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欣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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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郭良玉著《三论一谈》图片由作者提供

何兹全著《魏晋南北朝史略》图片由作者提供

郭良玉著《平庸人生》图片由作者提供

何兹全、郭良玉夫妇和学生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述往】

学人小传

何兹全,1911年出生,2011年去世,山东菏泽人。历史学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0年回国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著有《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等。

郭良玉,1915年出生,2007年去世,山东巨野人。20世纪30年代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清华大学成志学校、北京三十九中教师。著有《唐太宗演义》《唐明皇》《中唐演义》《严复评传》《女皇武则天》《朱元璋外传》《犁妮的童年》《平庸人生》《人生杂谈》等。

说起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的“风水宝地”,大家公认是家属区的红楼区。六座看似平实但透着典雅的红色小楼,均匀分布在幼儿园的北侧,花木舒朗,林影婆娑,小径蜿蜒曲折,草坪起伏不一。若干元老级、大师级人物栖身其间,更使小红楼成为一片充满故事、具有丰富历史感又与现实紧密关联的区域。何兹全先生一家改革开放后搬至红二楼2号,那就是我们学生辈心心念念的“何宅”。

师母郭先生

追忆何先生,就必然会想到郭先生。

郭先生即郭良玉先生,何先生的夫人。1986年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入职北师大历史系(后改为历史学院),初到何宅拜见何先生和师母,进门不久,郭先生就纠正我对她的称呼,不要称“师母”,必须称“郭先生”。入何门二十多年,“郭先生”这一称呼也持续了二十多年。

我在何先生家中看过不少老照片,对郭先生年轻时的两张照片印象最深。一张似乎是她和大学同学的合影,数名年轻女子面对镜头,轻松、自然,站位错落有致。虽然时隔几十年的岁月沧桑,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郭先生,与其说是因为她的圆脸盘有异于其他人,不如说是她独有的气质——高雅、高傲、特立独行的神态有别于常人。另一张是郭先生与何先生的合影,两张年轻的面孔,一个宽厚仁慈,一个独立倔强,神态各异,却浑然一体。

何先生和郭先生都是山东人,何先生是菏泽人,郭先生是巨野人。郭先生童年时曾入学读书,因家贫,苦于生计,又因郭先生是女孩,母亲希望她辍学。郭先生一怒之下逃离家门,独自在外求学、打工。后来,郭先生将这段经历写成自传体书籍《犁妮的童年》。这本书记录了她童年时艰苦坎坷、奋争自强的经历,非常值得一看。郭先生独立自强的性格显然与这段经历有关,用“郭先生”取代“何师母”的称谓,正彰显了郭先生不依附、不依赖他人的个性。郭先生独著有《唐太宗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唐明皇》(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唐演义》(河南人民出版社)、《先秦宫廷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严复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女皇武则天》(天津人民出版社)、《朱元璋外传》(河南人民出版社)、《犁妮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平庸人生》(中华书局)、《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华文出版社)、《人生杂谈》(新世界出版社)等,读这些书,你都想象不到这是从一位没有完整念过大学、长期在中学从教的老人的笔下流淌出的文字。不过,再想想,郭先生是优秀中学语文教师,厚积薄发也是必然的。

年轻时的郭先生端正美丽,又极有个性,大概在挑选未来伴侣时也比较慎重。据说当时追求郭先生的大有人在,何先生是其中之一。何先生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子弟,虽然父亲官职不显,但堂兄何思源出道早,对这个堂弟呵护有加。年轻时的何先生风流儒雅,一表人才,学养品质上佳。隐约记得何先生属于锲而不舍一族,终于获得郭先生的芳心。何先生曾说,他经常在课余时间走上一段路去看郭先生,两人在乡间小道上漫步(具体地点现在已无从考证)。可以推想,他们谈理想,谈学业,谈时事,谈未来,是否也会谈到今后的牵手?也不知,两人何时开始了携手数十年的恩爱岁月。

这几十年的岁月,何先生和郭先生经历过战乱时的颠沛流离,经历过李庄(抗战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址于此)的潜心苦诣,经历过远渡重洋、天各一方(何先生曾赴美三年)的蹉跎,经历过个人命运的沉浮与劫难。在我进入北师大跟随何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这些都已经成为遥远却难忘的往事。

