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是早期文明研究的热点，也是研析社会文化的重要观察点。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重要载体，其中象形文字的传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又是中国系统文字的开始。裘锡圭说：“商代后期的汉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显得相当成熟。”黄德宽指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这种成熟的象形文字何时形成完整系统的符号体系？中国何时步入成熟的文字时代？近年来，郑州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等早商都城遗址不断发现骨刻文字、金文、朱书文和陶文等早期文字遗存，揭示出早在商代前期，中国已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

　　书迹都垣：文字与都邑关系密切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商代分为前期（公元前1600年—前1300年）和后期（公元前1300年—前1046年）两个阶段，目前发现商前期的郑州商城、小双桥和安阳洹北商城遗址，均有文字遗存，展示出商代社会文字与都邑间的密切关系。

图1

　　郑州商城面积巨大，外城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内城接近300万平方米，内城东北部发现有宫殿区。从地层学观察，郑州商城遗址的始建时间为洛达庙类型时期，使用时间延续近二百年，其位置与年代均与文献中商都亳的地望和存续时间吻合。商城遗址内不断发现骨刻文字遗存。1953年4月，二里岗遗址出土一件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也有人释为“又土羊乙贞从受十月”；该骨辞因地层扰动，年代归属争议较大。陈梦家认为可能为殷墟时期，而参与当时发掘工作的裴明相认为年代较早，李学勤、郑杰祥等学者则认定该甲骨应属早商二里岗期。1954年，郑州商城一探沟内发现一件残骨器，上刻不完整的正三角形，中间有一个“（见图1）”字。1989年秋，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项目工地二里岗上层的灰坑遗迹内，出土一件用动物肢骨加工的骨料，正面有两个刻划文字，有人释为“厄弜”（《合补》附录311）。1990年夏，在清理郑州电力学校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夯土坑H10时，填土中出土一件残骨片，骨料正面偏上部中间有两个刻划文字，有人释为“弜厄”（《合补》附录312）。

图2

　　除了骨刻文字外，金文遗存在郑州商城也有发现。白家庄墓地出土1件青铜尊，颈部刻有三个等距离的龟形图案。唐兰释为“黾”，也有学者认为是龟徽，应为族徽文字。1964年郑州杨庄出土1件爵，腹部一侧为对称的双目；曹淑琴认为是商周金文中常见的“（见图2）”字。

　　小双桥遗址地处郑州市西北郊，面积约600万平方米。遗址由宫城、道路、灰坑、壕沟、夯筑基址等多类遗存构成，出土遗物丰富，计有青铜建筑饰件、青铜容器、玉石器、海贝、金箔和朱书文字等。因遗址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嚣地范围相符，学界将其认定为仲丁所都之嚣（隞）。郑州商城的废弃与小双桥遗址的兴起和繁荣在年代上的前后相继，两大商都遗址的兴衰关系，恰恰是商王仲丁自亳迁隞历史大事件的反映。

　　199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小双桥遗址祭祀坑或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和地层中，发现各种类型的陶缸，其中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和内壁有明显的朱书文字和陶文。朱书文字包括二、三、帚、匕、旬、天、东、父（尹）等，文字内容可分三类：一是数目字，如二、三、七等；二是单个象形文字；三是多个单字组成的短语，该类文字数量较多，但因陶器破碎，保留的文字为1~3个字。陶文多为单字，刻划在豆、尊等陶器上。

　　洹北商城坐落在洹河北岸，与殷墟隔河相望。城址平面约方形，面积400万平方米，分外城和宫城。宫城位于外城南部偏东，平面呈长方形，内部发现多处大型夯土基址。有学者力主洹北商城是“河亶甲所居之相”，亦有学者倾向它是盘庚所迁之“殷”。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洹北商城的商代地层内发现一骨匕，上刻“戈亚”二字。

　　这些商代前期都邑发现的文字遗存，展示出早期中国象形文字发展前后承继、相袭发展的历程。郑州商城骨刻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早商文字遗存，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卜辞。它的发现，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头，在中国象形文字史上具有界标意义。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则为二里岗卜辞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旁证，表明早期中国在二里岗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这种在祭器或兽骨上朱书祭祀内容的传统在商代前后相袭，至殷墟早期仍有发现：1987年安阳小屯北地出土的大口陶缸上，也有朱砂书写的6个文字；殷墟发现朱砂书辞多书于龟甲的反面，亦反映出朱书文字历早晚商一直应用于祭祀的传承性。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分析，小双桥朱书文字与甲骨文、金文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古代文字，有的与甲骨文、金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

