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1期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且志宇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同时,因汉大赋与地方史志在内容铺叙方面的内在渊源,司马相如的赋作,也为后世四川编纂地方志提供了史料文献。

司马相如撰有巴蜀史传著作

关于司马相如的著述,存世者仅散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古文苑》等文献中,晚明文学家张溥搜辑司马相如遗文为《司马文园集》(《四库全书》作《司马相如集》)1卷,合计存赋6篇、书2篇、符命1篇、檄1篇、难1篇、传1篇、歌2首。此外,《梨赋》仅存刘逵注《魏都赋》引“唰喇其桨”4字,《凡将篇》也仅能从《说文解字》《文选注》《茶经》钩沉佚文60余字。司马相如著作其余则仅存篇目而已,如《史记》本传提及“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司马相如等作《荆轲论》5篇,同书《佞幸传》又记载汉武帝兴天地诸祠,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尽管《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汉武帝派谏大夫所忠至其家,求其遗书于孀妻,也仅取得《封禅书》1卷。

从《司马文园集》中,并不能看到司马相如关于历史的著述,因此张溥不无遗憾地指出“相如无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其实不然,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梳理,可看到司马相如至少有3种史传著作。其中除《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司马相如史赞类著作《荆轲论》外,另外两种皆与巴蜀地区相关。

(一)司马相如可能撰写了最早的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

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提到,巴蜀因远离中原,且历史久远,因此关于巴蜀的史籍隐没不传,流传下来的史料也多有疏略之处,历代巴蜀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先后撰述有巴蜀史志。其中撰述《蜀本纪》的有司马相如、严遵、扬雄、阳成子玄、郑廑、尹贡、谯周、任熙等8位,司马相如即其中最早的一位:“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华阳国志•序志》)

司马相如撰述《蜀本纪》,仅常璩《华阳国志》一处记载。在《史记》《汉书》本传,以及《汉书•艺文志》中皆未有记载,并且在传世的两汉、魏晋著作中也未见有相关记载和征引。当然,以此来判断司马相如是否撰有《蜀本纪》这部史学著作是武断的。毕竟《史记》《汉书》本传,因受修史体例限制,仅能对司马相如著作列举大概。同时,《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著述,也并未全部著录。梁元帝萧绎焚江陵所藏图书10余万卷,大部分汉魏典籍皆毁于兵燹,传世文献中未见有关司马相如《蜀本纪》的记载和征引也属事出有因。

蓬安县司马相如故里门阙(郭安平 摄,图片来源:南充日报)

当代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对司马相如现存文赋进行考察后指出:“相如博识,明悉蜀地掌故;如其本传说武帝云:‘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异时尝通为郡县矣,至汉兴而罢。’此其说,为司马迁所未先及。又如其《上林赋》中,有‘蜀石黄輭,水玉磊砢’‘庸旄、貘、犛,沈牛、麈、麋’等巴蜀物产,与‘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等益州故事。至于‘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蒲’‘关沫若,徼牂牁,镂灵山,梁孙原’等汉代故事之烂熟,皆足明其暗习巴蜀掌故,宜别有所纂述而未入于史传者。”(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页)任先生认为司马相如《蜀本纪》,确有其书,并且就其书命名来看,应是一部按年次记述的巴蜀史志:“盖司马相如等人各集传记,记蜀王佚事,故亦以‘本纪’为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892页)

由是,可以推知,司马相如撰述《蜀本纪》当为可能,惜乎原作未存,至为憾事。

(二)司马相如可能撰有巴蜀人物史传《自叙传》

司马相如除著有巴蜀史志性质的《蜀本纪》外,还撰写有巴蜀人物史传性质的《自叙传》。较为特殊的是,这篇史传记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关于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北史•儒林传》《隋书•儒林传》皆有记载:“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北史》作“徽美”),传芳来叶。”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司马相如《自叙传》有多处记载:

《史通•序传》: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

《史通•序传》: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史通•序传》: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史通•杂说上》: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