苏武与花木兰

据师兄们讲,何先生最喜欢也是唯一会唱的歌是《苏武牧羊》,但我却从来没有听他唱过,连哼唱也未曾听见过。在他仙逝后,我们试着放了一次,曲调悲怆而苍凉,不忍卒听。苏武出使匈奴,蒙难北海,19年持节不屈。何先生之所以喜欢听“苏武牧羊”,应该是事出有因。

20世纪30年代,各种思潮涌入风雨飘摇的中国,各路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救国拯弊。在史学界,一批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试图探索和解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历史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等问题,其实最终关注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学者是乾嘉学派盛行一时后的“另类”,并非埋头于故纸堆,而是强调从社会内部矛盾分析社会的变化,理论与史料并重,主要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文章发表要求短而精湛。何先生作为其中的一员,这期间先后发表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质任”解(一)》《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文章,成为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代表性学者。

在“文革”中,成名甚早的何先生境遇并不好。他1950年入职北师大,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一直到1978年才评上教授,因此戏称自己是“30年副教授”。当年,在赴美留学几年后,新中国如旭日东升,何先生毅然回到祖国。在他看来,国家要想安定,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只有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在国家大义、民族气节上,何先生是无可指摘的。尽管屡经磨难,但何先生初心不改。正如《苏武牧羊》的歌词“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30年副教授”也使得何先生赫然列入全国四大名副教授之中。其他三位据传是上海陈旭麓、北大汪篯和张芝联先生,应该都是因岁月蹉跎、经历坎坷,他们的“学”与“衔”较长时间脱节而有是说。

师母郭先生虽然也是山东人,但她是在河南上的大学,最喜欢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不止一次听她在家中唱过这段,声调高昂、明快,让人听了还想再听。据说她在公开场合也唱过,博得满堂喝彩。

花木兰,女中豪杰,巾帼英雄,郭先生喜欢花木兰,是有理论、有实践的。我初次拜访何先生,就发现何先生家的惯例:重要或亲近的来访者,郭先生都要亲自“接见”,重要的事和紧要的事郭先生都有担当。她最“出彩”的事迹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最能体现郭先生性情的有三件:

其一,当年何先生考上北大后,学费和生活费全由“仙槎大哥”(何思源字仙槎)供给。郭先生从小受穷受苦,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先生(何先生),从小都是家里做好饭,摆好一大桌盛放菜饭的碟碗,只等他一人来,他每样尝一口,大家才开饭。上大学,大多是穷学生,但你们先生有‘仙槎大哥’的资助,每年二百大洋,过得很舒服,根本不用为学费和生计发愁。”何先生后来出国留学,仍然是得到何思源先生的资助才得以成行。据说何思源先生承诺资助后又有犹豫而迁延,郭先生不顾劝阻(也可能是别人根本不知道她的打算而无从阻止)径直冲进何思源先生的办公室,掷地有声地说:“不给(钱)是理,给是情分!”说罢,扭头扬长而去。结果何先生留洋的资费终得以落实。

其二,1947年,当何先生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时,郭先生带着独子——当时年仅八岁的何芳川大哥在北平艰难度日。当时国民党穷途末路,社会经济陷入混乱,物价飞涨,币制紊乱,强行发行的金银券飞速贬值,人心惶惶。郭先生租住在北平城的一个四合院里,在交房租时,房东拒不接受她交的纸币,坚持要“袁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圆),但郭先生并没有“袁大头”。房东故意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指骂她不交房租妄图赖账。郭先生一向性格刚烈,年轻时还练过功夫(何先生也练过武术,看来山东出好汉不枉虚名),当然受不了这种屈辱。当房东又一次在院子里谩骂时,郭先生实在忍受不了,心想:别以为我们妇孺好欺负!拉上芳川大哥,毅然冲出房门,给予坚决反击,气势如虹,语言铿锵,直逼得房东连连后退,一直退回自己屋里。郭先生穷寇仍追,一脚踹开房东掩上的房门,摔下一摞金银券。此后,房东领教了她的威力,不仅不敢口出狂言,连见面都要低头绕着走了。其实,郭先生还有多次侠义之举(如果能称之为侠义的话),不过以这次最为精彩。

