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读《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有感

杜元高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书影

最近阅读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2020年编译出版的《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简称四川卷),该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17年编纂出版的一部介绍四川省情的地方志书,读后有不少收获和感受。

一、编纂特点

四川卷的编译出版,丰富了四川省的地情资料和历史史料,具有以下编纂特点:

(一)编纂目的方向明确

中国与日本互为邻国,历史上相互往来,在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紧密之联系,且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至深。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出于政治、经济、军事需要,加深对中国的踏查和了解。为全面介绍中国历史与现状,日本东亚同文会组织力量以志书形式编纂出版《中国省别全志》,其目的非常明确,正如东亚同文会干事小川平吉在“序”中所说:中、日两国有数千年友好邦交的历史,可谓唇齿相依,两国人民同文同种、相依相助,完全可以共同进入文明富强的行列。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日本人需尽早熟悉中国的国情民物,应对其深谋远虑,凡事于其未然之际备善后之策,做到“未雨绸缪牖户”。因此,东亚同文会为帮助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探究阐明中国之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以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类情况,从1907年开始,组织大量人力(每年遣预毕业生约百人)深入中国内地,克服人、地、情都不熟悉的困难搜集资料,最终编纂成《中国省别全志》。全志共18卷,1000余万字,于1915—1921年在日本东京陆续印刷出版,为日本全面了解中国提供详尽资料。

(二)编纂内容重点突出

《中国省别全志》记载中国清末民初各省及县城乡镇概况、山川江河、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名胜古迹、农产物品、手工工场、机器工业、商业买卖、钱庄银行、经济贸易、市场物价、船舶交通、地方习惯、风俗人情等,并配有很多当时、当地摄影照片复制件,内容详实,图文并茂。中国地域宽广、地大物博,编纂者出于编纂目的,其中的四川卷在地域上侧重突出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如第二篇“通商口岸”,重点记述重庆、万县;第七篇“工业”重点介绍重庆、成都;在内容上注重反映地理环境、工商业发展、金融贸易、道路交通等情况。这些地方分别代表四川的基本面貌和当时的发展水平,便于日本各界了解中国、了解四川。

(三)记述内容详实具体

《中国省别全志》作为资料性著述,所记内容详实具体。如四川卷第二编“通商口岸”详细记述重庆的位置及人口、街区及街道、著名建筑、交通、气象和卫生、饮水、用水等,还记述在留外国人及其事业、各国领事馆及日本人租界。第四编“都市”记述成都饮用水中的自来:“光绪三十二年,即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始铺设水道,其规模与日本异。引水之管道,采用大竹管,连接部分缠以苎麻,其上涂以水泥。各街区要处均挖有水井,井周围及底部与日本水井相同,以木板围住,此装置既可防止井水外泄,亦可防止雨水渗透。用水乃从此类井中汲取,曲折之处则使用木桶。水源为锦江,但此处并非直接接入城中水道,经过3尺之水车打上水来,送往位于市内一角一水泥制蓄水池保存,由此处引水至各街区。虽是如此,但该蓄水池不大,乃是模型之物,不足以实用,故市民较少使用此水。虽是试验之物, 蜀都之自来水却是以此为开端。”记述极尽具体,如身临其境。

(四)志书体例规范创新

《中国省别全志》在前面设“凡例”,介绍志书编纂人员分工、编纂内容和中日两国间货币、里程、日历等换算比例,这符合我国传统志书的编纂做法。全志采用章节体编纂,按事物性质和社会分工,设编、章、节、目(目多体现在详细记述部分)进行记述,述、志、图、表等诸体并用。四川卷设四川省总论、通商口岸、四川省之贸易、都市、交通及运输工具、邮政及电信、主要物产及工业、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货币及金融机构、度量衡等10编。开篇即是总论,概括介绍四川建置沿革、行政区划、面积人口、气候、与外国关系、鸦片,使读者对当时四川省有一个全面概略的了解,这也符合中国志书体例。

二、主要不足

受日本本国文化影响,由编纂目的决定,四川卷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编纂体例与中国传统志书存在差异

我国志书编纂一是横排门类、纵陈史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二是述、记、志、传、图、表、录、考诸体并用;三是秉笔直书,直陈其事。《中国省别全志》除做到直陈其事外,对门类的划分和体裁的运用都有不足。如“通商口岸”往往与“都市”联在一起,贸易与商业的核心都是商品交换,但本志在记述时采取分编记述,割断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述、志、图、表重点体裁有,却没有大事记,不便读者查阅;没有重点人物传记,只见事物不见人,忽视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作用。

(二)记述内容存在挂一漏万

从宏观讲,《中国省别全志》重点记述商业和与商业相关的口岸、交通、通讯、物产、金融等内容,但四川卷对四川的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卫生等未做记述,“自然”也仅在“总论”中记及气候。从微观讲,第三篇“贸易”只记述重庆、宜昌两地的贸易,就连列入第二篇“通商口岸”的万县的贸易情况也未记述。第四篇“都市”只记述50余个州县治地,其余都市未做记述。泸州,作为川南重镇,全志记述内容十分有限,仅在行政区划(记“领泸县、纳溪、合江、江安4县”)、都市、度量衡中有专门记述;其中“泸州城”设位置、人口、城区街道及建筑物、物产、交通、饮用水等目记述,是记述最详细部分,有1000余字。而同样记述“都市”,打箭炉(康定)则设专章5节记述,有图有表,近万字。另外,“度量衡”中泸州记有100余字,水运、邮政、物产地中点名提到。叙永厅在“金融机构”中单列一章,但字数不多。合江县更无具体内容记述。记述极不平衡,挂一漏万。

(三)部分史实出现谬误

北魏(386—557),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朝代,《水经》为这一时期所著。而《中国省别全志》“序”言“汉代有《水经》”,相差数百年。

三、价值意义

《中国省别全志》虽然存在内容不全、挂一漏万等问题,但也具有一定存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存史价值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来志书成果丰硕,上古时代便有《禹贡》,东晋有《华阳国志》,南北朝有《水经》,宋时有《太平寰宇记》,元及明、清有《一统志》。自清以后,各省、州、县编纂的志书更是浩如烟海。但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后,外国列强入侵,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清政府再未组织修志,到19世纪20年代已有六七十年;且原有志书内容不够完善,尤其是记载社会变革后现实情况的书籍十分缺乏。《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二)借鉴意义

志书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员每到一个地方赴任,都将府、州、县志作为了解这个地方地理方位、建置历史、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中国省别全志》编纂者为本国利益,每年派出约百人,费时4月余,历时10年,深入实地考察,达到没有志书参考就自己组织力量编纂的目的。同时,在编纂该志时,学习中国传统修志体例和做法,并在某些方面进行创新,这对中国志书编纂具有借鉴意义。而四川卷的编纂,丰富和积累了四川地情资料。如原有志书已有这些资料,可比较、核实其准确性;如没有所记述资料,则可补充完善所编志书内容。

(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杜元高(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