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对《礼记》成书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编者、编纂时代及各篇材料来源。实际上，从长时段考察其成书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亦属《礼记》成书的题中之义。周何先生即提出《礼记》四阶段成书说：一是附经而作；二是单独成篇；三是汇编成书；四是郑注之后始有定本（《礼学概论》）。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海昏简牍等出土文献陆续面世，使我们能利用其中与《礼记》相关的早期文本，从“物质性”（文本的载体形制、古书体例、字迹与标识符号等）与“文本性”（文本的内容与体式）两个层面重审《礼记》的成书过程。《礼记》四阶段成书说在较大程度上可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但出土文献所呈现的诸多丰富细节，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周氏之说，以下分而论之。

　　第一阶段，孔门弟子持牍记录孔子言传身教之礼所形成的“章”“节”。《礼记》最初形态并非儒者读经后书于余简的“附经之记”，今传《仪礼》十七篇中十一篇篇末就附有“经不备”的“记”，然这些“附经之记”可追溯至孔子之言。如《士冠礼》之“记”直引：“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与此相关，收入《礼记》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六篇“释经之记”，亦是对孔子授礼言论的传承与发展，诚如孔颖达《礼记正义》所云“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孔子对礼的传习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史记·孔子世家》所云“习礼大树下”可窥一斑，这种随时随地且言传身教的传礼方式，使得弟子们记载夫子言行时常“执简而书”而非“伏案书写”。海昏侯墓“孔子衣镜”镜框背板中子赣侧身而立且右手胸前执笔的图像，即其明证。古人记录师说的原初载体应为便于手执的“牍”，受“牍”的物质性制约又使得所录文字往往呈现为短章的形态（徐建委《牍与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弟子们用“牍”记录的孔子授礼笔记，或为“节”，或为“章”，成为后世《礼记》诸篇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前者如郭店简《六德》“门内之治恩弇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一“节”，同时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与《礼记·丧服四制》《大戴礼记·本命》等文本而略有异文。后者如上博简《民之父母》记述子夏孔子逐层问对“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一“章”，《礼记·孔子闲居》在此“章”基础上又增益了子夏孔子问对三王之德“三无私”一“章”。所以弟子们针对孔子礼学言行，持牍记录而成的大量“章”“节”，实为《礼记》的材料渊薮。

　　第二阶段，七十子后学将礼学原始笔记书于竹帛后通过“单篇别行”与“异篇同卷”的形态传习。源于授礼现场的原始笔记经七十子后学书于竹帛，这一过程是物质载体的转换，也是文本体式的改造，即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谓“后人通儒各有损益”。如上博简《从政》14个“闻之曰”及其所引言论，是对原始笔记若干问对“章”“节”的删选，标志词“闻之曰”又是对“丘闻之某人（或某文本）有言曰”的缩略改写（拙作《孔子“闻之曰”言论承传模式的生成及演化——以上博简〈从政〉为中心》），此篇通过省略现实语境中的言论接受者与发出者，使得原本的“问对体”转换为“语录体”。待完成“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双重转变后，原始笔记的“章”“节”就形成以“篇”为流传单位的文本。如与《礼记》中《奔丧》《投壶》同属“逸礼”的上博简《天子建州》，具有甲、乙两种抄本，二者形制的差异，说明除不同文献外，同一篇文献的不同抄本，也会在传习中单独成卷。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数礼学文献“单篇别行”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异篇同卷”的形态，即自成起讫的数篇合抄于一卷。如在汉代分属大小戴《记》的上博简《武王践阼》《民之父母》，基于竹简形制、字迹、保存状态的高度一致性而与《颜渊问于孔子》《子路》等礼学佚篇合抄一卷。此外，郭店简《缁衣》《五行》两篇、郭店简《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亦有很大可能“异篇同卷”。由此，原始笔记的“章”“节”书于竹帛而成“篇”的过程，会伴随文本形态的变化。战国时代的礼学文献不仅大量“单篇别行”，还开始出现“异篇同卷”的传习形态，其中对数“篇”礼学文献的合抄，成为后世编纂《礼记》的雏形。

