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省别全志》产生背景

及其编纂特点

——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为例

王少卿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书影

《中国省别全志》和《新修中国省别全志》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分别于1915—1921年和1942—1946年编纂出版,原书名里中国二字为“支那”,是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纂的中国志书,无论是编纂缘由还是编纂方法都值得研究、品味和深思。

一、《中国省别全志》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不甘处岛国之境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根本动因

历史总是由地理承载并与之相应,文化现象的根基一定是植入在自然地理之中。因人种、文字、地域等历史渊源,古代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效法中国。幕府时代末期的19世纪中叶,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国力微弱。1853年,在遭受美国坚船利炮所谓“黑船事件”冲击后,次年便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陆续与英、俄、荷兰等西方国家签订类似条约,被迫打开国门,处于即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境地。为求强盛,日本走上全盘西化、效法欧美的“脱亚入欧”之路,在国内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便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结束了近700年的幕府时代,使日本基本完成工业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迅速提升,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

日本并未满足于明治维新后的成果,竭力图谋更广阔更快速的发展,但受限于岛国的地理环境条件。甲午战争前,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写道:“皇国乃沧海之一大孤岛……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而曾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说得更为直白:“日本四面环海……若甘处岛国之境,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更早的“大陆政策”思想奠基人、日本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在1855年就认为,日本暂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类似上述观点,在日本军政界相当长一度时间非常强烈,并逐步上升为政府决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继《与清国斗争方案》后,再度制定《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以武力分割中国,“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7年后,日本正是按其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全部预期目的。同时,在西方列强环伺中国的情形下,日本既不甘坐失在中国的获利机会,更担心西方侵蚀自己,便加快对中国的经略。

应“经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需要,一些非政府的社团机构(会社)应运而生,并提出积极干预以中国为首要的大陆问题的各种论调,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对瓜分中国领土的参与论;二是与此对立的中国领土保全论。19世纪末,随着日本官方不断强化对华活动,日本社会各界也相继提出像日中亲和、日中联盟、东亚同盟、大东亚共荣等这类对华政策言词,一面以此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另则为在日本社会形成特定的中国观及对华舆论而作用于一般民众。无论是官方还是会社,在维护日本自身利益方面立场高度一致,特别是到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各类会社的理论都被官方利用,并最终沦为侵略政策正当化的道具。编纂《中国省别全志》的东亚同文会便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机构。

(二)东亚同文会及 其东亚同文书院终成为日本大陆经略政策工具

东亚同文会,是由日本一些高度重视中国在市场和原料产地方面对日本将来发展所具备的价值,而主张强化日中经济提携的人群,在西洋列强分割中国危机日甚背景下,组成的非政府对华活动团体。1898年11月,东亚会和同文会在东京合并,成立东亚同文会,明确以“保全支那”“帮助改善支那与朝鲜”“期待研讨支那与朝鲜的时事并付诸实行”“唤起国内舆论”为纲领。该会会长是曾3次担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之父、热衷提倡“兴亚论”的近卫笃麿。1945年日本战败,该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1948年,原东亚同文会人员(近卫笃麿,号霞山)组建“霞山俱乐部”,后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

1899年,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商定东亚同文会在南京设校。次年5月,同文书院在南京开办,院长根津一;年底迁往上海,依托并整合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和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日清贸易研究所本就是日本人才养成所,由《宇内统一论》和《兴亚策》著作者荒尾精提出动议,得到曾任首相的松方正义和黑田清隆、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及退役将校根津一等人协力,于1890年在上海创立,选址于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创立时有教职员与学生共计200余人。且不论其创办人中的日本军政界人物,单是甲午战争之时,其毕业生就均担任日本陆军通译等军事要职。东亚同文书院承袭和发展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乐善堂的功能,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中国自然与社会状况的实地踏访和各类资料的搜集。该书院自开办到1919年的20年里,只招收日本学生,且从1907年起,开始接受日本政府大量财政资助,并接受其管辖和监督。1945年日本战败,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撤回日本,吸收自台湾“帝国大学”和韩国“帝国大学”撤回人员,在爱知县丰桥市组建爱知大学。

