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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巴蜀文字学发展述略‖霞绍晖

作者:霞绍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3-07-13 16:01:43 浏览次数: 【字体:

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6期

巴蜀文字学发展述略

霞绍晖

学术思想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它在早期大致有两种传播形式,一是口耳相授,一是通过文字传播。不论口耳相授还是文字传播,都需要一代代人为之而薪火不熄。一方面继承前人的精髓,另一方面在理解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发挥创新,由此学术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春秋以前,统于王官;春秋之际,礼坏乐崩,王学散于民间,私学兴起,给学术注入新的动力,学术由此繁荣起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秦统一后,各种学术思想经过交锋,走向一统。在此过程中,各别国对传统学术王学的阐释,几乎都靠文字来实现。因此,文字学不论在方法还是理论上,都获得巨大发展。巴蜀地区作为初始的别国,学术自然与大一统的王学不同,故在融入主流学术圈的过程中,中央王朝统一文字的推广与使用,发挥了重大作用。反之,国家政权的统一和治理,也推动了文字之学的发展。

巴蜀地区的文字学,因有著述传世,自汉以降,发展脉络相对清晰。总体上看,巴蜀文字学以继承和使用秦国文字为端始。秦并天下,建立了庞大的封建统一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曁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对于偏隅西北的秦国而言,虽以虎狼之师兼并六国,拥据庞大的疆土,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 但分裂数百年的天下,早已养成各自部族习性,诸如方言、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以武力强行捆绑,并不能化解其旧部之间的各种矛盾,真正要实现大一统,并非易事,何况秦在立政之初,还发动了“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的反动行为。刘汉立极,充分吸取了秦朝教训,除承袭前秦的有利于中央王朝控制各藩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还加强了文化建设。《汉书·武帝纪》:“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这里可以看出,汉代文教政策,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儒学定为官学,即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二是实行察举制,选拔可堪大任的俊茂贤良之人;三是废除挟书之律,兴办学校。这为汉代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巴蜀作为偏于西南的被统一的地区,以小篆为合法文字的普及与推广,在融入中原学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产生得很早,但巴蜀地区至今未曾发现与汉字符号系统类似或相关联的古文字。巴蜀地区记录或研究文字的著作,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云:“《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一般说来,若非专门字书,都会有复字出现,由此推知,《凡将》很可能就是蒙童识字一类的著作。至于其所载之字是什么形体,史籍未曾明言,大概以小篆为正。其后扬雄作《训纂》篇。《汉书·艺文志》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成就倍加称赞,如清吴福连《拟四川艺文志》云:“《凡将》《训纂》,蜀儒小学,冠冕海内。”自许慎《说文解字》出,中华文字由此大一统,六国文字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巴蜀的文字学研究,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五代两宋时期,获得了相当发展。前蜀僧人贯休编有《重集许氏说文》,后唐林罕著有《说文字源偏旁小说》,南宋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宇文绍奕《原隶》及李从周《字通》等。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著作,基本上以篆体为研究对象,体现了承接汉唐余波的学术风格。元代有陈瑛《篆书》,亦是汉唐文字学余波,惜此书不存,难以知晓其是否为文字学著作。这一时期,文字学著作表现出多元学术风格,除沿袭前代的考订文字形体、探讨《说文》之外,还出现金石文字探讨、文字与声音关系探讨、经书文字订正等,惜传世者相对较少,我们只能通过所见序跋推知。

贯休(832—912),俗姓姜氏,本为婺州兰溪人,出家为僧,入蜀,前蜀主王建深器之,封为禅月大师、守西川僧箓大师。前蜀永平二年(912)卒,年81,葬于成都北门外。贯休工篆隶,著作有《重集许氏说文》《宝月集》等。惜其书不传,未能探究其详细内容。

林罕,字仲缄,温江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邵必缘进《礼记石经》陛对,仁宗顾问:“罕之书如何?”必曰:“虽有所长,而微好怪。《说文》归字,从堆,从止,从帚,以堆为声。罕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氏矣。《说文》哭,从吅,从狱省。罕乃云象犬嘷,此怪也。”③这段话记载的是林罕的《说文字源偏旁小说》一书,惜其今已不传,但林罕的文字学,由此可见其概貌。

李焘,字仁甫,眉州丹棱人,累官至敷文阁直学士,著《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此著不用《说文》部首顺序,仿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体例,按照《集韵》韵目重新编排,起于“东韵”东字,终于“狎韵”甲字,每韵中又按偏旁笔画多少为序收列各字。其目的是便于翻检《说文》而作,可视其为《说文解字》之辅。需要注意的是,李氏把音读与字形结合起来,虽未曾讨论音义关系,却是蜀中较早关注音义关系的著作。经虞仲房建议,改为仿徐锴《韵谱》旧例,实与创作初意不牟,故其序及跋有“要自别行”“要须各形”之语。

宇文绍奕,字卷臣,或作兖臣,成都双流人,尝官剑州通判,历知资州、临邛、广汉等州,后卒于家。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载其《博雅堂记》云:“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夷狄,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聍,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经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曰‘博雅’。”曹氏所载“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者,应即《原隶》之著。《原隶》曾刻石于资州,今亡。

