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的随笔集《论家用电器》再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们读过这本书后反响格外热烈，很多同学表示没见过这种以散文的形式进行哲学写作的作品，欣赏之余也提出了许多想法。作为“00后”，加湿器、卷发棒是他们常使用的家用电器，这些日常事务的哲学“说明书”在哪里？于是，我就顺势发起了一次“续写《论家用电器》”的活动，共收到书写12种家用电器的13篇文章。

　　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和出版机构的支持下，3月13日下午，一次题为“家用电器在熟悉的家里向哲学招手”的分享活动在首师大举办，哲学系的学生朗读了自己为家用电器撰写的文章，并在现场收到了宝贵的即时评价。

　　近两年，汪民安有多部著作面世，除《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和《论家用电器》为再版外，还新出版了《论爱欲》和《情动、物质与当代性》。这四本书直接体现出作者个人理论兴趣的演进，也展露出近二十年哲学思潮的变化。在2005年出版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作者聚焦于身体、空间和后现代性三个主题，用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和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从个体身体的异质性与自主性出发，将其延伸至对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现代政治的探讨。后现代性的起源是尼采哲学，他将身体从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身体不再不得不服从于一个理性的他者，恢复了身体所具有的感性的肉体性。在作者看来，后现代性用绝对的差异摧毁了一切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代名词可以是等级制、支配或者霸权；而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后现代性所摧毁的就是形而上学和总体性；再回归到身体上，它要为身体松绑，解除附着和限制身体的事物。于是，在后现代性的谱系当中，福柯、巴塔耶等哲学家也就进入了作者的论域。

　　时隔17年，同《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相呼应的，就是《情动、物质与当代性》。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创作时，学界还处在一种后现代氛围中，而到了《情动、物质与当代性》创作时，后现代已经鲜被提起。定义更为模糊宽泛的“当代性”则变成理论用以描述当下境况的新宠。什么是当代？或者说怎样理解现在？作者梳理了福柯笔下对自身秘密的探索，本雅明笔下时间的停顿和静止，阿甘本笔下的统摄过去……最终，他选择用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物质、语言和艺术的方式对“现在”“当代”给出自己的理解。

　　“情动”概念来源于斯宾诺莎，它指涉的是身体（物体）和身体（物体）之间的关系。德勒兹在进行概念生产时，又将其重新激活，认为存在两个身体，一个是无器官的身体，即强调身体的内在性；另一个是与情动相关的身体，即强调身体与外部的关系。从“身体”到“情动”，是作者注意力的自然转移，但不意味着作者对前者关注的弱化。

　　如果说，作者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中想要表达的是他对情动转向和物质转向的解释和运用的理解，那么《论爱欲》和《论家用电器》两本书则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兴趣和某种理论直觉完成的。

　　《论爱欲》分为爱欲的谱系、转向和爱欲的政治三大部分，这样的写作线索既可以理解成是“爱欲”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迁，也可以理解为是以“爱欲”为视角写就的一部思想史。作者首先梳理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等人构建的爱欲谱系，论述了在前现代时期，即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高贵的爱。继而在“转向”的部分辨析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如何以理性主义为旗号，给爱欲构建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模式。最后，作者在“爱欲的政治”一部分论述了黑格尔、海德格尔、拉康等人关于爱欲的思想，试图直面现代性以来，工具理性对爱欲的驯服，并探求一种拆解的可能。

　　而《论家用电器》则可称为汪民安著作中最“接地气”的一本。散文式的写作风格加之“说明书”般的讲述方式，汪民安用他的文化研究视角描述了诸如电视机、手机、收音机、电灯等家用电器的肌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家用电器在汪民安的笔下“重获新生”，已经不是单纯的物件，而变成具有深意的，能够引发人的本体论意义上反思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空间权力结构。

　　在谈及汪民安著作主题的变化时，有一个词经常被提到——“转向”，但笔者认为，汪民安的著作中有另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更加值得被谈及，就是对人的关心，是对人之为人、何以为人的关心。这种关心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关心，是对每个个体存在方式的关心。

　　举个例子来说，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有一篇聚焦SARS的文章，《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中有一篇章题为“何为赤裸生命”。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同他一直关注的“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有关。“生命政治”是福柯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课堂上首先使用的，他将其定义为一种权力技术，而这种技术是伴随着18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而出现的。福柯用其来指代一种把人的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等等问题合理化的行为，“人”变成了“人口”从而可以被治理。汪民安在文章中谈到，在肆虐的疾病面前，人的社会性的角色被改写，日常生活开始向动物性复归。人离开他者，返回自己的身体。但是，这种返回却仅限于空间上的隔离，人的肉身暂时离开共同体独自生活，不过，由于信息的传播，知识的散布，个体性的人反而被同质化了，从而导致创造力降低。这种同质化使得人们即便在空间上处于隔离状态，也毫不感觉孤独。

　　到了后一篇文章中，汪民安所关心的实际上依然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他将福柯的理论延续到了对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阐释。阿甘本一方面作为福柯“生命政治”概念最忠诚的发扬者，另一方面也与福柯有明显的差异。阿甘本并不认同福柯所认为的“生命政治”是伴随着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而诞生的，他从古罗马法中提取出“神圣人”的概念，并用其重新界定“生命政治”的起点。而汪民安在文章中又不满足于阿甘本的解释路径，认为他和阿伦特只是在宏观的历史叙事中谈及关于西方语境下的一些问题，没有涉及更为具体的财产权问题。于是，他又将洛克和马克思一同引入，继续将问题进行更加细化的探讨。

　　通过写作时间相隔多年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写作者对特定类型的哲学家、哲学理论的偏爱并未随其写作话题的变化而变化。换言之，作者写作对象的变化实际上是他在生活中切身经验的反映，汪民安并不是一位就理论谈理论的写作者。他所面对的所谓抽象化了的风潮也好，或是一场发自内心的情动也好，哪怕是一次用洗衣机洗衣服的经历，都不会被他当作与“学术写作”无关之事，他从不抗拒对这些经验和日常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

　　汪民安的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谱系学”有着异曲同工的旨趣。在这一点上，笔者不同意胡赳赳老师对汪民安的评价：“作为一个可以写出原创思想的学人和思想评论者，不应总是躲在经典背后，缠绕于更为个人化的解读。”恰恰相反，与其说经典是汪安民用以“躲藏”的掩体，毋宁说是他发动攻击的“武器”。攻击的角度就是一种“身在其中的旁观”。无论是德勒兹、阿甘本、巴迪欧，还是冰箱、洗衣机、电脑，它们构筑了汪民安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它们就是他的生活本身，并不存在一种“‘原’原创”。哲学家们与每天都离不开的家用电器们一样，都是汪民安用以表达原创思想的素材。只不过，可能在《论家用电器》中，他将滋养他的全部哲学理论都“隐入背景”，用一种看似“旁观”的方式谈论，不提及经典哲学家的散文未必不见哲学功底，也绝不会不深刻。同样的道理，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及《情动、物质与当代性》这样看似大量谈论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也依然处处皆是原创。他不过是借由他们，或是它们，完成一位身处当下的学人对他所面对的现实的“抒情”与留痕。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1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