(三)东亚同文 书院的宗旨特性及《中国省别全志》的编纂出版

荒尾精曾言:“应当救中国于未亡,以强我之唇……中国富强以后而欲反噬时,不仅不能使我国持唇齿目足之势……反而将强大于英俄数倍的敌人设于一衣带水的对岸。”根津一所撰《中国省别全志》序言中说:“我国人须尽早熟悉支那国情民物,深谋远虑,事事均事先制定其善后之策不可……今日探明支那之国情民物,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耶……我国却尚未有能助其研究之好书,唯此令人遗憾。”他希望,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的学生要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全面调查中国。

东亚同文书院办学初期,学生从日本各府县招考,每府县2名,享受公费待遇,修业3年,教授汉语及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由专科升格为大学,更名“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生接受严格的社会调查训练,每届学生于毕业前一学期分别组成区域或专业调查组,首选地理位置或经济地位重要的地区逐步纵深推进。学生留上长发或戴上假发套,或乘车坐船,或骑马徒步,作周密的实地踏勘考察,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地区(有的还涉足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调查后撰写“大旅行记”和“调查报告”,作为结业文本,之后将其材料印5份抄本,分送日本外务省、农商务省及陆军参谋本部,东亚同文会及其书院也各保存1份。1901—1945年40余年间,46届近5000名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中国各省区作地毯式立体调查,线路达700多条,调查稿件达20多万页,留下卷帙浩繁的调查材料。如果把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踏查活动计算进来,此由日本军部、外务省支持的中国调查进行了60年。其调查材料原件现分别藏于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大规模开展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东亚同文会还致力于综合整理工作。1892年,根津一利用汉口“乐善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调查材料,编纂出版《清国通商总览——日清贸易必携》。该书2编3册2300余页,成为当时日本从事对华各项活动的百科辞典。东亚同文会更组织以书院教授为主的专家,对书院学生的巨量调查报告作综合研究,编纂各种专题论著,如《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支那经济全书》(12卷)等,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支那省别全志》(18卷)与《新修支那省别全志》(9卷)。

二、《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的编纂特点

《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简称四川卷),是在东亚同文书院1908—1916年7届毕业生的调查报告资料基础上,由熟谙中国的该院教授大村欣一和山崎长吉编成,于1917年1月24日出版刊行;全文共10编,169章,1080页,约50万字,并附地图36幅、照片72幅和事物说明图17幅。编纂方法与我们通常采用的志书体例迥然不同,其突出特点是:重在呈现详细具实的现状平面图,鲜有追求历史文化的纵深感以及蕴藏教化功能的思想性;无论是结构裁定还是撰写方法都充分体现情报资料所具备的真实、准确、可靠、实用性特点,翔实展示四川在20世纪初期的一个横截面。

(一)篇章结构上设立与经济、资源、军事密切相关的编目,未设政治、文化、人物专门编目

四川卷10编分别是:四川省总论、通商口岸、四川省之贸易、都市、交通及运输工具、邮政及电信、主要物产及工业、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货币及金融机构、度量衡,其实就是经济、资源、军事3个方面内容。在记述具体事物的过程中,着力反映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生产力水平、经济现状、商业贸易营运形式及习俗状况。

(二)不追求篇幅平衡,章节目设置也不统一

四川卷各编篇幅相差极大,以笔者翻阅版本来看,最少的“通商口岸”和“贸易”两编仅9页和11页,依然上升到编的层次;最多的“交通及运输工具”多达145页;“总论”“贸易”“度量衡”3编仅设章而无节无目;“通商口岸”“都市”2编设目但无节,前者仅2章,后者多达55章。节下设目或不设目的编排俱有,“天全州之矿产”节下之目多达26个。

(三)主要是横向记录,没有纵深叙事

与我国新志编修一般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考”体裁结构比对,四川卷未设纵向记述的大事记;除少数地方因事系人外,没有专设人物篇目;在文内章节之后附录一些商务条款、公司章程、票据样式等附件外,也没有专门设立附录;未设考证篇目;采用大量表格和图照。除“总论”这一编略有提及外,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建置沿革内容。对事物的记述不溯源、少述背景,重在对事物现状的介绍说明甚至提醒。总体上是见今不见古。但在横向上常把重庆和成都与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地相比较。有些地方为帮助对事物现状的记忆,也系进历史人物或事件,但都一笔带过。如:“蜀栈”记述到广元时有“对岸有皇泽寺,为武则天出生之地”“从明朝兵部尚书赵炳然墓旁经过”“读书台传说是宋时黄兼山读书之处”;“川北道”记述到绵阳时有“欧阳修出生之地渔父村便在城东”等。

