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精神教父的一封信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歌背景

马 睿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一作寄赵征君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一作万里无主人,一身独为客)。功业(一作名)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一作冠)奏钟仪,越吟比庄舄(xì,一作卧来恨已久,兴发思愈积)。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一作如结骨),秋气方(一作风)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一作不在此),而我(一作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静嘉堂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十一

今 译

我是一名飘零异乡之客,如同吴会一片飘然无依的浮云。光阴似箭,却功业无成。我的理想正在动摇,病情日甚一日。古琴藏于空匣无人弹奏,长剑挂在空壁无所可用。楚囚钟仪奏乐歌吟皆用楚音,心怀楚地。越人庄舄贵富不忘家乡,病中仍是越声。京城远在天外,故乡远隔万里。我早上忆起司马相如的琴台,夜晚梦见扬子云的故宅。旅途之情此时刚刚了结,秋气肃杀恰是万物凋落之时。风吹入松林下而更显清冷,霜露出于草间而更显惨白。故人无法相见,苦闷该向谁人述说?委托西飞的鸿雁捎封书信予你,以慰我心中的离乡之痛。

诗歌背景

一个人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先搞明白三件事: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去做?

所谓“能做什么”,就是要对自身的优势和缺陷有科学地衡量,对自己所能调动或利用的资源有精准地估判。

每个人所擅长的领域是不同的,嗓子好的人就该去唱歌,力气大的人就应去举重,智商高的人就应去搞学术。

在官场上,不同的级别和岗位的官员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是不同的。李冰当了蜀郡郡守才可以兴修都江堰,嬴政当了皇帝才可以修建万里长城。如果李冰、嬴政只是个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修都江堰和万里长城。

所谓“该做什么”,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如晁错主张削藩)。

即使自己没有正确的政治主张,能得到智谋之士的辅佐也行(借智)。刘备前半生没有多大作为,但诸葛亮帮他制定了目标(夺取荆州、益州,以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便如鱼得水,有了指路明灯。

所谓“怎么去做”,就是要拿出具体的步骤、方法、举措去落实和推进。

元朝末年,各路农民起义军的目标都很明确,都主张推翻元朝的统治,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唯独朱元璋采纳了儒生朱升的建议,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遂脱颖而出,笑到了最后。

具体到李白来看,他的优势是家境富裕、智商极高、刻苦认真、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下笔如神、风趣幽默;他的缺陷是出身微贱、情商极低、好高骛远、好发大言、口无遮拦、嗜酒如命、人缘糟糕。基于此,他最该干的事是写诗,而不是从政。

但遗憾的是,李白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当宰相的料,直到临终都对此念念不忘。

其次,纵观李白全集,他似乎只提出过一次自己的政治主张:建议唐肃宗迁都金陵(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客观的讲,该主张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是在抱薪救火。除此,他在《赠清漳明府侄聿》和《任城县厅壁记》等文章中所描绘的场景也仅仅是对儒家“小康”“大同”理论的具体化,皆系政治理想,而非政治主张。

至于“怎么去做?”,李白在《表》中只是大肆渲染金陵的富饶和繁华,追述金陵曾经作为都城的众多历史和地理知识,丝毫未提及迁都的步骤、线路、责任人员和注意事项,根本没考虑迁都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何而来?更没有预见到迁都将带来的政治危机。通篇完全是在自说自话,一厢情愿。

综上所述,李白连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这三个最首要的政治问题都还没搞明白,就敢来搞政治,显得幼稚可笑、可怜可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李白在政治上会如此幼稚呢?

笔者认为,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师傅——赵蕤有关。

据史料记载:赵蕤(688?—757年?),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村,字太(一作大)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在金鸡镇筑有别业(清代盐亭东关书院旧址)。始祖赵万定,系汉代大儒赵宾之后。赵蕤青年时于三台县九曲河濯笔溪读书,后隐居于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今四川三台县琴泉寺北坝千佛洞左侧赵岩洞),过着抚琴弄鹤,漱石枕流,乐在其中的生活。

赵蕤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博学韬矜,长于经世。夫妻俱有节操,曾受到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的举荐,但他好学不仕,屡征不起。

赵蕤学识渊博,他博考六经、诸家异同之旨,乱离中未曾释卷,著有《长短经》《关朗易传注》《相术》《嫘祖圣地碑》等。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至八年(720年),李白曾拜其为师,从学岁余,在其门下学习文史、剑术、相术和王霸之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赵蕤因受人谗言,死于狱中。

赵蕤的代表作是《长短经》(又名《儒门经济长短经》《长短要术》《反经》),共十卷六十三篇(现存南宋杭州净戒院刊本,共九卷六十四篇),这是一本讲授纵横谋略之书,其写作目的是“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誇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者。凡厥有位,幸望详焉”(赵蕤《儒门经济长短经序》)。

赵蕤是以纵横思想为主的杂家,他主张治理国家应“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敩(xiào)、核才艺、简精悍、备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尅(kēi),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赵蕤《长短经》卷一《政体》)。

按理说,既然李白师从于这样的高人,就应该精通政治才对,那为什么他一生在官场上总是屡战屡败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学”和“用”是两回事!

