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探析《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编纂

局限性形成原因及对当前修志工作的启示

万良华

通过与中国大致同时期编纂的四川省志相比较发现,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在框架设定、谋篇布局、材料取舍、内容侧重等方面,存在显著特色和重要价值,同时其存在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一是重现状而忽视传承,缺乏对四川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的了解和评估。二是其内容集中于物产、财贸、金融与交通,缺乏风俗、文教、人物等记载。三是在产业记载中,更侧重对手工业、工矿业的记载,对农、林、畜牧业记载较略。如果仅将导致该书编纂局限性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中国省别全志》,其目的就是为侵略和占领中国服务,而《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作为该丛书中的一册,其编纂存在局限性的原因也如上述所言,道理上虽讲得通,但不够深入。

一、编纂局限性形成原因探究

笔者通过比较和研究发现,导致《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一书编纂存在局限性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日本民族和日本学理性研究的极度功利性

“文化因素是一种隐性因素,其传承性极强。它往往融进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并通过人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表现出来。”日本民族性格中融入的武士道精神和岛国文化特性,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和优越感,致使日本民族虽善于接受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多以日本文化为内核去整合其他文化,具有极强的占有欲,认为“日本是建构世界秩序的出发点和核心,日本的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同时“满怀民族的功名心,始终渴望着使日本民族领先于异族,真正实现大和民族乃‘天子之孙’‘神选的民族’所具有的优越性。”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内页

近代以来,甚至认为清朝和朝鲜作为日本邻居,都是日本之大不幸,福泽谕吉曾说:“古人曰: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显,成为我外交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为今之计……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其功利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内容只关注对其扩张在华利益直接有用的方面也就不足为怪。

(二)迷信物质基础而漠视对象国的文化精神层面

除因东亚同文书院每期毕业生的考察时间紧、考察路线提前规划、考察目的明确致使考察内容只注重财贸、矿产等物质基础资源,而忽视对象国文化精神层面的考察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重大转变。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正式开启对中国各省的考察前,日本的学者、商人、政客、军人等早已络绎不绝地对中国这个邻国进行明里暗地的考察、调查,“通过对中国的考察,日本人的中国观已由崇仰转为鄙薄”,日本社会也开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由疑虑到疏远,由冷漠到厌恶。东亚同文书院兴办于1900年,首次对四川进行考察的第六期“长江班”开始考察时间是在1908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正值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这两次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大大膨胀。“由一等国的日本来领导未开化的中国,并有必要对之进行教导”“中国从竞争对手沦为行将亡国的‘破落户’”。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译《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内页

在日本人眼里,一个行将亡国的国家的文化精神有何重要之处,当务之急要更好地摸清中国的道路交通、物产,为侵略和占有中国做好基础调查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在这样的思想大潮影响下,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漠视中国各省民众的文化精神层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根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中记载的1911年第9期毕业生楚蜀队的旅行日志,可明显感知考察队员心理上的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该队队员在桃源县管辖下的一个贫穷村子遭遇大洪水,船翻之后,向划子呼救时,划子忙着救其他人,并没有对其施救。该队员在日志中记载:“没有钱划子不会来的,对他们来说柴火比人命贵?!清国奴真可恨。”

(三)川人的警惕性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实地调查成果总体来说已很深入,但也存在很大局限性和片面性,这可能还与日本人的调查并未完全得到中国人的信任有关。尽管东亚同文会及东亚同文书院以“保全支那”“培养中国英才”“树中国富强之基,固中日合作之根”为幌子,瞒天过海,迷惑了不少中国人,书院的成立甚至还得到清朝大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同与支持。书院学生能在中国进行全国大范围的实地考察,护照得以颁发,也因为不少政府官员并未意识到其背后的真实目的。

同时,在20世纪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四川留学日本的人数占比较大,1906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近代日本在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方面更直接,也更注意从高层入手,多在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影响社会高层”,因此“日语在成都上流社会有相当大势力,尤其是在官界,留学日本的官吏势力很大”。王笛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指出,据统计,清末在四川当教师的外国教师中,日本人达79名,而英、美等其他国才9人。在日本亲善的幌子之下,以及留日归国学生、日本教员、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等交互作用影响下,即便在较为偏僻之地的不少中下层官员、士绅也为其考察提供便利之处。

如“邮局的局长邓培之知道我们是日本学生之后,对之表示同情,他约定为我们去斡旋(与当地县衙),晚上他回拜我们,并慷慨激昂地吐陈了一番排清亲日的热情。”“翌日是到达永川县的日子。上午11时左右在某镇店又被捕……幸运的是其中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他是成都陆军学堂的毕业生……他对成都陆军学堂的中条大人等数位日本教习都深深地感恩戴德……他为我写了一封信,说:‘把这个交给永川县的刘统领’……傍晚到永川县后让苦力把我的名片和这封信拿到劝学所(交给刘),一会儿就送来了如下的大护照:‘兹有日本帝国和田重次郎先生由省到渝,本司令特给发护照赴渝沿途,务须保护不得稍有阻滞……’拿到这张东西,此后二日便从容东下了。”

