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达”卷

邓苗苗

大巴山下,渠江流域,一座拥有鲜明气质的城市坐落于此。

城市的气质来源于灵秀山水,也来源于薪尽火传的文化。在2300多年的建制史中,达州长期为州、郡、府、县所在地。在漫长的沿革中,这方热土曾拥有过许多名字。无论是在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因“四路通达”得名“通州”,还是在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因“居四达之地”改名为“达州”,都彰显了此处地理位置的关键。

通达二字不仅是达州的历史缩影,亦是达州的态度。

滨江新区——达州江湾城(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武功并文治

“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据《华阳国志》记载,达州在历史上曾是賨人(有时亦称巴人)聚居地。《舆地纪胜》说这里“邻山重迭,险比相次”,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賨人“勇健好歌舞”。勇猛强悍、崇尚武力的他们,早早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历经几度兴衰,在浩瀚文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渠县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摄)

在数次改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战争中,賨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武王伐纣时,巴蜀之师勇锐难挡,更“歌舞以凌”,在气势上压倒殷人,在战争史上书写了极具画面冲击力的一幕——“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在秦统一巴蜀后,秦国将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浮江伐楚,賨人在征战中势如破竹,战后论功行赏,获得年人均缴税40钱的优待,比别的民族少缴80钱。楚汉相争时,賨人为汉军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刘邦便仿照秦国的做法,对賨人七大主姓免除租税徭役,其他賨人则“岁出賨钱四十”。

賨人的骁勇崇武历经多次战争,一笔一笔地绘成了达州的底色。武功赫赫的同时,达州的文治也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彰显通透豁达。

文庙是中国古代纪念孔子而设立的祠庙建筑,庙学合一的制度使文庙的内涵在发展中早已超越了最初单纯的纪念性意义。一个城市文脉的传承、教育的延续,往往以文庙为载体。

始建于北宋的渠县文庙,几迁几毁,几毁几建。现在这座矗立在渠县和平街的古朴建筑群,是从清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修建,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数朝相继修葺,于道光元年(1821年)竣工。历时158年,这座承载当地兴文重教希冀的文庙终成规模,气势雄伟,被誉为巴蜀一绝。

目前渠县文庙呈现出的最壮观的建筑,当属由石头雕刻而成的棂星门。“这块牌坊是六柱五间,六根柱子每一根都是一个整体。最高的柱子超过8米,是一块整石,可以想象当时采石、刻石的难度。”据渠县历史博物馆馆长肖仁杰介绍,渠县文庙棂星门牌坊的石雕都是镂空雕,正反两面的图案一模一样,在类似凤尾略薄的部分,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毁掉整块石头,足见技艺之精巧绝伦。

渠县文庙(图片来源:渠县历史博物馆)

有一种说法是,棂星乃天上的文星,主管文人才士的选拔,也主宰着科举文运。棂星门作为文庙的“标配”,代表的含义不言而喻。但渠县文庙最初为何而建,又是由谁所建呢?相传,北宋仁宗时期有一名叫龚鼎臣的官员到当时的渠州(今渠县)任知州,他见渠州无人参加科举,更没有学堂,便向朝廷请奏,兴建庙学。自此,渠州方有登科入仕者。据说,仅宋代渠州就出了50余名进士。为感念龚鼎臣对渠州文脉涵养的贡献,百姓绘像对其进行纪念。穿越时空,如今人们站在渠县文庙的高处,能清楚听到一街之隔的渠县第一小学传来读书声、嬉闹声,感受到传承的脉动与力量。

在賨人历史上,有一位叫鹖冠子的思想家,史称其“鹖冠绵绵,亟发深言,奇言奥旨,每每有也”,他也被誉为“西南道学鼻祖”。鹖冠子其人其事飘渺难考,但在清代,达州同样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唐甄。唐甄是明朝帝师、开国儒臣唐瑜的第十一代孙,他一生拥有启蒙元勋、民主先驱、市民哲学家、平民政论家、农贾经济家、兵学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等头衔,梁启超赞扬唐甄为人“品格高峻、心胸广阔”,为学则“从阳明入手,亦带点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不为蹈空骛高之谈”。唐甄留有《潜书》,被视作中国数千年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