(四)立足日本读者,突出日本关注事物

行文当是日本语言习惯和修辞手法,度量衡单位多使用日本当时常用数量词,如长度多用英里、高度多用英尺、距离多用町、丝绸重量用匁、房屋长度用步、宽度用间等。年代表述,清朝和明治纪年同时使用。在“峨眉山之森林”的记述中有“六合目处洗象池附近有一巨大冷杉林”语句,其中“六合目”为日本测量山峰高度用语,在日本将一座山按高度分为10个合目,山顶为十合目,山角为一合目,依此类推,六合目在山的中部往上。在其《凡例》和内文中备有中日度量衡之转换计算说明。

记述事物还经常与日本国内同类事物进行对比。如:记述重庆商业时有“重庆与日本异,无交易所之类设施” “中国人异于日本人,甚重繁文缛节,故重大之交易不于商店及茶馆而于饭庄子(餐馆)进行,排场甚大”。记述成都府城时有“且河流与城墙之间区域留有住宅或田地,与日本城池之规划颇为不同”。述及成都城内满族居住区时有“居于与日本士族宅邸相似之胡同内”。记述耕作时有“故其耕作法与上世纪相较毫无差异,与日本相较则过于粗放”。记述硫磺交易时有“此制度与日本盐专卖局之制度同”。记述重庆织绢工场有“阑干由当地市内各处贫民家之妇女制之,平均1小时可织得等同日本曲尺2尺5寸之物”。同时加强与日本有关事物的记述,如接受过日本培训的人员、在日本购进的机械、某些场所雇请的日本员工等等。

记述中也常常涉及英、法、德、美等国人员在四川以及中国的活动,特别是在重庆和成都以及一些重大事项方面的活动。如:重庆“医院中最大是美国人马加里医生所设立之医院……马加里医院其后乃是法国天主教会所设医院……其之后是英国传教士所设医院”“凯兰特,同样既是传教士亦是医生,美国人……于新盖医院内附设一两丈左右高钟塔……成都地区时间几乎都以此钟为准,实乃可谓扶植势力之一大捷径”。在“川汉铁路”一章中,把英法德美四国在其中的作为写得比较清楚。可见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在中国的活动。

(五)记述极为详尽,几近操作说明书

在“交通及运输工具”编中,包括河道丰枯、水运变化、航线、险滩、漩涡、暗礁、水深、流速、渡口,以及船只的新旧、大小、质量、领航人经验、人货物运输的营运状况都记述得非常具体。陆地道路各段名称及其相间里程以及客栈运营状况、道路宽度和陡峭程度、路面铺设、修缮情况、过往车马人流、沿途风物等都记述极为详细。商业记述,往往列出交易协议、凭证等样式或格式。如记述峨眉山伐木:“先以斧锯砍倒树木,剪去其枝,再截5—6间之长,削为稍圆之四方形,拖至溪流处。运一根木需40—50人之力。再以藤蔓束之,使木转动而行之。至青衣水,组为木筏运至嘉定。”再如记述天全硫磺制造:“其地将矿石装入铁罐烧之,铁罐形状如下图。高2尺,周围2尺8寸5分,上口直径4寸,下底直径5寸。铁罐6个并为1列,加以火力烤24小时,矿石中之硫磺即会完全溶解,流入木制容器中凝结。如此所得硫磺依大小可分两种,大者有48斤,小者有28斤,而60斤矿石可精炼得40—50斤硫磺。”类似详细记述在四川卷中随处可见。

(六)述而有论,总结评价和议论分析及预测建议颇多

四川卷站在第一人称角度撰写,“吾等”“吾人”“吾国”“吾见”“吾于”等字词使用很多,编者的观点也表现得非常直白。如记述汉口铁路修筑时:“毋庸置疑会对日本优良之木材有所需求。”又如:“可预见成都作为西部大集散地,今后必将愈加繁荣……川汉铁路第一期工程已着手动工,衷心祈祷其能早日完工。”记述秦、蜀栈道时:“此地难称为栈道中艰险之处,亦不足扼制四川东北边境。”特别典型的是在记述欧美人员时:“此等传教士,其成功多半不是因其本业传教,反而是因其副业医术……吾等不能轻信其不论身处何处,均整日耗费于传教之上……各传教士必然从事于某种研究。不仅四川一省,推至全中国亦可如此考虑……西洋人对中国诸般事情之通晓远在日本人之上,其根源之调查半数无疑来自于各传教士……传教士之后,应当予以注意之事则是驻成都之各国领事……以此可察列国之态度。日本政府于此事上并未出头,虽是遵循了正道,然于观察四川诸般事情以及各国领事言行之方面,不可不做好有所不便之觉悟……这一点上能否增强一点吾等信心?”类似这样把编者观点直接表白的语句很多。同时为加强横向关联事物的记载,并非“越境不书”,多有把四川区域以外的相关事物记入并进行比较。

