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外国人编修的县志

——《广汉县志略》探微

汪 毅

提 要:《广汉县志略》由英国传教士汉明灯于1921年编修,系四川六百余种地方志中唯一一部由外国人编修的志书,开外国人编修中国地方县志的先河,为中国特殊的汉学著述。《广汉县志略》记录了广汉地情,填补了广汉县自清同治八年(1869)以后52年未修县志的空白,丰富了《历代汉州志》的辑录,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交流。

关键词:汉明灯;《广汉县志略》;价值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代代赓续。志书按时代可分新旧志书两类,其分野以新中国成立之时为限,之前的为旧志,之后的为新志(亦称社会主义新方志)。英国传教士汉明灯编修的《广汉县志略》成书于1921年,属于旧志范畴,系中国历代旧志中的一种,凸显了历史智慧,丰富了中华修志文明。

在中国逾千年的修志进程中,中国人修志已成为代代赓续的传统。但作为英国人汉明灯的修志,却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其修志内容、理念、方法、态度、情怀等,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

《广汉县志略》英·汉明灯纂修,1921年手抄本,开本24x14厘米(复制本)

一、广汉与汉明灯

(一)关于广汉

民国时期的四川广汉县,即今四川省广汉市。广汉在秦朝时为雒县,西汉高帝六年(前201)时设广汉郡,唐垂拱二年(686)置汉州。闻名遐迩的三星堆位于其境内,距今近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广汉亦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前沿。1980年6月18日,该县向阳公社率先摘去人民公社牌子而挂出“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这牌子的“一摘一换”,是中国农村改革发轫的标志,甚至使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为之修改,改变了数亿中国农民的命运,令世界瞩目。由此可以说,广汉在县级区域中算得上“震古烁今”。说它“震古”,系这里的三星堆文明改写了古蜀文明史;说它“烁今”,是它的“挂牌”堪称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声。

(二)关于汉明灯

汉明灯,英国人,中华圣公会(四川)传教士Hamilton,Rev.E.A.andwife的中文名字。据《华西教会新闻》记载,汉明灯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华,曾在四川新都、广汉、德阳一带传教。他具体传教始于何年虽无资料可考,但从《华西教会新闻》中悉知,他不仅掌管西式学堂,在学校、妇女中发展教徒和敬拜中国人,而且还因“我的健康问题阻碍了每日的布道”而惴惴不安(载《华西教会新闻》,1904年第11期)。至于汉明灯何时离开中国回英国复命,现无资料可考。但从汉明灯1921年完成《广汉县志略》上溯,他在华传教的时间应有20多年。

汉明灯的传教颇为不易,甚至有被土匪绑票而虎口脱险的传奇。他的这一段被土匪所劫生命受到威胁和付银子换性命的曲折经历,颇有故事性,《华西教会新闻》曾有介绍。

汉明灯的传道多在开设传教站、办学、演讲、参加有关活动中进行,对象多为教师、学生及医务工作者,性别多为妇女。从汉明灯所修《广汉县志略》自序中悉知,他是1916年到广汉传教的。这个时期,属于他传道的成熟期。由此可以说,《广汉县志略》编修一定意义上是汉明灯布道传教的特殊形式,甚至是一种手段,因为其间的考察多邀教徒同行,即“乐于与诸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当然,亦不乏“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的使命感。

《广汉县志略·自序》汉明灯著

二、关于《广汉县志略》

(一)《广汉县志略》概况

汉明灯堪称典型的被中国化的汉学家,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是一部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汉学著述。该志修于1916年,成书于1921年,历时5年。这一部特殊的著述,弥补了广汉县自清同治八年(1869)以后52年未修县志的空白。其篇幅虽算不上洋洋大观,但却为“四川六百余种地方志唯一的一种外国人编纂之志书”(载《四川历代旧志提要》,第15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其唯一性,标志着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开了外国人编修中国地方志书(县志)的先河,凸显了一个外籍人士崇尚中国方志文化魅力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具有超越普遍性的特殊意义,弥显珍贵。至于汉明灯是否将《广汉县志略》底稿带回英国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名字却留在了中国方志史上,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交融与交流。

《广汉县志略》为楷书手抄本,排列整齐,颇有颜(真卿)字遗风,书卷之气贯于全书,不仅让人赏心悦目和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而且令人惊叹汉明灯如此的书法功力。该书开本为24×14厘米,计62页,每页以6—7行字竖排,约7000字。该抄本为孤本,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初,广汉县地方志办公室为新编《广汉县志》,曾派员(敖天照)专程去四川省图书馆抄录此志。《广汉县志略》为广汉民国时期编纂的唯一一本志书,除有助于新编《广汉县志》的编纂,还被收录于《历代汉州志》中,使之得以完整流传。

