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祭祀坑—神庙—神权国家

——试析三星堆之谜

赵殿增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曾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的题词,一语道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强大影响力。1986年发掘的1、2号祭祀坑,就像是两个巨大的古代“盲盒”,不仅给人们带来珍宝、带来惊喜,也带来谜团、带来争议。它是什么性质?从哪来?到哪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异的大型青铜人像和器具?一直都还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2019年以来,在同一地点又发现6个大型祭祀坑,通过高水平的考古发掘和高规格的电视直播,再一次“一醒惊天下”,人们都以为这下“盲盒”之谜可以彻底解开。现在大多数祭祀坑已发掘过半,三星堆“盲盒”渐次打开,出现大量珍宝,也带来更多谜题。新的6座祭祀坑刚发现时,两派论者就都认为自己说对了:“埋藏坑”论者曾认为这些坑是“一次”掩埋,可以证明它是被“灭国”造成;“祭祀坑”论者却认为这些坑不可能同时,因此提出“总不能亡国8次吧”!看来众多“盲盒”的打开,还只是揭开三星堆这个“大盲盒”的冰山一角,全世界人们都在关注着这个“大盲盒”里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正是三星堆最能引人入胜之处。

我有幸从1980年起参与到三星堆的考古研究中,在发掘领队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些综合研究,写过一些文章。三星堆博物馆曾为我出过一个文集《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李学勤先生又组织我们编写了国家“九五”重点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由我撰写其中一卷《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2016年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掘30周年之后,我又应约撰写发表了10余篇文章,就宏观问题谈些新看法,受到社会欢迎。结合最近的考古新发现,我再把自己的观点做个简要归纳,重点谈谈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与定名、大型神庙的兴建与毁弃、神权国家的兴盛与衰落原因等3个问题,供大家研究参考、检查验证。

祭祀坑之谜

现在新的发掘工作已近尾声,8座祭祀坑的情况逐渐明朗,但形成原因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仍未解决,国内外的兴趣和讨论有增无减,都在专心关注着“三星堆大盲盒”的发掘和研究进程。

关于“目前三星堆焦点问题的讨论”,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三星堆发掘咨询组长王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所发现的这批坑状遗迹应当与祭祀密切相关,并不是一次性同时埋藏,也不是敌对人群摧毁三星堆后埋藏;三星堆与金沙不存在暴力性取代迹象;青铜面具是以当地人面部特征出发,基于现实的神话产物;三星堆文化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地位。”这可能是对三星堆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和最近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比较全面清晰而又留有余地的客观公允评价。

经过几次现场考察,特别是近来多次电视直播和媒体报道,在看到各坑目前为止的发掘情况之后,我对“8座坑不是同时的看法”更加明确。因为各坑的方向基本一致,但大小形状、埋藏方式、器物种类各有不同。从各坑分布有序、器物比较近似、层位大体相同等情况看,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相距好像也不是很久。其中只有2号和3号祭祀坑的形状、方向、大小及象牙、器物、分层放置方法基本一样,有可能同时;而6号祭祀坑打破了7号祭祀坑,可能最晚。

8座祭祀坑之中面积大小比较相近似的,大体可以分为四等:

大型坑:1号,底面积12.48平方米;7号,14平方米;8号,19平方米。

次型坑:2号,底面积10平方米;3号,11平方米。

中型坑:4号,8.4平方米。

小型坑:5号,3.5平方米;6号,4.1平方米。

从现有情况综合起来看,这8座祭祀坑的形成似乎有着内在连带关系,可能是由于某种相似的特殊原因,进行了一系列有目的、有关联、分阶段、逐步完成的祭祀活动的结果。这里,不可能详细探讨各坑的具体情况与异同,只能先把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性质的初步认识梳理一下,探讨一下可能的原因。我的简要看法是:

1号祭祀坑最早,可能与发生灾疫和祭祀“国王”有关。

2号、3号祭祀坑大约同时,可能与用“神庙”中的主要器物进行大规模祭祀有关。

4号祭祀坑面积较小,或许稍晚,祭祀时可能使用了一些奇特的器物和埋藏方式。

8号祭祀坑押后,可能与大型“神庙”的最后毁弃有关。由于7号祭祀坑尚未发掘完,从坑的形状、方向和大小看,很可能与8号祭祀坑的时间和性质接近。

5号祭祀坑可能是一次小规模、高级别的单独祭祀,时间是在大型神庙毁弃(即8号祭祀坑形成)之前还是之后,尚待研究。

6号祭祀坑可能是三星堆古国迁都后的“遗民”,在若干年以后,再次来到祭祀区进行“祭奠”的遗迹。

经过大范围的勘测和发掘,在这一区域周围再没发现其他的大型祭祀坑,或许就是由这8座祭祀坑,构成一部“三星堆中心祭祀区”的使用和发展史。2021年6月底,我曾把上述看法给单位写了“意见与建议”,这里再谈谈我的具体看法和理由,与大家共同探讨。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我就曾有过“三星堆1号祭祀坑可能是因为瘟疫而为”的猜想,因为1号祭祀坑里的三方骨渣之中,含有一些人骨。这8座祭祀坑中,只有1号祭祀坑埋存含人骨的大量骨渣。这种情况说明有可能是因瘟疫而亡的人员尸体,曾与兽骨一起,被焚烧打碎和掩埋,三星堆古人或许是希望以这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去排除和躲避不祥之灾。在这次灾疫中,可能连群巫之长(国王)也一起亡故,因此在这首次大规模“燎祭”时,就将国王所使用金杖摆放在祭祀坑中央,并放置部分铜人头像、青铜和玉石礼器,再将含人骨的大量骨渣,向着西北方倾倒于坑中,一起进行掩埋和夯实。从1号祭祀坑的开口地层、土坑形制、器物特征、埋藏方式、骨渣堆积和坑口有建筑遗迹等情况看,说明它可能是这8座大型祭祀坑中年代最早的一座。

这是三星堆第一次超大规模的燎祭和瘗埋活动。但随后的情况可能并未出现好转,反而更为加剧,因而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都已“失灵”,就用神庙中的大量神像、礼器、祭品、象牙等,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隆重燎祭仪式,以便把它们都送回到天上和神界,乞求上天和神灵能给他们再次带来好运。其中2、3号祭祀坑可能是同时祭祀埋藏的最大的一组;4号祭祀坑可能使用了奇特的器物和祭祀方式等。在最后一次祭祀活动时,可能连同被烧毁放弃的神庙墙体和剩余的众多祭品一起埋入坑中(即7、8号祭祀坑),从而形成“三星堆中心祭祀区”众多祭祀坑排列有序的情况。但灾难并未因此而结束,最后三星堆人只好迁都到金沙等处,三星堆古国从此走向衰亡。

至于打破7号祭祀坑的6号祭祀坑,或许是三星堆古国的“遗民”,在迁都若干年之后,再来到这里进行“祭奠”仪式所留下来的遗存,所以才出现打破原有祭祀坑坑位与布局的情况。而埋藏众多金器的5号小型祭祀坑,有可能是一次单独的高规格祭祀,由于其大小、方向和位置都与6号祭祀坑比较接近,不排除它也是在三星堆迁都之后,古国“遗民”再次来这里进行“祭奠”的遗迹的可能性。

这些推测,是我个人的一些初步看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还需要通过全面的发掘和地层分析、器物研究、年代测定等多方面成果进行检查验证。

关于祭祀坑的性质与定名,我一直支持陈德安、陈显丹两位领队的意见,并简化为“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定名,我们认为主要有3条理由:第一,坑内器物基本都是用于祭祀的神像和礼器祭品;第二,在瘗埋前曾举行过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活动,具有特定宗教祭祀内容和含义;第三,祭祀坑是宗教礼仪活动最终形成的结果”。其中有不少器物埋入前多有被打碎和火烧的情况,应属于上古祭祀仪式中所常见的燎祭或瘗埋,用以表示最终把它们送到天上和神界。至于每次实施燎祭或瘗埋的具体原因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要从每座坑的具体内涵分别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内还发现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祭祀坑,形制大致可分为大型长方坑、中型长方坑、红烧土坑、不规则浅坑、小型圆坑等几个类型,在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中均有,以第三期最多最大。它们既是各次祭祀活动的最终结果,更是“三星堆神权古国”神奇文化面貌的具体反映。到目前为止,三星堆遗址内绝大多数珍贵文物都出土于这些祭祀坑中,使它成为三星堆文化最为重要的代表性文化遗存。也有人将这种坑称为“掩埋祭祀器物的灰坑”,实际上也就是“祭祀坑”。我在1992年《四川文物》发表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中曾指出:1、2号大型祭祀坑等“应是祭祀活动之后埋藏所用器物的土坑”,从而“将祭祀活动最后的状态存留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星堆祭祀坑”的本意。