“忧怀难具陈,慷慨写鸣琴。”正如唐甄在《今夕》一诗中所写,他的人生、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在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仅10个月后,他就因要犯潜逃被责罢官,自此四处流寓,“经商则尽亡其资”“为牙(买卖双方之间的居间商人)则客无至者”,去世时家贫无力营葬。但他抑君富民、社会平等等思想,却熠熠生辉,“实乃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成为达州历史上灿烂的思想结晶。

六相遗韵

“联络金房,翼带汉沔,西出渠阆,东下夔巫”,达州东临鄂西、西依蜀原、南抵重庆、北通秦川,自古就是四川地区对外开放的东大门和通江达海的东通道。在千年不曾断绝的南来北往中,达州始终以通达的态度敞开怀抱,许多清官廉吏也在此留下姓名与故事,共同构成了达州的悠长文化与清廉底色。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九,通州城内的百姓自发来到城南的翠屏山,登高为一名官员送行。他的名字彪炳文坛,在群星闪耀、文豪辈出的唐代文学史上自有一席之地,他就是与白居易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的元稹。

达州凤凰山上的元稹塑像(曾丽 供图,图片来源:官察室)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出任通州司马。旧时通州虽“环城皆山,气象宏阔,城南一江如带,江外石壁如屏”,但毕竟地处偏僻,条件远远不如京城、江南等富庶之地。在给白居易的诗中,元稹这般形容通州的情况:“哭鸟昼飞人少见,伥魂夜啸虎行多。”元稹与同样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诗书往来,“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

但也正是在通州,除了与白居易往来的酬唱之作,元稹还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可以说,在通州的际遇成就了元稹的文学巅峰,而元稹同样给通州带来了声名。清代嘉庆年间的《达县志》记载,“通州,以元稹闻名”。

元稹与通州(邓高 摄于达州元稹纪念馆, 供图:方志四川)

在通州的四年里,元稹虽病痛缠身,却依然担负起地方官员的责任,依凭之前监察御史之经验,整顿吏治,改变了通州的官场风气。他还兴利除弊、拓荒造田、重学扬文,深受通州百姓的爱戴。

元稹因排行第九,又称元九,而他离开通州时,也是正月初九。达州著名诗人李冰如曾赋诗:“元九逢元九,登高载酒来。相沿成美俗,共跻此春台。游盛知年富,饮稀觉岁灾。醉人还少见,况说赋诗才。”从元稹离开通州、百姓登高送别起,正月初九登高便成了通州人世代相传的一项活动。每到正月初九那天,达州人都会到凤凰山、翠屏山登高,纪念元稹。

达州元稹纪念馆(邓高 摄,供图:方志四川)

唐宋时期,达州一带相对偏远落后,许多京官被贬谪至此。除了元稹,还有李峤、李适之、刘晏、韩滉、张商英5人先后来到这里为官,此后皆官至宰相之位,被称为“六相”——李峤官至平章事,李适之官至左相,刘晏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滉官至同平章事,元稹官至平章事,张商英官至尚书左丞。

他们6人虽是在达州地区度过了仕途中一段不算顺心、不算平坦的时期,却始终心系百姓,造福于民,坚持自己的原则,践行自己的执政理念,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达州的文化传承。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达县知县余永宁于府署街前建“六相祠”用以纪念这6人。 如今,祠堂虽毁,但在凤凰山腰还建有六相广场,立六相石雕塑像,传颂6人的故事 。

世间沧海桑田、白衣苍狗,历史遗迹也许会倾颓,会消失,但文脉的传承、精神的力量却会绵延不绝,正如家风的承继。

达州市六相广场(李世春 范希江 供图,图片来源:方志四川)