然而,在踏查调查过程中,即便这些日本学生蓄发乔装打扮成中国人,还是未完全获得中国人信任。保路运动爆发后,楚蜀队被当局禁止继续前行,只能静待事态平静,“所幸我留有长发,若打起辫子,穿上汉服,扮成苦力,与三浦一行同去的话,便不会为人所知。领事馆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数人团体旅行很容易招来非议”。“通往隆昌的路很差……这二三日在路上或在客栈里,同行的兵丁和苦力们看到我常常与三浦校友说话,以为我们是懂东洋话的中国人,他们对三(二)位老爷成都之行的目的问这问那。我们尽量回避而不与他们言语,盘算着什么时候都不能如实告之,但在一再追问下总不能不回答。我在学校时中国语总是只得‘丙下’成绩,不能与一般百姓作长时间会话,所以他们便生了疑,常常在谈话中途问‘你是哪个省的人’,那时我总是先探清他的原籍,如果对方是当地人,我便说是广东人,如果对方是南方人我便说是天津人,这确实是只有大国家才会出现的自由。他们听到后会回答说:‘难怪,你的话听不大懂。’像这样洋洋自得地一路前行,黄昏时住到隆昌。”山川早水在《巴蜀》一书中,也记载了一个在上海的日本人“私自探求炭脉,被土人所察觉,招致震怒,翻山越险,仅得身免”的事实。因此,川人朴素、不自觉的警惕性,对日本的军事刺探和调查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这很可能也是导致其调查内容不够全面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价值的局限性

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所致,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对四川的考察和调查尽管非常细致、详尽,但其为日本军事经济侵略中国服务的“使命和出发点”,致使其考察极度功利,重工矿业忽视农林畜牧业,重物产、财贸、交通而忽视风俗文教、精神文化,缺乏对四川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的客观了解和评估,以及四川与其他省份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相互依存和统一性。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此类调查的缺陷和弊端凸显,日本漠视考察区域的人文精神,致对川人抵抗精神的忽视;忽视当地的人力资源,致对四川兵源的忽视,最终使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

(一)川人的抗战决心

1937年8月7日,刘湘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表示“决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以利抗战”,愿意集全川之力支持抗战。抗战时期,四川安县的王者成老人送儿子王建堂从军,赐“死”字旗给他,旗上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旗帜右面写有:“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1938年3月4日,蒋介石电奖川军邓锡侯部,略称:“该部战士,忠勇奋发,转战数月,屡挫凶锋,颇著勋劳,良用嘉慰,并望随时激励所属,已竟全功。”见微知著,上至川军将领,下至士兵、百姓,无不抱着与日本侵略者决战到底的决心。

(二)没有足够重视川人的人力资源,抗战时川人出川规模出乎日本预料

1937年8月12日,刘湘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力主进行全面持久的抗日战争,表示“四川目前即可出兵30万,还可提供壮丁500万,和大量财力、物力”。整个抗战期间,“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

抗战八年间,四川共征用500万民工,修公路,修机场及各种军事交通工程,支援军事运输、军粮调拨,抗战时期川军和民工规模庞大,为抗战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抗战时川人动员出来的物质力量

民国以来,四川长期陷于军阀混战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自辛亥革命始至1933年刘湘、刘文辉大战止,20余年中,四川发生大小战争多达470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军阀混战给四川人民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和破坏。然而,国难当头,全川上下齐心抗战,动员出来的抗战物资总量远远超乎日本的预料。“1938年1月17日,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节食运动实施规则》,凡11条,其中规定各专员及各市县长应以身作则,督励所属各级公务人员、保甲人员及学校学生,实行一日两餐,期以节省粮食,支持长期抗战。”“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

“抗战八年间,国民政府的总支出为14640亿元,而四川就承担了4400亿元,占1/3。”除捐款捐粮外,川人积极承担前方将士及难民的寒衣、暑衣征募任务。仅以四川1938年至1939年两年为例,“总共募的寒衣款近71.6万元,接近全国寒衣总会这两年募得的总寒衣款近438.6万元的1/4”。此外,川人上下厉行节约,还捐献废铁、废金属、棉花、棉被、旧衣等物质,慰劳军人和救济难民。

三、启示

在今天看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其价值、意义和局限性都显而易见,但毫无疑问它对于今天我们从事大型志书的编纂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平衡人文内容占比