“祭祀坑”之名,已被正式的发掘报告、内外展览、新闻媒体和宣传介绍活动经常使用。这次8座祭祀坑的共同呈现,进一步说明它们是有目的、有关联、分阶段、逐步进行祭祀活动的结果。“祭祀坑”之名已被社会广泛了解和接受,成为代表三星堆文化特定内涵的一个重要代名词。相比于“掩埋祭祀器物的灰坑”“与祭祀密切相关的坑状遗迹”“器物埋藏坑”等其他名称来说,“祭祀坑”之名不但简单明确,且性质清楚、通俗易懂。因此我们认为,用“祭祀坑”来定名三星堆文化这种独特的遗迹现象,既可以给人们一个清晰的概念,也能增强三星堆研究宣传的鲜明性和确定性,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最恰当的命名方式。

神庙之谜

“三星堆中心祭祀区”8座大型祭祀坑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原来必然要用一些大型建筑物来放置。从器物的性质分析,这种建筑物最可能是“神庙”“宗庙”之类的宗教祭祀场所,近年来三星堆遗址中已发现这方面的重要线索。

2005—2013年,在三星堆古城西北部最高点的“青关山”高地上,发掘出一座10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编号“青关山F1”,平面呈单体长方形,长64.6米,宽15.17米,面积达1015平方米,建在一座约16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之上。有的说它是宫殿,有的说是神庙,有的说是仓库,也有的说它是干栏式建筑。《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发表了《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报告》,同时发表了杜金鹏先生的文章《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初探》,得出这“是一座具有上下两层建筑的楼阁式建筑物,属于商代最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可能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和举行重大典礼的礼仪建筑”的结论。我对它是否“是一座具有上下两层建筑的楼阁式建筑物”,以及“青关山F1”的结构和性质问题,尚有些疑问,已写文与杜先生商榷。

我认为三星堆遗址青关山新发现的“大房子”(即“青关山F1”),可能就是一座位于高台之上的大型“神庙”。它可能是一座两面坡重檐屋顶的大型单层单体建筑,顺着长条形大房子的纵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穿堂过道”贯穿全屋。房屋两端的中央开有两座大门,使整个建筑物的主轴与通道呈东南—西北走向(北偏西40度),指向西北方众神与祖先所在的神山,具有特定的宗教意义。通道的两边,搭建有宽大的“木构平台”,朝向中轴通道,用于摆放神像祭品等器物;平台中还各夹有两个用“U形红烧土墙基”构建的单间,可能用来放置大型神像或祭器,以供人们从中央通道上进行祭祀与供奉,使之具有保存场所和活动场地的双重功能。大房子的两端,还各有一个较大的空房间,可供人们进行集体祭祀和集会议事;作为“群巫之长”的国王,可能就是在这里代表天神与祖先来行使国家管理权,因此这座大房子也就具有了“殿堂”的性质和作用。“大房子”的外面,也有宽阔的祭祀和活动场地。总之,它是一座既可以安放和保护大量神像和器物并进行重大祭拜活动的“神庙”,又是可以举行重要集会议事决策以行使国家权力的“殿堂”,可能就是整个“三星堆神权古国”的一个宗教和政治统治中心,是反映三星堆繁荣时期祭祀形态的最重要的建筑物。