文君与侍女夜奔成都(图片来源: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

司马相如撰《自叙传》,是隋唐时期才兴起的观点,不见于两汉魏晋。那么是否真有其书呢?唐代刘知几称:“《汉书》本传,无《自叙》明文。证之后史,知其言固有本。”(《史通•序传》)认为尽管《汉书》中没有记载,但从后代史书中来看,司马相如撰《自叙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以后历代皆通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从细微之处来论述司马相如《自叙传》的存在。如今人游国恩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列传》所以格外的详细,必是根据他自己的叙传。不然,除书他的字及郡县外,何以复知道他乳名‘犬子’?又何以知道他窃妻卓氏,卖酒临邛诸事,知是甚详?”(游国恩《司马相如评传》,《文艺旬刊》1923年第17期)

相如题柱(图片来源: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元禄本《分类合璧图像句解君臣故事》)

关于司马相如《自叙传》,刘知几认为保留在其文集之中,司马迁作《史记》全部采录。清代学者梁玉绳、何焯等皆赞同此观点。梁玉绳认为司马相如《自叙传》,最初收录在《司马相如集》中,就如贾谊《新书》末篇列有《自叙》一般(《史记志疑》卷34)。何焯认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并非仅仅采录《自叙传》,如相如死后之事,便是司马迁另行编纂,非《自叙传》所能有。何焯的观点实则来自晚明张溥。张溥编选《司马文园集》时,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截取“病免家居茂陵”之前文字,径自改为《自叙传》。并作跋语曰:“《自叙传》应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为止。此后别有结束,惜今不传,而‘天子曰’以下,还是太史公补足之。”

杨得意赍金求赋(图片来源: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

诚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文史通义》卷6《州县请立志科议》),《自叙传》即司马相如自己的私人史传,其文献价值不仅仅是为文学史保存大量司马相如的文与赋,同时为司马迁、班固修史提供了完善的第一手史料,以致“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而《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列传》,皆抄录《自叙传》原文,正所谓“相如、扬雄者,史传即其自传也”(《史通•序传》)。这就为后世了解司马相如这一代文宗,了解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和文学生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司马相如《自叙传》对史学的贡献远不仅限于此。刘知几《史通•序传》提到司马相如《自叙传》与屈原《离骚》一同开创的自叙传这种具有史学价值的新文体,被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扬雄《自叙传》以及班固《汉书•叙传》所沿袭。其中,因屈原《离骚》是辞赋著作,其中多有望舒、飞廉、雷师、丰隆、宓妃、巫咸、灵氛等看似荒诞不经的人物及比喻意象,与史传文字有本质区别。所以司马迁、扬雄、班固借鉴得更多的应是司马相如《自叙传》,这从司马迁修《史记》时,未直接采录《离骚》之文入《屈原列传》,而《司马相如列传》则很大可能全录司马相如《自叙传》的态度可知。此外,还有一点刘知几没有说明,那就是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体例,大约也是借鉴了司马相如《自叙传》的书写方式。

二、司马相如赋对巴蜀史志编纂的贡献

清代学者认为,汉赋虽属于文学作品范畴,但它同时还承担着志书的功能。清初学者朱鹤龄撰《读文选诸赋》:“当知其作赋之意,盖主于稽土风,验方志,侈学士之闳览,成一家之著作。”(《愚庵小集》卷13)陆次云《与友论赋书》曾言:“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博雅之儒,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乘志。”(《北墅绪言》卷4)清中期袁枚也持类似观点。袁枚指出:“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随园诗话》卷1)类似观点在其《历代赋话序》中也有所表述。清末程先甲指出当时部分学者“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的观点(《金陵赋》)。今日学者如王树森先生等对清人“赋代志乘”的观点也有研究。