其三,记得有一次,某报纸刊登了一篇有关一个小女孩得白血病的报道,大意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郭先生立刻行动起来,自己首先寄出了捐款若干,然后号召我们几个学生响应。但我们觉得情况不明,最好是帮助我们身边更为了解的人。于是,此后若干天,大家再访何宅,都发现郭先生郁闷有加,大概是觉得我们缺乏“博爱”的胸怀。她主张的是,但求问心无愧,不管结果如何。

何先生与郭先生,苏武与花木兰,唱与不唱,或低或高,两位老人的“书生本色,爱国情怀”,全蕴含在其中了。

“勿以善小而不为”

何先生对人、对事不急不恼,和郭先生性格迥然不同。他自称“大时代的小人物”,而小人物却有“大关怀”。两位老先生家里大事共同商量,对学生、对朋友、对晚辈、对普通民众、对弱势群体的好是高度一致的。

“勿以善小而不为”是刘备临终前给其子刘禅遗诏中的一句话。何先生和师母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写在纸上、落实在行动中。

何先生仙逝后,我们在整理何先生和师母的遗物时,有很多新发现,其中就包括几次捐赠的收据。最“古老”的就是为抗美援朝而捐出的19两黄金。那张收据是泛黄的纸本,浸染着时代的烙印,跟随何先生经历了“反右”的风雨,度过了“文革”的坎坷,居然还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足见他对这一纸收据的珍爱。这19两黄金应是当时何先生和师母的“老底”了,最困难的岁月也不曾动过的“老底”。老话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这些“老底”或许可以追溯到李庄,可以追溯到何先生赴美前,不论生活如何艰难,这些“老底”都是何先生一家作为在未来未可期的生活中赖以生存的底气。20世纪50年代的慨然捐赠,正如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借以抒怀的,是他深植于心底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使然,与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大义使然,也表达了何先生和郭先生对新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与信心。

遗物中还有捐给菏泽一中1000元的收据,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1000元,可以折算成一个普通教师20个月的工资。我们专门访问过何先生的母校山东省第六中学,也就是现在的菏泽一中,仍是当地名校。当地人用“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激励后学,就是因为出生于此地的何先生,先上六中,再考到北大,后出洋留学哥伦比亚,堪称激励家乡子弟的楷模。菏泽一中的校史展,展柜里陈列着何先生和郭先生撰写并捐赠的一系列著作。我们轻轻抚摸着橱窗,仿佛能感受到两位老人一个世纪的坚守。

最后的一次捐赠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何先生捐出特殊党费一万元,支援灾区人民。这次,他得到的是大红封面的烫金捐赠证书。斯人已逝,时光不再,但证书犹在。

与菏泽临近的聊城也出了不少大人物,其中与何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视为恩师的傅斯年先生。聊城建有傅斯年纪念馆,位于傅宅的原址之上。前身为聊城师院的聊城大学,因聊城也是何先生的故乡,特聘何先生和郭先生为客座教授。历史系的老师带我们重走何先生与郭先生经常漫步的一条小径,还去看了两位老人曾经住过的小楼。他们回忆,何先生来聊城大学授课,他们陪两位先生吃饭,郭先生明确要求,此后不需要任何人陪同,伙食上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何先生还将聊城大学发给他的一万元讲课酬金捐给了聊城大学,作为贫困学生的奖助学金。我们学生辈大都受到何先生和郭先生各种名目的资助,不胜枚举。

师母好行侠,先生好助人。何先生喜好篆刻,会刻章,在有关别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还发挥了作用。考大学需要高中文凭,20世纪30年代,很多年轻学子因种种原因没有毕业证书,有的是遗失了,有的是因战乱或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学业,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很多东北学生流落入关,北平也聚集了不少山东籍的东北流亡学生。那时,何先生正在北大上学,不少山东老乡向他求助。于是何先生就开了小作坊,拿出随身携带的空白毕业证书,再盖上自己刻的校长印章(没有人辨别真假),给一些急需帮助的老乡和朋友,助力很多人考入大学。当时用类似做法考上大学的,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知名学者,这也算史学界的“逸闻”吧。何先生多次和我们谈起此事,似乎还颇有“余兴”。

