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对重庆谈判所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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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原

1945年8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政治家的宏伟胆略,身临国统区陪都与国民党进行国事谈判,挫败了独裁统治者蒋介石的政治阴谋。在政界和社会各界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被动局面,这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重庆谈判”的一切新闻稿件实行严加管理,采用编辑发表很少、文字压短、排版位置几乎是旯旮角角的方针,达到蒋介石的不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意图。

国民党在重庆时的机关报《中央日报》

重庆谈判前《中央日报》的态度

抗战爆发后,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中央日报》就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因此,这家报纸的编辑方针必须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意图。抗战期间,曾先后在重庆《中央日报》当过社长的程沧波、陈博生、陶百川等人,都是因编发文章时不符合蒋介石心意,在某些方面触怒蒋介石而被撤职。

《中央日报》在组织上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但有关新闻、言论、办报方针,实际上是按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的主张办事。这个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主管机要,代为蒋介石草拟重要电函、文告,参与拟订国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老奸巨猾的陈布雷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身边人都说他是蒋介石肚里的“蛔虫”,知道蒋介石的“喜怒哀乐”,因此,他对《中央日报》的指示更能反映出蒋介石的要求。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属国民党CC系,在浙江办《东南日报》起家。平时他对报社编辑部和主笔室的实际业务很少过问,一切由陈训悆和陶希圣负责处理。陈训悆是陈布雷的亲弟弟(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担任报社的总编辑。陶希圣当时是陈布雷的主要助手,曾代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担任报社的总主笔。这两个人都住在侍从室第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处,有什么问题可亲自向陈布雷请示。蒋介石有什么重大措施,陈布雷也经常向陈训悆、陶希圣打招呼。有时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新闻、言论,与国民党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指示步调不一致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若来询问,报社只要答复“这是布雷先生的意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就不再过问了。

重庆《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这样重大的新闻,出乎报社工作人员意料,《中央日报》竟无人知道。直到8月15日深夜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发到《中央日报》编辑部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当天夜里,社长胡建中也来到编辑部与陶希圣、陈训悆商谈这事。

《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悆

从陈训悆的谈话中,透露出蒋介石的这个电报不是陈布雷草拟的,同时陈布雷也没有参与这件事情的策划。陈训悆说:“这他(指陈布雷)的习惯,不叫他办的事他从不过问,也不议论。今天他只这样说,蒋先生(指蒋介石)是不会错的,我们要无条件的信任他,支持他。”他们三人都认为,毛泽东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这样我们(指国民党)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陶希圣明确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唱,制造空气。”他们三人研究决定,这类新闻稿件概由陈训悆负责亲自处理。

《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

《中央日报》为什么要“假戏真唱”呢?事后报社工作人员才知道蒋介石的这些电报是政学系的头目吴鼎昌代拟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不赞成这一搞法。吴鼎昌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文官长,抗战胜利时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解决国是问题。这个建议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头目如陈立夫等人反对,蒋介石却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于是,叫吴鼎昌起草电报,参与此事策划。这样更引起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对政学系的不满,在内部散布空气,认为国共谈判决不可能。这就是《中央日报》采用“假戏真唱”宣传方针的由来。

8月16日,《中央日报》在国内要闻版上以三栏的位置用大字标题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电报中说什么“有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完全摆出一副渴望和平的嘴脸。

8月19日,重庆中共《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全文刊载8月16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朱总司令在电报中提出对日本投降的问题,并要求蒋介石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同时,毛主席在电报中向蒋介石严正表示:“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两个电报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蒋介石紧接着发出第二个邀请毛主席来渝的电报,对朱德总司令电报所提出对日本受降问题进行狡辩,胡说什么对日本受降办法,是由盟军总部规定,中国只能照办。对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要问题,蒋介石的电报中只字未提,只讲空话,说什么“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至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已哉!”

8月21日,《中央日报》以同样手法刊出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二个电报,标题是“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这个电报是蒋介石8月20日发出的,韵目代日为“哿”字,所以叫“哿电”。

8月21日,《新华日报》把蒋介石这个电报摆在第2版以短栏地位刊出,并特别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蒋介石先生哿电读后》,对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进行揭露,对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无理说法加以驳斥,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荒唐命令表示抗议。

这篇社论戳穿了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和两面派的卑鄙手段,国民党图穷匕见,悍然下令重庆新闻检查所把这篇社论扣押了,《新华日报》为此在报上开了一个天窗(按:当时国民党规定,报纸的新闻言论被扣押后,报社要另找材料填补空白,不准开天窗)。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当天夜里,《中央日报》编辑部分析这一形势,陈训悆阴阳怪调地说:“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

胡健中趾高气扬地说:“立夫先生(指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望。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陶希圣高谈阔论地说:“重庆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时间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了。”

8月24日,《新华日报》刊出“本报延安特讯”,以三栏地位大字标题排在第2版上部。标题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

《新华日报》这条消息引起了《中央日报》编辑部的重视,胡健中说:“这次搞得不好会弄假成真,我们限于被动,下一步就难办了。”

陶希圣说:“周恩来本来就长期在重庆,《新华日报》的特讯不足说明我们原来的估计是错的。”

陈训悆也认为毛主席本人不会来重庆,《新华日报》原来的编辑方针是正确的。当天夜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中报道了蒋介石第三个邀请毛主席来重庆的电报,声称:“待再驰电速驾”。

陈训悆说:“这是官样文章。”他仍然以处理前两个电报的编辑手法发稿,并自信的说:“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