李从周,眉州彭山人,曾从魏了翁游,撰《字通》一书,本意是针对当时书法有太多字写法不统一,故依《说文解字》“六书”说校定隶书偏旁,再辅之以音读。其《自序》称:“此编依世俗笔势,质之以《说文解字》,作楷隶者于此而推之,思过半矣。”此种做法,已经超越字体正俗范围,而成为研究文字有体系的专门著作,故后世均以字书视之。其书在篇首冠以《周礼》“六书”字例,虽其划分部首仍以《说文》为主,但其注意文字形制的“六书”理论,得到魏了翁的称赞。魏氏在《字通序》说:“一日彭山李肩吾从周以一编书示余,大较取俗所易谕而不察焉者,以点画偏旁粹类为目,而质之以古文,名曰《字通》,凡余所病于俗者,皆已开卷了然。”魏氏认为,文字之本在六书,其在《字通序》首云:“书有六体,或指其事,或象其形,或谐诸声,或会以意,或转注相授也,或假借相成也……古之为教必由小学者,将以参稽象类、涵养本初为格物求仁之本……乃有以书学名家者,则仅出一技一能之士,而他亡所进也。”惜其并无论述文字专著。但其关于文字学的主张,很大程度影响了巴蜀学人。

明清二朝,研究文字可考者十余家,如杨慎、李调元、吕调阳、廖平等,著作数十种,研究范围已然扩大,涉及字音、字形、字义的各个方面,巴蜀文字学发展至高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明嘉靖三年(1524)因疏谏纳桂萼、张璁获罪,遭廷仗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辗转于云南、四川之间多年,颠沛流离而卒。其所关文字著述,大略三类:论金石古文字,论经籍文献文字和论《说文解字》及“六书”。

论金石古文字的有2种:《金石古文》14卷,《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金石古文》为诠释两周至两汉时代钟鼎铭器、碑刻石阙文字的著述。全书不录原文,仅载今文,亦无音释,间有按语考证史实、器物存佚状况等。《石鼓文音释》共收录石鼓文字700余,除有今文对释,还对文中出现的部分生僻字、通假字作了音释。

论经籍文献文字的有3种:《古音骈字》5卷、《古音复字》5卷、《奇字韵》5卷。此3种著作都是讨论经籍中词语用字的问题。

论《说文解字》及“六书”:《六书练证》5卷、《六书索隐》5卷、《转注古音略》5卷、《说文先训》等。杨慎提出了“六书经纬说”,成为后来戴震“四体二用”说的滥觞。

杨慎视野广阔,既有对古文字、古音韵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经籍文献用字的讨论,很多观点,都具有创新性,对清代学者研究文字学多有启迪。

清代研究文字的学者,可考之数量远远超过前代之总和。最具代表的有:李调元、吕调阳、廖平、饶炯等。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人。清代四川戏曲理论家、诗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平生著述繁富,文字学著作有《六书分毫》2卷、《奇字名》12卷、《十三经注疏锦字》4卷、《尚书古字辨异》1卷。《六书分毫》并非讨论“六书”,而是讨论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奇字名》专收古籍中出现的奇字,分为81门,并予以诠释。其对名物训释,以征引文献、加以按语的形式来展现,对汉唐诸儒多有批评。

吕调阳(1832—1892),字晴笠,号竹庐,成都彭州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由于他甘于淡泊,绝意仕途,一生苦读,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作品大多辑入《观象庐丛书》。小学著述有《六书十二声传》12卷、《解字赘言》1卷、《商周彝器释名》6卷等。吕调阳因受四川学政何绍基的影响,苦研《说文解字》,对其中所抵牾之处,多有发现,故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说文》相对照,作为书院的授课内容。其《六书十二声传序》云:“予少好许书,以教子弟,讲说则多龃龉,乃舍而求诸古文及三代彝器之文,始略通贯其文之舛误者,复援古书古义古韵以正之,又取陈顾诸家谈古韵之书,详考《周官》典同之法,厘为十有二声,盖作辍二十余年,始成是书,虽未尽犁,然有当于人心。然绝不为许氏影响之谈,亦不敢效王荆舒之穿凿。”其自信可见。

左图:吕调阳《六书十二声传》(霞绍晖/供图);右图:廖平《六书旧义》(霞绍晖/供图)

廖平(1852—1932),字季平,又字旭陔、勖斋,四川井研人。少负宏志,一意向学,转益多师,为学屡变。大致经历笃好宋学、博览考据、专求大义、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大统小统、天学人学、人天小大、五运六气等9个阶段。廖平小学著述共计17种,其有关文字的著作有《六书旧义》《六书说》《形声类》《释字小笺》《文字源流考》5种,单篇小文有《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3种。其中《形声类》《释字小笺》《转注假借考》《孔氏古文考》《秦焚字母文考》5种,未见其流传。廖氏文字学用力处在于专论“六书”,主张“象形、指事、转注、假借四书,皆各自为说;于会意、形声二书,则合而论之。其区别指事不同象形、会意处,亦辨析至清,均较诸家象形、指事之说批次混乱者为优。”廖氏竭力维护许慎“六书”之说,但也有维护太过而悖离许说之旨者,如谓假借应分依声、讬事为二类,别为四源石二例,皆与许慎本意相乖离,正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违戾许书,又与诸家之论六书各逞其臆说者相伯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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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霞绍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馆员)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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