何先生为人排忧解难,助人为乐,其实很多时候都体现在细微之处。司机班的师傅,校内养护花草的工人,实习餐厅的小姑娘,医院的小护士,都是何先生和师母呵护、关爱的对象。北师大司机班师傅最喜欢为“何老”出车,实习餐厅的小姑娘每到过年都会收到压岁“红包”。何先生曾几次住院,医院的小护士对何爷爷敬慕有加,经常关切地问躺卧在床的爷爷感觉怎么样,何先生每每都会伸出左手(因中风右手功能受损)用力握住她们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表示自己状态尚佳,不让她们为自己担心。

“日理一鸡”

何先生和郭先生待学生亲如家人,“日理一鸡”的说法流传甚广。

何先生和郭先生生活俭朴、饮食清淡。有人询问他们长寿之道,他们的回答是棒子面粥加红薯,这也确实是他们常吃的主食。郭先生喜欢收拾房间,但不喜欢做饭。然而,两位老人担心学生的伙食不好,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每次都做很多菜,并不断为学生夹菜。据师兄于琨奇和薛军力说,有次去何先生家吃饭,两位老人做了很多菜,还给他们每人一只鸡,不吃不行,盛情难却。于是,他们戏言道:都说日理万机,我们到老师家中是“日理一鸡”。从此“日理一鸡”成为何门弟子中广为传颂的名言,伴随着我们在何先生的小红楼家中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

后来,两位老人体力逐渐下降,在家里请客比较吃力,就改到校内的实习餐厅,自己掏钱并亲自陪同。二老身体实在不行,就由我们这些也是学生的年轻老师代表出席,我由于住在校内,几乎成为“常任代表”。每次吃完饭,郭先生要求桌上汤水不留,都要打包,这一习惯对我影响颇深,延续至今。郭先生常说:浪费粮食,暴殄天物。现在我和学生聚餐,餐后都会盯住盘里的剩菜,一一落实由谁打包带回,并反复提起这是郭先生留下的“光荣传统”。但时过境迁,我们一般装菜而剩汤,没有达到郭先生的高度。2006年何芳川老师去世,2007年郭先生因病仙逝,但“日理一鸡”的传统仍然在延续。我每次去何先生家,他都要嘱咐保姆精心准备,要有鱼,要有多少个菜,不吃不行。有时下课晚了,他还会等着我来吃饭,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天愿做比翼鸟

我到北师大工作是1986年,1987年又在职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那时两位老人都已经70多岁了,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携手漫步在小红楼周围的林木丛中。我们去何宅求教时,也经常看到郭先生给何先生按摩,先从头部开始,再到肩部和胳臂,郭先生一边按摩一边叨唠:“你们先生啊,就是个享福的命,从小就没吃过苦。”何先生坐在他专属的那把“太师椅”上,双目微闭,满脸笑意,享受着师母的按摩和唠叨。

何芳川老师去世后,两位老人仿佛一下衰老了,相濡以沫之情更加浓郁,几乎形影不离。尤其是郭先生,不仅精神受到打击,身体也渐渐不支,后来患上绝症。郭先生住进医院,何先生就成了“全陪”。日常治疗和护理有医护人员和保姆,何先生就是每天陪坐或陪卧在师母身边。除非有客人来探望,何先生会起身接待,其他大部分时间,两人手拉手,互相望着对方,或说话,或不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两人共同的最后时光。在师母离世前的半个月,何先生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化作双燕子,比翼飞宇宙”。

师姐薛振凯老师说,山东电视台到北师大拍摄何先生的专题片,最后一组镜头是两位老人在红楼区的月季花和葱茏的林木中携手渐行渐远的背影。我虽然没有见到过这组镜头,但每次路过已经成历史的“何宅”,仿佛仍然能感受到宅内曾有过的温馨,仍能望见两位老人牵手步入花丛、在树影摇曳中的背影。

(作者:宁欣,系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