(七)资料源于实地踏勘,撰写记录经过培训,记述事物比较客观

学生实地调查之前,书院专门对调查设置指导室,制定包含调查对象、领域、方法、大纲在内的调查方案。撰写者没有中国传统史志撰写的固有框架限制。据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章程》补章中所载科目及课程设置上看,其学生对中文以及中国国情的掌握程度不低。四川卷的实际记述,主要源于学生亲自见闻。如记述都市繁华程度,大多是在城门或出口处用时10分钟亲自观测其出入的人、车、轿、马、驴等数量。记述广元矿产时:“吾等经过之际见其民于此采砂金,三三五五结伴而行,约有10队,共有50—60人采矿。”记述蜀栈道广元段时:“9月15日在陕西汉中之时,已不受蚊子困扰,然抵达此地后始觉蚊帐之必要。”“而且吾人一行通过秦栈之时为雨季,交通中断有数日之久。”所记广元境域煤矿、丝绸、木耳、山川河流、道路以及各城市布局等情况与笔者掌握情况基本一致。如记述木耳:“在四川之产地以广元县、绥定县、巴县等最为出名。”知晓沱江与岷江有交汇的人并不多,但四川卷在记述沱江时:“至焦沙尾,与岷江运河一部分交汇,称为中水。”可见其记述的可靠程度。同时,四川卷所使用的语言词汇都较平实、中性,除隐含四川封闭落后的意思外,未见歧视色彩,其记述心态也算比较客观。

三、《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编纂技术层面不足之处

从纯粹的编纂技术层面看,四川卷也并非完美无缺。避开传统方志义例和日本语言习惯,单就任何书籍编纂应遵循的公认原理看,有如下不足。

(一)有些章节排序无论从地域、经济、知名度等方面衡量都没有规律

如“都市”编所属各章排序,看得出编者想按其所在区域排列,但“梓潼、罗江、会理、保宁”4章顺连排序令人费解;“度量衡”编,巫山列为第2章,成都列第18章,重庆列第32章。关于“生丝”记述,书中明确其质量及价格排名是潼州、顺庆、绵州和保宁,而章节实际排序却为保宁、广元、顺庆、南部、潼州。矿产记述,“万县之矿产”仅几行字,排在第4节,而“天全州之矿产”仅目就达到26个之多,却排在第10节。类似情况比较多。

(二)少数地方领属关系不当

如“通省蚕病预防事务所”节,主要记述事项有农事实验场、茶务进习所、女子蚕桑师范传习所、汶川白龙池森林,且记述汶川白龙池森林文字最多,明显归类不当。“四川省之大黄”章设“碧口产”“凉州产”,但其下明文记述为甘肃省之地。

(三)个别事物记载有误

如记述“广元县城”中有“广元县隶属江北道”,实为川北道;又有“元时成为广元县,明时改为府”,此说不符史实。关于嘉陵江、白龙江的起源以及汇合地点,在广元城市章节和交通水运章节中记述不一致,且“白水江发源自陕西省文县……于四川昭化同西汉水合并”记述有误。在剑阁县城的制图中,将城边小河误标记为“嘉陵江”。

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出现数字不准确和错别字,因不能判断是原著还是编译的差错,故不赘述。笔者认为,凡例与编纂说明含义不同,前者应是编书之前所订立的规则,后者应是编书之后需说明的问题,此应为中日两国之共识,然该书“凡例”之下实际所写内容更与编纂说明相契合。尽管有上述不足,但不影响四川卷编纂技术的总体优良。

清末民初,整个中国积弱积贫、列强环伺。川渝地区近百余年内,未编修完整史志,仅有些许残缺不全的资料和编辑粗简的书籍。在此情况下,日本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四川省》在学术价值上值得研究。

(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1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少卿(原广元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原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