《广汉县志略·自序》

(二)《广汉县志略》内容

《广汉县志略》体例完备,脉络清晰,分自序、目录、正文3部分。正文有沿革、疆域、城池、乡村、山脉、河流、古景、古迹、战史、政绩、儒林、户口、仓储、漕运、学校、宗教16篇。在《山脉》篇中,他对“三星伴月堆”即之后闻名于世的三星堆作了精当描述:“在治西十五里,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此记载,虽晚于清嘉庆版《汉州志·山川志》“三星半月堆,至西十五里”,但它表述更准确“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这对于之后三星堆的地下发掘不乏意义。在《户口》篇中,他认为“调查户籍之法,东西各国莫不重之”,即与中西方国家进行类比,具有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联系。对于正文内容的表现,他分别采用了述、考、列、举、列举等方法。述有《战史》《政绩》,考有《儒林》《户口》,列有《漕运》,举有《山脉》《河流》,列举有《古景》《古迹》《学校》等。

由于《广汉县志略》是“志略”,故全志记述言简意赅,记事极略,既引录前志内容,又有对前志的考证;既记述了所考察中的鲜活史事,又有提纲挈领的篇下序(尽管未列篇、节),如《古景》,“自古有志之士游辙所至,遇景流连或发思古之幽情,或留一时之佳话。广汉志载八景,亦有足观,列举如左。”较之前志即清同治八年(1869)所修的《广汉县志》,《广汉县志略》除了简略,还增加了民国初期广汉境内的史实,如新增户口、新设学校、西方天主教、教会进入广汉的发展等内容。在《宗教》篇中,汉明灯介绍了广汉人民崇尚佛教和道教的传统,表述了传教士在广汉传道西方天主教(志书中称“圣教”)的发展及“教会发达”情况,传达了其“(余)素以爱主爱人为志,愿广汉人民一律去暗光享无量幸福”的博爱思想。汉明灯的这种宗教意志、思想、行为、结果的传递,甚至将其压轴于全志,既是诉求,又是他通过志书形式作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汉明灯无疑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汉学家,一位被中国化的汉学家。他情钟中国方志,与其说是中国方志文化的粉丝和痴情者,不如说是一位出色的修志布道者。在修志过程中,汉明灯不仅注意研究中国方志的表述方式,而且强调修志之道。这个“道”,既是一种修志精神和态度,又是一种可以获取事半功倍效应的方法。

在编修《广汉县志略》中,汉明灯深入实际的严谨态度和资料收集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他十分注重修志资料的广采博集。为获取地情的第一手资料,他摒弃闭门造车或纸上来到纸上去的做法,强调亲力亲为——“乐与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

修志虽苦,甚至苦不堪言,特别是在修志工具欠先进的那个时代。然而,汉明灯却是一位快乐的修志人。在修志过程中,他的“乐”和“与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的过程,传递了快乐修志之情与贴近这方土地和圆融于这片人文环境的信息。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耕行”的诗句。这与其说是诗人创作理念的传递,不如说是汉明灯所持有的修志观。正是如此,他才能够“考之县志”,通过实地测量纠正前志关于对广汉区域面积记载的错误:“面积四千方里,实测得二千二百七十五方里”。而这一“纠正”,打破了前志定论的“实测”,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却又了不起的事情。

(三)《广汉县志略》序言解读

《广汉县志略》序言为汉明灯自序。该自序提纲挈领,与正文“志略”前后呼应,堪称该志书的灵魂。自序虽仅有278字,但却传递了汉明灯修志主张、敬业态度、收集资料方法、修志目的等信息。其自序如下。

自古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也。将以他国之情形,供本国之考证焉。余崇信圣教,从事教会,西历一千九百十六年至中华蜀西之广汉名都也。

考之县志,面积四千方里。实测得二千二百七十五方里,人口约三千(十)余万。其间,学士、搢绅多与余交酒阑茶,罢辄举山脉河流,为余津津道之。余讲演闲时,亦乐与诸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岁月如流,今五年矣。救世救人宏愿未酬,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俾政治、实业、教育、教诸家各就注视之点以作考证之资。挂漏之弊,固所不免。名曰志略,庶使览之者不必至其地亦知其情形焉。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英人汉明灯序