中国传统的志书历来重视人物、民风、民(礼)俗、艺文等人文内容。从历代以来全国通志到区域志书、艺文志等人文部分是志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占相当比例。即便到民国时期宋育仁总纂修的《重修四川通志稿》艺文志部分,其编纂者投入很大精力,自成体系,并收录自“扬、马以降,蜀先后贤,所有巨制名篇,别选为全蜀文征”,只可惜因无存档记录,目前不知流向何处,或已佚失,最为令人遗憾。日本东亚同文会纂修的《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并无专门艺文志部分,部分记载的人文部分散见于各编章内。对于日本人编纂的四川省志中人文内容的缺失,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但作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志书则应延续优良的修志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组织编纂的第一轮志书中,人文方面的内容仍得到重视,不少地方的一轮市志中,均专门设分志记述民俗方言等内容。但在二轮市志编修中,人文方面的内容占比明显偏低,且记载内容较为单一,而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内容占比明显偏高,这一方面客观反映了社会高速发展下政府职能职责、社会治理更为复杂,社会经济重心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修志机构和人员对人文方面内容重视不够。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席卷等宏观背景下,在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新移民”不断迁入等中微观背景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民俗、方言等传统人文现象消失、变异加剧,新生的人文现象不断产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志书的纂修如何更客观、全面记录和传承区域的人文现象、人文精神和民性,平衡人文内容在整个志书中的占比,都是当代方志人必须要考量的内容。

(二)注重科学踏查调查

《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编纂资料主要来源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一手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且大部分调查记录都是实地考察亲眼目睹所得。今天我们编修志书的资料来源尽管丰富且多样,但多为行业、部门提供资料,科学实地踏查调查方面的资料需要加强,特别需加强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群体的口述资料和城乡及基层情况等方面资料的收集。《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在科学踏查调查方面给我们深刻启示:一是要有实事求是、恪守严谨实证的态度、原则,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旅行初期,担任指导学生完成调查报告的根岸教授训诫学生:“要写真实,别强词夺理,不要写来历不明的事情。”对学生调查报告实行严格评审制度,对于剽窃他人、出处不明的东西,按零分计算。二是制定详尽的调查方案,包括调查区域、路线、调查方法和调查大纲,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三是考察人员的专业培养。东亚同文书院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接受类似于战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训练:语言(包括读、写、商务汉语和英语);强调实效性的跨学科教育;文本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尤其是规模宏大的旅行和田野调查,以取得有关中国商业和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书院对学生的实地考察实行严格的纪律要求,配备扎实的科学训练和适当的经费支持,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保障。四是下沉式考察,有助于志书的编纂更生动地贴近和反映民生实际。例如,书院学生极为详尽地调查川渝的乡镇、村庄情况,甚至还包括当时边远的打箭炉(康定县)女性参与劳动、商业贸易的情况:“康定河东岸附近设有汲水场,前往汲水场汲水女性占其1/3,汲水女几乎仅限于西藏女性,背负水桶,运至市内进行贩卖。”“作为交易组织阿家(阿茶)乃是最值得关注。阿家皆是藏人女性,却也通晓汉语,亲自经营名为锅庄之旅店,为自少数民族之地而来之客人提供住宿,客人若为做买卖而来,则为其提供其力所能及之方便,并亲自担任中介人,为其买卖从中斡旋……(茶叶交易成功后)此时,阿家所得手续费约定为每1包 (约20斤) 银3分,买家承担其费。当地办有锅庄之阿家约有40人。”五是运用大量现代科学技术及科学测量方式,让志书的材料和记述更准确、全面和科学。

(三)社会参与修志用志的多元互动

东亚同文会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是日本政府积极调用社会力量(专家、学者和学生等)调查和参与修志的案例,尽管其主观上是为利用具有专业素养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利用学生的身份避免引起中国政府和当地民众的警觉,为更好地刺探中国军事、经济等情报服务,但在客观上,其组织架构、人才培养和调用、经费的拨付对现在的修志工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可借鉴性。尽管修志工作是政府行为,但由于其专业性极强,且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兴行业、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志书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需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开辟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参与修志工作通道,“编纂工作从单一的‘政府行为’变为政府、社会的‘双向互动’”。同时,依据“社会互动”的理论看,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也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方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规律。日本地方史的编纂、芬兰赫尔辛基市发起的“公民回忆工程”,居民可以将自己拍摄的当地工厂、商店或作坊的照片,送给“公民回忆工程”的网上史料库,或者讲述亲历的趣闻等,这些都是政府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编写地方历史可资借鉴的案例。也因此,在地方志编修及构建方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社会参与修志用志的多元互动,意义重大,使广大民众成为地方志工作及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传播者。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万良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