　　作为早商主要都邑，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骨刻文字与朱书文字的发现，至少将成熟汉字使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余年，展示出早期文字发展和使用与都邑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并非所有早商都城遗址均有文字遗存发现。1983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偃师商城，从城址规模、布局和城垣城门特征看，应为军事堡垒。偃师商城大城在性质上应属当时郑州商城的陪都，并非主要都邑，城内也并未发现重要文字资料。我们或可推断，在早期国家发展中，至少在商代前期，文字是最重要的稀有信息资源，且与重要都邑关系密切，被高等级的贵族阶层垄断。

　　册典齐备：竹（木）简是商代文字的重要载体

　　按照载体的不同，目前发现的商前期文字可分作三类：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刻于牛骨上的骨辞、刻划或书写在陶器上的陶文等。金文字数极少，多为族徽，一般一器一字，笔画浑厚，象形明显，以目、龟为多。骨刻文字数量较少，主要刻划在牛肋骨上，字体已有简化现象，主要用于记录占卜内容。陶文多为数字，也有“矢、木、网、黾、臣、鸟”等象形字，线条简练，包括“刻划符号”和朱书文字两类。“刻划符号”多刻划于大口尊的口沿或肩部，烧成后以锐器刻成，一般为单独字，不见成篇幅的文字，内容多为数字。这些陶器上刻划符号的含义或可据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遗存厘清线索：曹建敦认为可能是用来表示举行祭礼时祭器陈列的位置次序；大口尊上的刻划数字也应有此含义。数字之外，陶文中的象形字还作为工匠徽记出现。

　　由是观之，目前考古发现的早商文字虽然载体丰富，但内容相对有限，仅包括族徽、占卜和序数等类目，完全不见政令、政事内容。那么，当时的政令、政事又是通过何种书体、以何种载体记录下来的呢？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里的“册”当指简册。殷墟甲骨文中的“册”，保留了简册图画的原始形态，串系两条绳子，竖笔有的参差不齐，有的整齐划一，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与秦汉简牍的形态十分相似。裘锡圭认为《尚书·多士》的记载及甲骨文“册”字的发现，表明商代已有典册，商代典册内容比甲骨文、金文更为重要，文字篇幅也一定更长；可惜竹木易腐，未能存今。李学勤也指出，商周两代史官的官名叫“册”，其职务在于书写掌管典册，即“作册”，这表明商代已有简册，而简册就是当时史书的主流载体。

　　这些线索和推论均指出，在金文、骨辞和陶文之外，早商时期还应存在一类重要的文字载体——简牍。根据已经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简牍的书写内容可以推断出，早在商代，简册文字已是主要的通行文字形式；简牍上记录着殷商王朝的政事、百官政令、天文历法及生产生活等广域万象，是商代档案、典籍、文书、律法、规范的重要载体。简牍制度的形成，是中国文字成熟并在较大范围内使用的产物。因此夏鼐指出：“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

　　卜祀鼎新：龟甲卜辞的流行始于晚商殷墟时期

　　中国甲骨占卜历史悠远，早商时期就使用大量卜骨，郑州商城发现卜骨74片、卜甲37片，小双桥出土21件卜骨，洹北商城发现卜骨107片、卜甲43片。洹北商城的甲骨均为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虽然都经过钻、凿、灼，占卜痕迹明确，但却没有刻辞。这一现象说明，商代前期虽然已用甲骨占卜，却未形成刻辞于龟甲的传统；郑州商城牛肋骨、洹北商城骨匕上的刻辞以及小双桥祭祀陶缸的朱书，均表明这一时期卜辞的主要载体是陶礼器、牛肋骨，推测竹简可能是主要载体。

　　目前考古资料表明晚商殷墟时期，祭祀卜辞文字的记录载体发生巨变。考古学界将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早段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尚未发现刻划卜辞的甲骨；第一期晚段至第四期相当于商王武丁到帝辛时期，卜辞开始在甲骨上大量出现。卜辞在武丁时期大量刻于甲骨可能与武丁的祭祀改革直接相关；事实上，武丁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不仅体现在卜辞载体上，而且在都城迁徙与都邑结构上有所反映。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墟就是传世文献中“商邑”，由武丁在洹水南岸营建而成。近年来，考古学家在洹水北岸又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城址——洹北商城。如果将洹北商城与殷墟相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牛世山明确指出，“从城市的角度看，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各自基本具有城市的各类要素与功能；两者在空间上相邻，平面形态差别明显，殷墟商邑虽然很大，但范围并不方正，商王宫殿区与各类功能区的布置都无法纳入像洹北商城那样一个规整的范围。殷墟商邑与洹北商城的规划明显不同，是两座规划与布局迥异的城市实例”。殷墟在城市规划布局上与洹北商城的差别正是武丁改革在政治上的体现。