左:邛崃市文君井;右:邛崃市相如琴台

“赋代志承”的观点,可追溯到晋代左思。其《三都赋序》中,便有将赋与方志联系在一起的趋向。“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又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思一再强调赋有“任土作贡”“辨物居方”的作用,如《吴都赋》称“方志所辨,中州所羡”,张铣注曰:“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若分辨色类,则必有中国之所叹羡也。”也提及赋对于方物土产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29篇,尽管存世的6篇赋中并无京都赋,但也多有史志的成分。他的赋中往往自觉不自觉使用巴蜀方言,记载巴蜀方物。以其《上林赋》为例:

(一)书蜀语

《上林赋》中写道“行乎洲淤之浦”,按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郭璞称:“淤亦洲名,蜀人云,见《方言》。”也就是说,“淤”是蜀地方言对洲的称谓。《上林赋》又写道“䱎䲛渐离”,李善《文选注》引李奇曰:“周洛曰鲔,蜀曰䱎䲛。”也就是说,“䱎䲛”是蜀地方言对鲔鱼的称谓。此外,关于司马相如赋中对巴蜀方言的使用,今人万光治先生(《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22页)、王启涛先生(《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有具体论述。

邛崃市司马相如琴台遗迹照(图片来源:《娱闲录》, 1915年 第14期《四川公报增刊》)

(二)名蜀物

通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三家注,及《文选•上林赋》六臣注,可以看到注家明确指出的《上林赋》所录蜀地动植物有如下3项:

1.卢橘。《上林赋》:“于是乎卢橘夏孰。”

裴骃《史记集解》引郭璞曰:“今蜀中有给客橙,

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即卢橘也。”

2.答遝。《上林赋》:“榙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李善《文选注》引张揖曰:“榙遝,似李,出蜀。”

3.猛氏。《上林赋》曰:“格虾蛤,鋋猛氏。”李善《文选注》引郭璞曰:“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

当然,在三家注和六臣注之外,《上林赋》中还有多种蜀地物产。如赋中提到“蜀石黄碝”,按宋代高似孙的说法,“蜀石”也出自蜀地:“有人遗余玉笔格一枚,状如浆水玛瑙,而非玉也,因扣之。谓玉出嘉陵。按:司马相如《上林赋》曰‘蜀石黄碝’,张揖曰:‘蜀石,次玉者也’,嘉陵之玉盖出于此。”(《纬略》卷4)此外,《上林赋》中还记录了巴蜀地区的民俗,如“巴渝舞”和“颠歌”这两种民间歌舞艺术:“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李善《文选注》引郭璞曰:“巴西阆中有渝水,僚居其上,皆刚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又引文颖曰:“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赋中对于蜀地物产的记载,为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纂修州府县志提供了文献史料依据。下面仍以清代民国时期纂修的州府县志征引《上林赋》为例,部分罗列如下:

1.栀子。《嘉庆邛州直隶州志》

卷23:“山栀子,花六出,实七棱,亦名越桃,一名木丹。……《子虚赋》‘鲜枝黄灿’,即栀子树也。”其中《子虚赋》为《上林赋》之误。又《民国郫县志》卷1:“栀子,有大小二种,大者一名鲜枝,见《上林赋》。”

2.柑子。民国《巴县志》卷19“:甘,《上林赋》‘黄甘橙楱’,柑古祗作甘,《御览》九百六十六引《广志》云:‘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苍黄,犍为南安县出黄甘’,是甘为吾蜀旧产矣。”

3.给客橙。民国《乐山县志》卷7:“给客橙,卢橘,又名夔柑。《上林赋》注‘似橘而非,若柚而芳香’。”

4.香为子。民国《荣县志》物产第六:“香为子,赵熙曰:果子狸也,当作香犭軍子。……或作蛫,《上林赋》‘獑胡毅蛫’,郭无注,亦名牛尾狸。”

5.水牛。民国《新繁县志》卷32:“水牛,一名沈牛,能沈没水中。《上林赋》注沈牛,水牛也。”

……

司马相如以赋闻名,对于200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具有深远影响,甚至跨越学科界限,对后世巴蜀史志编纂和后世史书的编纂体例亦影响巨大。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1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且志宇(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与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巴蜀书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