重庆谈判中《中央日报》的态度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拉开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序幕。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国民党高层内部。而山城人民则是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当天夜里,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编辑部异常紧张,静候着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这时陈训悆来到报社后,向编辑、记者、工作人员们说:“共产党这一招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毛泽东真正有胆量。关于《中央日报》的新闻言论处理,已请示了布雷先生,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不要替共产党摇旗呐喊。”

毛泽东东主席亲临重庆的喜讯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当时驻重庆的记者们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盛况,赞扬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重庆的报刊争先恐后刊载毛泽东来渝谈判的消息,发表了毛泽东在机场向中外记者书面谈话的全文、新闻图片,很多报纸还发表了社论,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有的报纸在社论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来重庆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件”,毛泽东“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的进程和中国人民的幸福”。

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当天下午立即发出号外,首先传播毛泽东主席来渝的喜讯,山城人民争相阅读,欢呼雀跃。“毛主席来了!”振奋人心,人们振臂欢呼,当时整个重庆沉浸在幸福和狂热的气氛之中。

国民党《中央日报》则是另外一种态度。面对这样的重大新闻,编辑部感到不好处理,既不便写本报特稿,又不能发表社论,就连前几天发表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渝的新闻那套“假戏真做”的编辑手法也不用了,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写的几十个字的新闻稿,用两栏的位置孤零零地排在国内要闻版中间,报纸版面冷冷清清,表白了无话可说又无可奈何的尴尬心情。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虽然不发表社论和不写本报专访稿,但报社的主笔室和采访部却是非常紧张。总主笔陶希圣每夜必与主笔王新命、胡秋原、戴杜衡、钱纳水等频频商议,分析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和意图。采访部的采访主任徐苏灵与记者张仁仲、赵浩生等,以重庆谈判为中心,四处摸底,写成材料供编辑部参考。

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还临时派一个中统特务卜锐新来《中央日报》担任“记者”,专门刺探有关“重庆谈判”的情报。卜锐新到报社后,行动诡秘,经常吹嘘自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与龚澎是同学。当时龚澎在周恩来处工作。周恩来接见外国记者时,经常由龚澎担任翻译。卜锐新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借口燕京大学同学名义,经常到重庆市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这家伙每夜回报社后写的情报,不交报社采访部,而是直接交给陈训悆,如果陈训悆不在时就交给陶希圣。

《新华日报》刊发毛泽东来渝的照片

国民党《中央日报》有意贬低和缩小毛泽东亲临重庆谋求和平的巨大政治影响的伎俩,不但在社会上或在人们中收不到丝毫成效,而且就在《中央日报》社内部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重庆市黄家垭口会所举行酒会,特别邀请毛泽东参加。《中央日报》社与中苏文化协会同在黄家垭口分距在同街道的两边。当天下午7点左右,报社职工正在食堂吃晚饭,突然有人跑进食堂大声说:“毛泽东来了!”报社的工作人员纷纷涌向报社大门口去看毛泽东。顿时黄家垭口一带人山人海,争先恐后去看毛泽东的热烈情景是重庆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形直到深夜编辑部发稿时,排字房的工作人员还在畅谈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动人场面。事后胡健中说:“你们(指报社工作人员)哪些人去看了毛泽东,经理部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开来一份名单问我如何处理。我说算了,算了,装着不知道此事算了。如果处理起来,影响更大,越闹越凶,上面知道了更不好交代!”

重庆谈判期间,《中央日报》不仅报道有关谈判的新闻很少,连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都还要进行删减,而且特意安排在不重要的版面位置,力求敷衍了事。就连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仅只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没有内容,只有孤独的标题,还摆在不起眼的位置。

重庆谈判进入紧张阶段,《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陈训悆突然以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名义,于9月5日率陪都记者团飞往南京出席受降仪式,并把所谓的编辑主任卜少夫也带到南京。对《中央日报》编辑部而言,就等于群龙无首,总编辑都溜走了,报社乱作一团。

陈训悆临走前向报社工作人员说:“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后发稿仍然本着原来拟定的方针,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力求稳当,只要不出乱子,不给共产党以口实就行了。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抢先到外面去接收。我这次到南京出席受降仪式,这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复刊南京的《中央日报》,所以把卜少夫带走。你们也要陆续到南京的,要做好思想准备工作。”

陈训悆等人于9月5日飞抵南京,利用敌伪设备,9月10日就抢先把《中央日报》复刊了。

《新华日报》刊发的图片新闻:毛泽东与蒋介石举杯敬酒

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国民党的政治骗局宣告破产,国内外进步舆论纷纷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不断抨击国民党反动独裁,因此,蒋介石完全陷于孤立状态。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对国民党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中外报刊均发表文章提出了严正批评。特别是成都、重庆等报纸和杂志先后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国民党这一法西斯措施。1945年9月8日,成都16个新闻、文化团体宣布自动拒检,各地纷纷响应。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于9月12日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向外国记者宣布:“遵照蒋主席之指示,我政府已决定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据陶希圣说,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国内压力,应付重庆谈判;另一方面是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攻击,博取美国人好感,使美国政府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

陶希圣还说,美国报纸谩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嘛,美国政府说他们是实行新闻自由的国家,对报纸的新闻和言论政府从来不加以干涉。中国报纸偶尔出现有批评美国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美国政府若提出抗议,我们就要向美国政府解释和道歉。因为我们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报纸上的材料都是经过政府审查的,政府要负责任。现在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国内的麻烦增加了,国外的麻烦就减少了。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重庆文史资料》《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