　　随着都邑迁徙与政治变革，甲骨文成为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和卜辞载体。考古发现卜骨数量众多，共计十余万片，内容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也可见多邦国部族的族徽称名。李孝定指出，甲骨文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确立的定型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兼备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已基本确立了构形方式，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

　　文化辐射：早商文字的传播

　　目前商代前期的文字材料虽然不多，但却是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资料，据此可将商代前期文字的传播和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商前期早段郑州商城和小双桥时期。除了这两处都邑遗址外，周边地区也有少量文字发现。1978年河南中牟县大庄遗址发现1件青铜戈，援两侧各有一“臣”字；1972年陕西岐山县京当出土1件青铜戈，戈内两侧铸有“臣”字铭文；1977年湖北随州浙河出土1件青铜戈，铸有一铭文，简报称“双S纹”。这些文字均为青铜铭文，字数极少，多为族徽。这些铭文的发现，展现了早商文字已以河南为中心，在商文化核心区及其周边的陕西、湖北传播使用的文化线索。

　　第二阶段为商前期晚段洹北商城时期。这一阶段，河南周边地区文字材料的发现不断增多。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较多陶文，部分与甲骨文字形一致，刻于陶器坯胎上，内容可分两类：一类为数字符号，一类是族氏和人名等。北京平谷商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铸有“黾”字铭文。江西省清江县吴城遗址发现陶文70多个，其中一块陶片上有11个文字。黄德宽指出，吴城陶文属于与甲骨文一个系统的商代中期的文字，而器物和文字记录的内容与祭祀活动有关。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陶器和原始瓷器上也刻有陶文，多是单字或两字，内容主要有数字和象形文字，如“戈”“晶”等。从出土的文字材料可以看出，洹北商城时期文字的传播范围更广，商文化核心区外，南到江南，北至河北、北京，均有文字的使用。此外，这一时期，文字传播的载体和内容也更为多元，不仅有代表族徽的铭文，而且出现了记录祭祀内容的陶文。

　　综上，各地金文和陶文的发现表明，早在商代前期，文字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成为商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前提与条件。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北藁城台西与邢台曹演庄遗迹、江西吴城遗址有陶文遗存发现，展示出至迟在商代前期，陶文已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且文字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展示出这一阶段文字使用的广泛性，也见证了中原文明对周边地方文明强大的辐射力。

　　各司其属：正体字与俗体字的分化与并行

　　郭沫若早在1959年就提出，殷人已在进行汉字的简化，汉字体系的发展在殷墟文化之前必然已走过漫长而成熟的历程。裘锡圭指出，甲骨文是商代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金文则是当时的正体字，是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字体。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绝非中国汉字的起始形态，其成熟的造型和笔法，均显示中国文字在此之前经历过成熟而充分的发展。

　　这些观点随着郑州地区商前期铭文、骨刻文字、陶文的发现不断得以验证。小双桥出土的朱书文字“天”，书于一完整大型陶缸上，作一正面人形，突出头部和四肢特征，字形与金文天字构形相同，属于正体“天”字。而刻于陶豆上的“天”，人形，头部呈方形，下面的四肢为“大”形，四肢简化明显，字形与甲骨文天字相同，属于俗体“天”字。郑州商城白家庄墓葬青铜尊颈部刻有三个等距离的龟形图案，唐兰释为“黾”，应为繁体字；而郑州商城的大口尊刻划的龟形图案则为俗体字。由是观之，郑州商城发现的青铜铭文、小双桥朱书文字上的族名和方国名多为图形文字，均是当时正体字的代表；而这两处遗址出土的骨刻文字、部分陶文线条明显更简练，是俗体字的代表。早商时期正体（繁体）字与俗体（简化）字已经并行，汉字形体已经开始简化，文字已进入成熟阶段。

　　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和洹北商城文字遗存的不断发现，展示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金文与甲骨文，而应溯源至更为古老的时代。至迟在商代前期，文字从形体结构、书写特征及书体分化上均具备成熟文字的特征，且与晚商阶段的殷墟甲骨文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体现出文字系统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勾勒出汉字发展一脉相承的文化特性。正如黄德宽指出：“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从商代前期到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汉字体系经历的只是丰富和不断发展完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中国文字学报》2006年第1期）。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更久远的商代之前，文字已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分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中陶文符号的发现，山西陶寺朱书陶文的出土，均可视为早期符号文字发展的线索。而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遗迹的考古成果，更证明夏商周时期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商代前期文字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和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又为后世所继承并发展。而在这条沿承有序的文字之路中，商前期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