在自序首句中,汉明灯坦言他并非那种仅流连风景的观光客,而是“游辙所经必有纪述”的学者,故他有“将以他国之情形,供本国之考证”的愿望和行为。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汉明灯注重资料来源的广泛性,广交包括学士、地方官员和退居官员及教徒在内的朋友,甚至与之成为酒友茶客。这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学士、搢绅多与余交酒阑茶”。他还强调“口述史”,即听取所交朋友“津津道之”的“山脉河流”等。在寄情地理,萦怀文献,记录“目睹耳闻之事实”,游辙有述等方面,汉明灯算得上马可·波罗式的传奇人物。他所持“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的观点,与马可·波罗的主张具有趋同性。

作为传教士,汉明灯的修志具有“救世救人”宗教情怀,这与之前修志的主张有所不同。汉明灯把修志定位在“传播宗邦”。其意一是“供诸家考证”,二是使读者“不必至其地亦知其情形”。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愫,非常符合作为传教士汉明灯“爱教爱人”“救世救人宏愿”的理想和价值观。

《广汉县沿革》

(四)《广汉县志略》的缺陷

《广汉县志略》的缺陷,不仅在于内容过于简略,还在于其差错率超标,如《自序》中的“人口约三千(十)万”,《沿革》中的“唐拱垂(垂拱)二年”,《古景》中的“一时之焦(佳)话”等。列举这些,虽然近乎苛求汉明灯这位“老外”,但瑕不掩瑜,撼动不了汉明灯在中国志坛上编修县志“唯一性”“开先河”的地位,也影响不了《广汉县志略》的客观价值。

(五)《广汉县志略》与《支那省别全志》的比较

作为外国人修志并以志冠名的志书,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算不上唯一,因其问世之前,即1917—1920年尚有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41年,改版为《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此外,1941年日本侵略军山冈师团编纂有《山西大观》。这部以日本侵华“北支那派遣军”——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山冈重厚中将的姓氏作代号的《山西大观》,虽然具有山西省分县地方志书的属性,但却未以“志”命名,故不作比较讨论。

《广汉县志略》与《支那省别全志》虽同系外国人所编修的志书,而且编纂时间相近(前者为1916年,后者为1917—1920年),但两相比较至少有八个不同,颇具研讨意义:

一是文种(语言)不同,《广汉县志略》系中文,属于汉学范畴;《支那省别全志》系日文,属于外文范畴。

二是书写方式不同,《广汉县志略》系手抄本(毛笔书法),《支那省别全志》系铅印本。

三是体裁和篇章结构不同,《广汉县志略》沿袭了清《广汉县志》,属于典型的中国方志,《支那省别全志》与中国方志在体裁和篇章上结构迥异。

四是组织形式不同,《广汉县志略》系汉明灯个人行为,《支那省别全志》系以日本官方为背景的民间组织行为。

五是层级和规模不同,《广汉县志略》记述对象系县(广汉县),《支那省别全志》记述对象系当时中国的18个省。

六是服务读者对象不同,《广汉县志略》服务对象是中国人,主要是四川广汉县的人群;《支那省别全志》服务对象是日本人,尤其是日军侵华高层。

七是编纂出发点不同,《广汉县志略》在于承前志和记录广汉县当时的地情,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志书体例;《支那省别全志》尽量简化志书结构,以最少的篇幅和文字提供最多的讯息和有价值的数据,并非为了严格意义的修志。

八是编纂的目的不同,《广汉县志略》体现的是汉明灯的人文情怀、博爱思想以及对汉学的敬重、对广汉地域文化的挚爱;《支那省别全志》不仅出于对中华的蔑视“支那”,而且在于觊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支那省别全志》出版时(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如火如荼之际,日本跻身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即入侵山东,并对青岛实行殖民统治。

《广汉县志略》中记载的三星伴月堆:在治西十五里,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

三、《广汉县志略》的价值

《广汉县志略》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它以县级志书方式存在,既有文献价值,又具有唯一性;它以手抄本存世,既有版本价值,又不乏特殊的书法价值,即外国人的中国书法;它作为一部外国人所修的志书存在,既有与中国人所修志书的差异性,又有中西方文化圆融和交流的示范性。

对于《广汉县志略》的价值判断,还可与《马可·波罗游记》作比较。如果说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描写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那么可以说20世纪初叶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汉学者汉明灯所编修的《广汉县志略》,却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记录中国一地(广汉)的百科全书。他们一个写游记,一个修志书;他们一个感性抒情,一个理性记录,均是典型的汉学著述,构成了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的价值和意义可相提并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明灯编修的《广汉县志略》作为县级志书,堪称中华志苑中的一朵奇葩,既绝无仅有,又可能空前绝后。因此,进一步讨论汉明灯及其《广汉县志略》,不仅具有修志和中华再造古籍善本的意义,而且不乏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