家风代代传

在渠县县城至岩峰的小道边,有6处看似不起眼的石碑静静矗立着。如果路过的行人对历史、对古建有一定的了解,也许会认出,这是一种独特的建筑——阙。阙在汉代普遍使用,是一种导引性的标志建筑,多以成对的形式设在城市、宫殿、祠庙、宅第、墓园神道等前方。在全国仅存的29处汉阙中,渠县就有6处7尊,其中,冯焕阙以飘逸空灵的风格而遗世独立,被称为“汉阙中的逸品”。

渠县冯焕阙(蓬州闲士 摄,方志四川 供图)

冯焕阙的主人冯焕是东汉宕渠(今渠县)人,曾任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等职。他为官期间,不畏权贵,不避亲疏,执法不阿,曾多次严办一些劣迹昭彰、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践行“志欲去恶”的抱负。

东汉建光元年(121年)的一天,身为幽州刺史的冯焕突然接到一纸诏书,称他“疾忌贤能,亦失人和”,命他自裁。这则诡异的诏令对于冯家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冯焕虽有不解,但也心灰意冷。他正打算举刀时,年幼的儿子冯绲却挺身而出:“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他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白上,甘罪无晚。”意思是,父亲您为官的志向就是除去奸恶,朝廷实在没有别的缘故处置您,这次一定是凶人施展毒计,我想向朝廷反映此事,如果是真的,甘心服罪也不晚。最终证实,是朝中贪官污吏不满冯焕屡立奇功,便作伪戕害以示报复。冯绲“由是知名”,名满天下,只可惜其父不久便去世,冯绲在家乡为其立阙。

渠县冯焕阙(蓬州闲士 摄,方志四川 供图)

令人钦佩的是,在修缮父亲墓阙时,冯绲极尽节俭,仅在正面铭文书写“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20字,阙身上也仅刻有3幅图案,是现存汉阙中图案最少的。而冯绲本人在临终前,亦留下遗愿,要求薄葬,不建阙,不修祠堂。

冯绲不仅身体力行地坚持父辈淡泊名利、清廉节俭的原则,为官方面也秉承父志,践行“志欲去恶”,立下赫赫战功,镇守一方。数百年后的梁元帝萧绎有“谋出河南贾,威寄陇西冯”的诗句,“陇西冯”指的就是曾任陇西太守、戍守边关的冯绲。在多次立下战功后,冯绲被派到陇西,对当地羌人加以管制。冯绲善于用兵,却不滥用武力,对待当地羌人,他采取以德服人、以义服人的方式,维护了当地的安定。

如果说在“志欲去恶”的家风影响下,冯焕、冯绲父子略微给人以刚毅的印象,那么以卫承芳为代表的卫氏淇竹家风则如清风拂面。

明朝重臣卫承芳自号淇竹,典出《诗经·卫风·淇奥》。卫承芳为官四十余载,历仕明穆宗、神宗、光宗三朝,官至南京留都内阁吏部尚书,被誉为“三朝元老”“一代醇儒”。神宗万历年间,他一度因病回乡休养,适逢明月江洪水暴发。他眼见沿江两岸大片农田、房屋被淹没,决意疏浚河道,于是倾其所有家资,又动员当地富绅捐钱捐物,亲率民众除石清淤。民众踊跃参与,沿江狭窄之地,人声鼎沸。历时月余,河道疏通,水患消除。“卫阁老开河”的义举在达州妇孺皆知,广为传颂。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73岁的卫承芳病逝于任上,因家无积蓄,归葬之日,其子孙不得不变卖田宅办理丧事,朝廷追封其为“清敏公”,以彰其“清忠正直”。

达州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赋予了通达的意蕴,书写了一张张“达”卷。名为通达,气度通达,生活在此处的人亦是通达。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以血性精魂书写刚毅担当,以清正无私书写豁达态度。倏忽千年,巴山仍峻,渠水仍清,这种精神依然以十足底气立于川东,并将持续泽被后世。

达州市莲花湖湿地公园鸟瞰图(万燕明 摄,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网)

来源:官察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