教社在开国教科书的基础编订一套完整的中小学各科教材。1951年2月,经政务院批准的出版总署《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提出:“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同年5月,教育部《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又提出:“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依据当时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特别是新颁布的学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叶圣陶和辛安亭共同主持编写和出版了第一套教材(1951—1953)。这套教材保障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的正常供应和平稳过渡,建立了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这是一套在出版上也有诸多创意的教材,如改变了以往教科书单纯竖排的方式,形成了横排与竖排并存的格局,在装帧设计上从封面到课文大量增加彩画、彩色照片和地图。不过,这套教材具有过渡的性质,以修订再版或改编老教材为主,真正能够自编或重编的课本,只有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师范学校教育学、心理学等,而且以教科书或课本为主,只有个别新编的小学语文、数学和地理教科书,编出了配套的教学参考书。虽然这是一套在全国中小学普遍使用的通用教材,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统编教材,因为还存在一些其他版本的选择。在学科覆盖上,这套教材覆盖了中小学主体学科与师范、工农学校部分学科,但没有做到覆盖全学科。

1953年,在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和叶圣陶统筹领导,辛安亭具体负责,人教社从京沪等地陆续调来了150多人,充实到各编辑部门,他们都是政治修养高、专门知识好、写作能力强、教学经验多的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从而为1954年开始自编成套的中小学统编教材和教学大纲作了充分的组织和人员准备。这150多人与人教社编辑部原有人员50多人融为一体,共同组建了一支200多人、专兼职相结合的教材编辑队伍。

经过三四年的教材会战,人教社编出了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含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及其教学大纲。后来这些人才大都留在了各学科编辑室,成为国家级教材专业化编审机构和队伍的骨干,并成为“文革”前人教版前四套,乃至改革开放之初第五套国家统编教材编写和审查的中坚力量,保证了多套教材的质量和水平。其中有许多人,如叶圣陶、张志公、隋树森、王泗原、陈乐素、张中行、马宗尧、郭青等,在人教社工作几十年,直至退休。

忠厚正直的学者

1962年年初,辛安亭再度来到甘肃兰州,受省委之命创办甘肃教育学院,并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学校从无到有,办得有声有色。“文革”中,甘肃教育学院被撤销,并入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辛安亭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直至1984年80岁时离休。从复出到去世的11年间,辛安亭以体弱多病之躯,每天坚持阅读写作,出版了《论语文教学及其他》《教材编写琐忆》《辛安亭论教育》三部学术著作以及《新编儿童谜语》《中国历史人物》《文言文读本》《古诗文背诵手册》《我国历史人物》等青少年通俗读物,并再版了此前流传甚广的《儿童三字歌》《历史歌》《中国古代史讲话》等,还发表了60余篇论文。

辛老去世后,李秉德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怀念辛安亭》,具体谈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以及辛老的为学和为人。李先生写道:

他当中学教师时,认真教学,讲求实效,深为学生所称道。他从事编辑工作时,对每篇文章的立意与字句的审阅,细致不苟。经他负责编出的教材,从未出现过什么纰漏。他当教育厅长及高等院校的校院长时,尊师重教,堪称模范,对部下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人人都愿和他推心置腹地谈问题,都夸他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总之,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个地步?当然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有着相当渊博的学识。这些都是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辛老为人品质的高尚。他办事公道,没有偏私;他自奉俭朴,不谋私利;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些都是与辛老共过事的人所一致承认的。

我的另一位老师、西北师范大学南国农教授提起辛老,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说:我一生最崇敬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陶行知,一个是辛安亭。他把从辛老身上总结出来的做人准则教给学生:对他人和同事多一点尊重,少一点苛求;对社会和集体多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南国农教授深情地说:“辛老是一个忠厚、正直的学者,也是一个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人。在组建甘肃教育学院时,从其他高校调去的教师中,有几个人境遇不好,辛老不仅安排他们上课,而且处处关心他们。一次,我患胃溃疡摔倒在地,磕破了头,满身是血。辛老听到后,立即叫校医室主任亲自为我医治。他要夫人为我拆洗血衣,并多次给我送饭。我当时的境遇不好,一般人都躲着我,而辛老却这样体贴我、爱护我。这在当时是要担风险的,但辛老考虑的是师生的利益,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无私、无畏。”

人教社名人荟萃、专家云集,叶圣陶和辛安亭两位大师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在全国教育界一时传为佳话。他俩一个来自上海国统区,一个来自西北解放区,在新中国教材建设舞台上并肩耕耘,承担起了中小学统编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跟叶老的这一段合作,是辛老终生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改革开放后,辛安亭每到北京,都会到叶老家看望两次,刚刚抵京时去一次,回兰州前再去一次。

著名散文家张中行在人教社工作一辈子,与很多社领导有交集,在他的宏大著作中真正单独“列传”的,只有叶圣陶和辛安亭。对同为语文人、都编语文教材的叶圣陶,张中行是很熟悉的;虽然和辛安亭是北大校友,但张中行与他的交往并不多。张中行说:“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五六十年代之间,他离开人教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张中行在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有个轶事:

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费力地扛到家。由一般处世随和的人看,这样狷介似乎洁身太过,反而不近人情。我的体会,是他觉得位在他人之上,就决不该让别人伺候自己。他的心不容许自己高高在上,指使无位的人惶恐听命,这就是辛安亭!

…………

我有时想到他,并想到一些大问题,如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之类。他是老革命,终身不忘救世的宏愿,可是不疑人如敌而爱人如己,即不以压力对人而以仁恕对人。

新中国课程论创建者陈侠长期担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他在《一位值得敬仰的人》中写道:

我仰慕他是一位教材编辑大师。他在陕甘宁边区的十一年间,亲手为中小学学生、干部、群众编辑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的课本四十余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审定中小学教材期间,他根据自己多年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总结出许多编辑教材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指导意义……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对同志的真诚、坦率、信任和热情……安亭同志自己是教材编辑专家,对业务的领导非常深入、细致而具体。他先后写了《课本中的数字使用问题》《课本编辑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课本内的图画问题》和《从〈反对党八股〉想到课本编写方面的一些问题》等文,这些文章都是他在给编辑干部讲过以后写成的。他还多次总结了编写教材的经验教训,归纳出编写教材的原则。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文章,情理交融的佳作,读了不仅令人增长智慧和才干,而且可以得到思想情感上的熏陶,激励人为编好教材而终生奋斗。

去世多年后,辛安亭学习、生活过的地方都在纪念他。他家乡的离石一中校园内有他的塑像,兰州文理学院南校区安放着他半身铜像,美丽的兰州大学校园还有一条“安亭大道”。

(作者:郭 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