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6日 11版)

何尊铭文中有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二字。 资料图片

几千年前,中华大地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众多的文明雏形,考古学家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其中,能延续并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绝不是偶然。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中下游地区绝大部分属于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地形平坦,土壤疏松,大多为稀树草原地貌,是早期农业开发极其有利的条件。在尚未拥有金属农具的条件下,先民用简单的石器、木器就能完成荒地开垦、土地平整、松土、播种、覆土、除草、排水、收获等。

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地处北温带,总体上适合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五千年前,这一带的气候正经历一个温暖期,三千年前后有过一个短暂的寒冷期,然后又重新进入温暖期,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转入持续的寒冷。因此在五千多年前,这一带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农作物能获得更多热量和水分,物种丰富,成为当时东亚大陆最适宜的成片农业区。

这片当时北半球面积最大的宜农土地,足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农业生产和持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这片土地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函谷关、太行山以东更是连成一片的大平原。黄河及其支流、独立入海的河流、与河流相通的湖泊,形成天然的水上交通网。交通便利,人流、物流和行政管理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一些杰出人物萌发统一的理念,逐步形成大一统观念,并由政治家付诸现实。“中国”的概念由此产生。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呈现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黄河文明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魂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包括历史时期黄河改道形成的流域)。宋代以前,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大多数区域经济中心都处于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的黄河流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齐鲁地区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人,他曾周游列国,晚年回到曲阜,致力于儒家典籍的整理和教学,他的众多学生主要来自鲁、卫、齐、宋等国,主要传承人孟子、曾子等也都在这一带。战国时百家争鸣,几种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也集中在黄河流域。墨子(墨翟),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庄子,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慎到,战国中期产生的黄老学派,法家商鞅,荀子(荀况),法家韩非等,以及其他各家的代表人物,都不出黄河流域的范围。

秦汉时代,黄河中游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中心,其影响远及亚洲腹地。黄河下游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最主要的农业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黄河流域的优势地位由于政治中心的存在而有所加强。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各类知识分子、各种书籍、各个学派、官方选拔的博士和孝廉等的分布,绝大多数跨黄河流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才分布高度集中的实际状况。

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至755年安史之乱,黄河流域又经历一个繁荣时期。隋唐先后在长安和洛阳建都,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唐朝的开疆拓土和富裕强盛还使长安的影响远及西亚、朝鲜、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尽管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黄河流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国家财政收入中仍占据更大份额。唐朝这一阶段的诗人和进士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显示出文化重心所在。

从河源到出海口,中华各族人民在黄河流域生活、生产、生存。他们或农,或牧,或工,或商,或狩,或采;或住通都大邑,或居茅屋土房,或凿窑洞,或栖帐篷,或依山傍水,或逐水草而居。他们的方言、饮食、服饰、民居、婚丧节庆、崇拜信仰,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总之,中华文明的源头是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黄河流域创造的。中华民族早期主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礼乐仪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想流派、文学艺术、崇拜信仰,都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或者是以黄河流域所形成的为主体、为规范,然后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黄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魂。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

大量历史事实证明,黄河曾经哺育了华夏民族的主体,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先民,她的儿女子孙遍布中华大地,并已走向世界各地。

夏朝的建立和长期存在形成了由各个部族融合成的夏人,又称诸夏。在商、周时代,人口的主体是夏、诸夏,他们被美誉为华夏(华的本义是花,象征美丽、高尚、伟大),以后常被简称为夏或华。华夏聚居于黄河流域,通过周朝的分封和迁移,扩散到更大的地域范围,并不断融合残留的戎、狄、蛮、夷人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非华夏族都已被融合在华夏之中。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河西走廊、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一部分人口主动或被动迁入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吐蕃、南诏、回鹘、契丹、渤海、党项、女真、蒙古、满族的聚居区,在与这些民族融合的同时,传播了华夏的制度、礼仪、文化、技艺、习俗、器物,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逐渐形成。到了近代,成百上千万的内地移民闯关东,走西口,渡台湾,迁新疆,开发和巩固了祖国的边疆。至20世纪初,从黄河流域迁出的人口与他们的后裔,已经遍布中国大地。

在向各地输出移民的同时,黄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周边地区的非华夏移民。匈奴、东瓯、闽越、乌桓、鲜卑、西域诸族、昭武九姓、突厥、粟特、吐谷浑、吐蕃、党项、契丹、奚、女真、蒙古等先后迁入黄河流域,这些民族的整体或大部分人口在这里融合于中华民族的主体之中。

尽管今天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口并非都来自黄河流域,在南方一些地区和边疆地区其实是世代土生土长的人口占多数,但绝大多数汉族家族,甚至一些少数民族家族都将中原视为祖先的根基所在。显然,他们所认同的不仅是血统之根,更是文化之根,而这个根就在黄河之滨、黄河流域。

黄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根。

(作者:葛剑雄,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