赵蕤一辈子没当过官(屡征不起),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他所懂得的“政治”全是书本上的历史故事,对于政治只有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这就好比赵蕤虽然读了不少《游泳学教材》,却从没下过水。但他写过一本《游泳技巧》,市场大卖,好评如潮,故而在游泳界的名气很大。

李白慕名而来,赵蕤便站在岸上教他游泳。可想而知,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李白又焉能不频频呛水,最终溺死波涛。

众所周知,一个人欲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天时。

不管是“王霸之学”也好,还是“纵横之术”也罢,都只在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才吃香。在乱世,文人的选择多:甲国不用我,我就投奔乙国。乙国也不用我,还可以投奔丙国。不断换主人,直到获重用为止。

而在李白所处的时代,大唐王朝已开国一百多年了,国家早已统一。对于文人来说,要想当官,只此一家,别无他途,根本就没得选。况且在唐朝,最吃香的是道家学说,而非纵横之术。

二是地利。

自古以来,学术界都是“地方打十炮不如京城放一枪!”。文人学子要想出名早,得去京城。游走于权贵之府,出入于公卿之门。去国子监、翰林院、詹事府这样的地方求学,才是仕途的捷径。

李白在郪县这样的小地方跟着赵蕤学纵横术,即便不是缘木求鱼也会事倍功半,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出头之日啊?!

三是人和。

李白确实找错了老师!前面说过,赵蕤自己都没从过政,教出来的学生又岂会精通政治。

有人也许会说:赵蕤亲授李白《长短经》,岂会不懂政治。此言大谬也!这就好比,即使李白能把国际兵联的《比赛规则》倒背如流,可真要上了乒乓球场,照样打不过邓亚萍和庄则栋。也就是说,老师必须泡在水里教学生游泳,而不能一直站在岸上教学生游泳。

其实,最合适给李白当老师的人并不是赵蕤,而是苏颋。

苏颋祖上好几代都是大官,他父亲苏环是唐中宗时的尚书右仆射(宰相)、祖父苏亶是唐太宗时的台州刺史、曾祖苏夔是隋朝的鸿胪卿、高祖苏威是隋朝的尚书右仆射(刘昫《旧唐书》卷八八《苏环传》)。

苏氏一门五代仕宦,苏颋本人也当过宰相(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官场经验肯定非常丰富,加之他对李白的印象也挺不错,只须随随便便传上几招,也够李白受益一生了。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秋,李白漫游吴会后回到扬州(一说安陆),囊中黄金散尽,却功业无成,加之心情郁闷,遂生了一场大病。

值此贫病之际,尤为思念自己的恩师——赵蕤,便写下了这首诗寄往蜀中。

那么,李白为什么不给别人写信,偏偏要给赵蕤写信呢?

人出生之后,母亲能赋予自己以情感和善良,父亲则赋予自己以勇气和力量。当他独自一人面对人生的困境时,他需要一个已经走过这些险境的男人的灯塔般的指引。这种指引,让他感到精神上的依靠。此人便是男人的“精神教父”。

每个男人都需一个精神教父,他可能是严厉的、冷酷的,也有可能是慈爱的、温柔的。无论怎样,这个男人教会了他一些男性世界的生存法则。

精神教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于男人来说,常常是最好心理缓冲器。压力大或心情不好时,和精神教父聊一聊,便会有减压的作用。

精神教父最重要的作用是能给予人及时的引导。

精神教父究竟是一个饱学之士,还是一个乡野村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让人懂得理想的重要性,他用海纳百川的胸怀,给人以力量。

人活一世,总会遇到理想动摇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便格外渴望一位精神教父带领自己走出人生的迷雾区。也许只是一次轻轻地点拨,面前便是一片明朗的天。

人在遭遇急病或危难时获得的庇护是珍贵的,其影响往往是终生。精神教父的帮助往往能击中人最柔弱的内心,因此而感恩不已。

李白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自然也会有脆弱或者悲伤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李白不能和母亲或妻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悲伤。

因为在女性世界里,他天然的自尊心让自己必须时刻做一个强者。保护女性既是雄性的本能,也是社会文化赋予的责任。

李白也不能和父亲李客分享自己的疾病与迷惘。

常常是以严厉、冷酷的形象出现的,这让男人必须在父亲面前压抑自己的感情。

李白更不能与兄弟、朋友、同事分享自己的痛苦和挫折。

男人从小学会了竞争,他必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活下去。所以,他必须学会掩饰自己,不让同伴发现自己内心的弱点,进而轻视自己。

当李白在仕途屡屡碰壁、精神上感到无限孤独而忧伤之际,赵蕤便显得特别重要。

这是因为,在李白看来,赵蕤永远不会伤害自己,只会给自己思想上的指引。在李白心里,赵蕤更像一位完美无缺的虚幻的神,尽管围绕着赵蕤身上的光环有时只是李白的一种想象和虚化作用。

从李白的生平来看,赵蕤对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误导)是空前绝后的。后来,李白还做过一首《送赵云卿》,依旧幻想着“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可见他的宰相之志,至死不悟。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影响,酿成了李白毕生对政治、官场、社会和人性的认知障碍。

因为作为隐士来说,赵蕤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物(玄宗屡征不起,术数名满蜀中),李白觉得赵蕤在思想上比自己更有定力、更成熟(李白稍微隐居时间长一点儿便要发牢骚)。这时候,只有赵蕤能让浮躁、孤独和脆弱的李白感到安慰和力量(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从诗作本身来看,李白此作还受到自己的另一位精神教父——谢朓《移病还园示亲属》的影响。

名家点评

贫病交加,因而思乡寄友心怀潸然。(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第四册第1572页)

经典名句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对比阅读

《送赵云卿》《秋夕旅怀》《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时久病初起作)》《赠张相镐二首·其一》《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上安州裴长史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韩荆州书》《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临路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 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配图 :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