　　第三阶段，汉儒将秦火后转写为今文的礼学文献“以类相从”地传抄于不同形制竹帛。据传世典籍记载，汉初由“献王所得”“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出现一批幸免于秦火的古文“礼记”。作为汉宣帝时海昏侯刘贺的随葬品，新近出土的海昏简“《礼记》类文献”，直接反映出戴圣在西汉宣元之际所编《礼记》的早期形态。此类简文皆为汉隶且内容多与今本大小戴《记》选录的篇章相合，可知当时流传的古文“礼记”多转写为今文，其中一些在礼学传习中脱颖而出，成为汉代贵族礼学教育的基本文献。整理者主要按形制特点将简文分为四组。第一组相当于今本《礼记》的《曲礼上》《曲礼下》，郑玄《三礼目录》谓《曲礼》记“五礼之事”，故其兼具先秦“五礼”制度而用较长竹简单独抄为一类。第二组所涉《祭义》，孙希旦《礼记集解》云“因祭而言孝”；《丧服四制》所云“四制”以“恩”为首，篇末又以“孝子”之“爱”“礼”“志”作结；《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则阐明曾子“孝悌”“事父母”之道。可知此组四篇皆蕴“孝道”而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相合。第三组相当于今本《大戴礼记·保傅》，其事关“保傅”制度自不待言。第四组《中庸》与“公明仪问曾子论孝”章等出土时与形制书体相同的《论语》简混杂一起，说明它们关系密切而在当时被视为性质相类的文献。又同墓出土木楬中可辨识的《燕礼》《乡饮酒》《乐记》《昏礼》等《礼记》早期篇名，其中《燕礼》《乡饮酒》《昏礼》均为“释经之记”而汇集一处，它们在后世《别录》的划分中又恰好同属“吉事”，可知刘向对《礼记》篇目的分类渊源有自。今本《礼记》中同属“祭祀”的《祭法》《祭义》《祭统》，同属“丧服”的《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同属“通论”的《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分别聚合，即“以类相从”形态在《礼记》编次中遗留的早期痕迹。职此之由，西汉宣帝时的礼学文献，因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被传习者采用统一格式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简帛上，已然显现出“以类相从”的聚合特征。其中或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或篇幅较短而数篇为一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单行本”共同构成戴德、戴圣编纂大小戴《记》的直接文本来源。

　　第四阶段，戴圣在甄选不同形态礼学文献基础上，将绾合与改动后的四十九篇“新编”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统一的“丛书”。戴圣编选《礼记》时采用的礼学文献形态多样，不单是汇集“单独成篇”的文本。其中既有吸纳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者，如后世分为上下篇的《曲礼》《檀弓》《杂记》；又有删选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聚合为一类者，如《别录》所谓“祭祀”“丧服”“通论”等类型；还有刺取已然成书者，如《乐记》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在甄选上述不同形态的礼学文献后，戴圣还进行了绾合与改写的“新编”工作。如《礼记·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前的“经文”部分作于战国，此句及之后的“故训”部分则成于秦汉人之手（王锷《〈礼记〉成书考》），戴圣选出此篇后或将“经文”“故训”合为一篇。这种缀合“经”“传”的方法，在汉初马王堆帛书《五行》中已有显现。又如较之郭店简、上博简两种传本，《礼记·缁衣》在引用《诗》《书》、增益三章、章节次序上的较多差异，除“错简”因素外，不能排除戴圣在编入《礼记》时有意改写的意图。吴承仕认为《记》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大小戴《记》则犹晚出之丛书。“《记》百三十一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说明其在刘向校书时就被杀青定稿、缮写上素。与此相类，鉴于甄选的礼学文献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写，戴圣也需将“新编”的众多文本以统一格式缮写于形制一致的竹简，最终形成四十九篇规模而由若干简册组成的“丛书”。

　　总之，从出土文献所呈现的“物质”“文本”两种形态而言，《礼记》成书可概括为准备素材的“章”“节”、单行与合抄的“篇”、按类传抄的“单行本”与综合制作的“丛书”四个阶段。作为“丛书”的综合制作者，戴圣完成了四十九篇《礼记》文本的定型，即郑玄《六艺论》所云“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东汉马融、卢植、郑玄为《礼记》作“注”，则已步入其经典化进程。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