“青关山F1”和“三星堆所发现的这批坑状遗迹”,可说是除了3.6平方公里的巨大古城之外,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两处文化遗存,两者之间可能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与三星堆古国的兴衰有着内在联系。近期我在微信上与友人们讨论到8座祭祀坑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关于青关山大房子可能是大型“神庙”的看法也得到较多支持。近日我将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从神庙到祭祀坑可能是三星堆从兴盛到衰落的基本过程”的总体认识。

我认为8座祭祀坑中的器物,原来可能主要是存放于“青关山F1”等“神庙”之中。这些“神庙”的兴起和修建,可能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发展成为宗教与政治中心的重要标志;而三星堆旁这种大型祭祀坑的反复出现,则是三星堆发生灾变、走向衰亡的具体表现。从“神庙”的出现,到“祭祀坑”的形成,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的一部兴衰史。

从对夯土台基边缘试掘的情况看,“青关山F1”建在一座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之上。夯土台经多次建成,最厚处可达4米,其中包含有多层红烧土建筑痕迹,最下面又叠压着丰富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遗存,说明这些存放神像祭器的“神庙”,大约是在三星堆文化兴起时就开始修建,并经过逐步增建和扩建,日益走向繁荣。神庙中存放的神像祭器,也积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精美,渐渐发展成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宗教与政治中心。“青关山F1”可能是这些神庙中时代最晚、规模最大的一座。随着一系列特殊大型燎祭活动的举行,神庙中全部神像和神器最终都被焚烧和掩埋,“青关山F1”这座规格最高、体量最大的神庙,也被彻底毁弃。

我们还可以从“青铜神坛”等反映三星堆祭祀活动情况的文物标本上,了解到这种“神庙”在三星堆文化宗教仪式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K2③:296)反映了三星堆人完整的世界观和宗教祭祀活动场面。它有3层,下面一层代表地下,以两只怪兽拖着圆盘,代表大地。圆盘上站着4个作法的巫师立像,头顶着天,脚踩着大地,代表人间。巫师额头上,“灵魂出壳”式地各长出一个云气状东西,最上端是一个“面具”,就是他们的主神和祖先神。他们在祭祀时,就这样和他们的祖先“灵魂相通”。巫师头顶4座山,山顶上表示“天”,天上面有一座四方形的建筑物,可能是三星堆古国最重要祭祀的场所“神庙”;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归宿,都可能在这个神庙之中。神庙的正面有“人首鸟身像”、四角饰“神鸟”,可能是三星堆人所崇拜的“图腾”。神庙四面还有20个人,每面5个,面朝殿外,手持祭品,正在跪着进行祭祀活动。“青铜神坛”表明三星堆时期不仅已有“天、地、人”三界概念,也表现出“神庙”这一祭祀场所在整个祭祀活动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因为“神庙”不仅位置高贵突出,装饰神奇华丽,且在它四周还有20个双手平举的跪拜人像,正在此进行虔诚的祭祀仪式,从而证明“神庙”可能就是三星堆整个祭祀场所中的最高境地。

神权国家之谜

祭祀坑发现后,人们对三星堆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为什么要造出这么多奇特的人像和器物、它的特征和原因到底是什么等问题,产生深厚兴趣,这也是三星堆研究者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有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现提出来与读者一起进行分析探讨。

我在1992年开始综合研究三星堆的社会历史情况时,就曾提出三星堆文化具有“祭祀活动治国”“多元文化融合”“造型艺术表达”等三个重要特点;后来又逐渐认识到“三星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神”“神权国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进一步概括出“神圣的信仰是精神主体、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产生的后果”,共同形成一个“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文化定位。

我认为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在良好的自然社会环境和比较封闭的地理条件下,造成的一种特殊而滞后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色和文化传统的“三星堆神权古国”,这是出现神奇的三星堆文化的内在原因;而“早期丝绸之路”所产生的广泛文化交流,则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外部原因。神权古国的祭祀活动中心是三星堆文化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过度的社会财富消耗是三星堆衰落的根本原由。由神圣的信仰、神奇的艺术、神秘的历史,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

