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毅强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11日 13版)

殷周时代是我国上古文化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铸就了青铜时代的辉煌。这一时期,文字发展成熟,除甲骨文外,现存约两万篇金文,记录了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制度文化的变迁。但历来金文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古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对其文学价值关注较少。实则金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经》《尚书》。于省吾曾言:“意在比类梳辞,通其幽眇,以侪其文于典、谟、雅、颂之列。”(《双剑誃吉金文选·序》)于老提到的“文”即金文。金文文学是中国早期文学的原生形态,内容丰富、叙事精彩,文学价值很高。商周金文经历由质到文的转变,其背后折射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革。

殷周革命是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变革。王国维曾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逐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礼乐文化制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战国秦汉时人多认为殷尚质、周尚文,“文质不同,其礼则异。”(《子思子·杂训》)“文”指文采、文化;“质”为质朴、本质。殷商政教各异,一般多言殷人尚质,质厚则多威仪,敬鬼神而少礼节;周人尚文,制度文化复杂多样。前贤对殷周制度文化特质的总括,虽有整齐化之嫌,但周人尚文则是较一致的认知。孔子曾盛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具体到金文文学,亦能反映殷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现存商代金文五千余篇,但普遍字数偏少,最长者约五十字,传递的信息十分有限。商中期以来,青铜器开始铸铭,但内容简略,仅有祭祀对象名号、族徽,一般作“作某彝”“某作某彝”,如作父甲鼎“作父甲尊彝”;鼋作父戊方鼎“鼋作父戊彝”。这种铭文已经有了叙事性。至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出现稍长的金文,内容趋于丰富,主要反映殷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祭祀、战争、田猎等。据文献记载,殷人崇尚鬼神,《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故祭祀类金文大量出现,如邲其三卣、作册丰鼎等,包含时间、作器缘由、对象、族徽等信息。这些金文能够较完整地记录事件,与周初金文已有较大的共性,只是其文体形式与内容结构都还处于初始状态。总的来说,商代金文字数少、篇幅小,语言简洁,铭文旨在直录,缺少修饰,尚未体现出多少文学色彩,这多少能体现殷人制度文化及思想观念“尚质”的一面。

周人代殷,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周王朝由殷商以来的敬鬼神转向重人事,以期通过“礼”来规范万物。《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周人施行“文德政治”,政治理念通过礼乐制度延及现实世界,形成“尚文”之风。文在礼制背景下得到充分发展,一方面以《诗经》《尚书》等文献为代表,另一方面即金文的繁荣。现存两周金文约一万五千篇,大多语言庄重、文辞典雅,表达对周王赐命、祖先功绩的颂扬、称美。《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已基本阐明金文的功能。金文与相关的礼仪活动直接相关,客观地记录整个礼仪活动的过程。如天亡簋反映周王的祭祀活动;叔虞鼎反映了朝觐礼;剌鼎、遹簋记载了飨礼;多友鼎、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军礼等。在这种礼乐文化背景下,铭文增加了诸多程式化的描述。礼乐制度与语言文字互为表里,礼制通过文字展现。

对语言文字艺术的自觉修饰,与周人尚文,崇尚礼乐文化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在重文风气下,周代金文开始走向繁荣,词汇丰富,修辞讲究,叙事手法完善,韵文进一步发展,文体形式多样,出现了大盂鼎、豳公盨、史墙盘等优秀篇章,皆表明金文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用词上,金文不少词语、句式见于《诗》《书》,应为当时习语。如形容钟镈声音,金文用“简简”“喤喤”等词,《诗经》也多次出现如,《周颂·执竞》“降福简简”,《商颂·那》“奏鼓简简”;《周颂·执竞》:“钟鼓喤喤”,《小雅·有瞽》“喤喤厥声”。又如史惠鼎“日就月将”,见于《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又如“柔远能迩”,见大克鼎、番生簋、逨盘等,亦见于《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外,威仪、不弔(淑)、三寿、无斁、戎工、桓桓等,及常用的祝嘏辞,如眉寿、万寿、吉康、康佑、纯鲁、黄耇、弥生、难老等,亦多见于《诗经》。王国维就曾利用金文和《诗》《书》对相关词汇进行互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句式上,西周金文多四言句式,与《诗经》基本一致,如金文的“中翰且扬”,和《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等句式相同。此外,金文的“用祈眉寿”“有严穆穆”等句式也多见于《诗经》。

修辞手法上,由简到繁,文学自主意识逐渐加强。西周早期,金文记事多平白直叙,少有过多的文辞修饰。中期以后渐渐讲求文辞,典型的如豳公盨、史墙盘。豳公盨全铭仅98字,即用六个“德”字,突出强调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德”的观念,不少用语能与《尚书》对读。史墙盘对文武成康昭穆恭七位周王的颂扬,皆用一典雅词语形容,如:曰古文王、索圉武王、宪圣成王、亚慎康王、弘鲁昭王、祗显穆王。对其功绩也用一句话概括,如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昭王“广能楚荆,惟寏南行”。对自己祖先的赞美,称青幽高祖、勇惠乙祖、舒迟文考,用词简练典雅而意蕴丰富。再加上大量韵语的使用,使铭文达到了非常高超的修辞艺术水平。

西周金文文学性的另一表现就是用韵,韵语代表着人类语言发展的突破。现有材料表明,商代甲骨金文尚未有意识地用韵。周人不断追求语言美,两周金文有韵文488篇(杨怀源、孙银琼:《两周金文用韵考》,人民出版社2014年,145页),少数通篇用韵,大多数为韵散结合。西周早期,金文开始用韵,如武王时的天亡簋,只是数量相对较少;至西周中期韵文开始大量增加,典型的如史墙盘,通篇置韵,四字一韵的句式可看作四言诗,是西周金文文学成就最高的篇章。到晚期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韵句更是非常规整,以四言为句,句式整齐、语言精练,每句皆入韵,共11个韵脚,通押阳部韵,是杰出的韵文作品。说明作者已不单纯从记录的角度作铭,而是有意追求文章的文学艺术价值,将韵句与铺叙的手法融合,讲求叙事的语言及形式,创造出艺术表达高超的韵文篇章。胡光炜曾指出:金文“文长而无韵者近《尚书》,文长而有韵者近《诗》”(《金文释例》)。两周金文多押阳部、幽部韵,读起来声音洪亮悠扬,朗朗上口,应和金文在祭祀、册命及宴飨等典礼仪式上诵读功能相关。

春秋时期王朝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诸侯国金文,记录各国间政治交往、婚姻关系等,目的则是彰显作器者的家世与身份。至战国时期,随着宗周礼乐制度的转变,金文亦随之发生变化,内容上记事铭文相对减少,虽然也有中山三器这种长铭,但主流是铭文篇幅变短,演变成“物勒工名”的形式,见《礼记·月令》,逐渐开启秦汉金文日用化的先河。物勒工名不仅记录铸造、监造器物工匠的职官、姓名,还记录器物重量、容量、置放地等信息,而金文的文学性日趋消亡。从商周金文文学的发展历程看,确能直观展现商周社会的文质之变。

(作者:吴毅强,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