我在《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一文中提到这种认识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进程“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理论,并于1987年在“三星堆十二桥考古发掘座谈会”上提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李伯谦先生关于古国阶段的国家分为“崇尚王权”与“崇尚神权”两大类理论,并提出“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三星堆遗址基本不见象征军权的青铜兵器而随处可见宗教性质的用于祭祀的遗物,已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论述(李伯谦《三星堆考古研究·续集·序》初稿)。李伯谦认为:“古国阶段”的国家,分为“崇尚神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红山古国走的是通过铺张的祭祀活动崇尚神权的道路,一切由神的意志来决定”“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这些神权古国“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

“三星堆文化”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因宗教狂热而兴盛起来,又因过度消耗而垮下去的晚期“神权国家”的典型代表。即使是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它可能仍然停留在“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决定一切”的“三星堆神权古国”阶段,进而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创造出大量祭神使用的精美又奇异的艺术作品,从而创造出璀璨夺目的三星堆文明。

虽然对“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古蜀国”,是个“古国”,还是“方国”或“王国”,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也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国家;但当时它曾极度地“崇尚神权”,社会上“充满宗教狂热”的情况,和它“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的结果,却是被大量奇特的文物和遗迹现象所证明的不争事实,这就是能出现如此神奇的“三星堆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在社会原因。这种高度发达又特色鲜明的“神权国家”,可能就是“三星堆之谜”的主要谜底。

探谜新篇章

三星堆新一轮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发掘,己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和共识,为进一步解析三星堆之谜打开了新的篇章,很多重大谜团即将逐步解开。

先谈谈三星堆祭祀坑为什么35年后才再次大规模发掘之谜:当年不再发掘是为了保护,今天再次发掘是主动发掘。

1980年三星堆开始连续发掘后,我们越来越感到它的重要。1984年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后,我们开始做全面保护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了多处城墙,弄清了遗址范围。为给制定保护方案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1986年春我们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合作,围绕三星堆东侧砖厂取土线边缘,分3区进行大规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专程赶到三星堆,检查考古工地,肯定工作成绩,并与省市县领导召开专门会议,确定“各级政府各出一部分经费,拆除砖厂,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工作方案。正在落实经费之时,民工在考古队控制下取土时先后发现两个祭祀坑,三星堆遗址从此全面保护下来。20世纪90年代建成三星堆博物馆,完成了祭祀坑发掘报告,健全了管理机构。21世纪初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全面钻勘和部分试掘,发现1大2小的古城布局和上千平方米的青关山大房子,基本弄清遗址区整体面貌,但却一直没有再发现大型祭祀坑。三星堆管委会2004年在原有两个祭祀坑上,复原一个参观现场,整个院子正好把祭祀区全部覆盖。2019年12月在复原现场的围墙外,勘探到3号坑的一角,在摸到青铜大口尊后,把复原现场的建筑和院子全部拆除,才新发现6座祭祀坑。它们的出世,可谓是恰逢其时,正赶上“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从而促成了这次举世瞩目的高水准的“三星堆大发掘”。

“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是这次发掘研究得出的最大共识。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礼器和玉石礼器,与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器有很多相似的器形和内涵;三星堆以青铜尊为主要祭祀礼器的特征,又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化习俗十分相似;三星堆的生活用具中,也有很多黄河长江流域重要古代文化的因素,说明它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在“满天星斗”时期中华文明共同体中的一颗闪亮的金星,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各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三星堆文化面貌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这是大家又一个重要的研究共识。三星堆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但他们并不封闭和保守。三星堆古人以对天地万物和外地情况的高度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与周围文化产生广泛交流,吸收多方面优秀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社会面貌,成为“早期丝绸之路”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在交流互鉴中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以别具一格的神奇面貌呈现于世,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特殊地位。三星堆文明既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奇葩,并具备世界文化遗产所应有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虽然它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但通过这次40多个科研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多学科高科技的联合发掘和科技攻关,必将获得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使解开三星堆之谜取得重大进展,从而找准它的特点和成因,明确它的价值和意义,得出恰当的认识和结论,以便让它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将它打造成闻名世界的考古圣地。

这就是我看了8座祭祀坑目前的发掘进展情况后,联系到“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等情况得到的一些初步认识,提出来供发掘研究人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分析参考、检查验证。希望通过讨论切磋、修正完善,得出更多的学术共识,为三星堆考古的研究宣传和保护利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