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三星堆青铜器:

巴蜀系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于孟洲 李潇檬

苏秉琦先生指出,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方国阶段。虽然已发表资料仍不足以作为细致分析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特征的证据,但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K1、K2),以及2020年重启发掘的6座器物坑(K3—K8),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或稍早阶段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且达到巴蜀地区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阶段的到来太过突然,目前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揭开谜底,但结合已有资料也能看出一些隐含的信息,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头像厅(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一

三星堆遗址已经发现的铜器有两类早于1986年K1、K2和近期发掘的6座器物坑,即铜牌饰和铃。虽然铜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但已与此前的宝墩文化产生一定差异,且与相关陶器一起标志着与二里头文化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此,四川盆地跨入文化发展的新阶段。铜牌饰共有4件,分别发现于月亮湾台地东北部的真武村仓包包(3件)和高骈公社(1件)两个地点,可分为镶嵌绿松石与不嵌绿松石两类。发现时嵌有绿松石者2件,身有整齐布列镂空的牌饰,据其特点推断仓包包87GSZJ:16这件器物原亦当嵌有绿松石。不嵌绿松石的仓包包87GSZJ:17较为特殊,一面平整,另一面中部有凸起的短脊,脊两端有相连接的凸圆饼;如果这件牌饰也需要佩戴使用的话,那两端的孔就可能不像报道者所说的是因铜液滞流形成,而更可能有实际用途。在三星堆城址内的月亮湾台地先后发现、后被文物部门征集的2件铜铃,均为单翼铃,形制基本相同。平顶中部有条形钮,钮两侧有方孔。铃体两面各饰一扁梯形凸线框。

除报道者,部分研究者将前述铜器年代推断为商代前期(或可早至夏末),也有的笼统推断为商代。从前述铜器所受影响的来源及其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看,这样的年代意见有一定合理性。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年代研究还需未来同类器物及其出土环境的系统研究方可最终确定。

铜铃明显与二里头文化出土者相似,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亦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存在联系。但学界对于铜牌饰的来源存在不同意见,除中原说外,也有学者认为广汉铜牌饰的产生与新疆哈密地区有密切联系,最有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经川东北地区传入四川盆地。从牌饰的形制和装饰纹样看,广汉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以及甘肃天水、新疆哈密等地的牌饰均有同亦有异,再结合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器因素,目前将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看成是遥承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e,但那件有短脊又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仍旧与哈密地区存在更大的关联,只是还缺乏除此之外的其他证据。

由于铜器数量太少,这一时期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起到何种作用,还不能准确推断。但对于三星堆人群认识青铜器,并可能由此获取一定的铜器铸造技术等信息都是有益的。

三星堆博物馆青铜馆头像厅(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二

1986年,先后在三星堆城墙附近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f,在完全突破学界对于商代成都平原文化面貌及发展程度认知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夏商时期另一文化中心的地位确立下来。1、2号坑均出土大量高品级物品,就铜器而言,种类和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均达到商代西南地区之最。1号坑出土铜器178件,种类有人头像、跪坐人像、人面具、人面像、龙柱形器、虎形器、龙形饰、戈、瑗、尊、瓿、盘、器盖等;2号坑出土的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多于1号坑,包括人像(大立人像、小立人像、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人头像(包括4件金面罩人头像)、人身形牌饰(或称为联鞘剑形铜牌饰)、面具(人、兽面具)、兽面、眼形饰和眼泡、太阳形器、神树、神坛、神殿、尊、罍、瑗、戚形方孔璧、璋形饰、戈、各种挂饰(包括铃、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形制以及铃挂架、挂环、贝、三棱形饰、弹丸等)、铜箔饰件(包括鱼形箔饰挂架以及鱼形、璋形、叶脉纹、圆形、鱼鳞纹、彩绘、兽面形、兽形、鸟形箔饰等)、杂件(包括蛇、蛇形器、龙形饰件、公鸡、鸟头、鸟、鸟形饰、水牛头、怪兽、鲇鱼、镂空器、多种镂空饰件等),共计735件;近期正在发掘的三星堆3号坑(14.1平方米)出土大量青铜器与象牙等遗物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其中出土的1件铜顶尊跪坐人像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三星堆铜怪兽(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学界对1986年发掘的两座器物坑埋藏年代有同时和不同时两种观点。持两坑年代同时说的有殷墟中期偏早阶段、殷墟三期、商代晚期、殷末周初、西周后期、春秋初期、春秋中叶等多种说法。持两坑年代不同时的学者有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晚期,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二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间,1号坑为商周之际、2号坑为春秋时期,1号坑在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等几种说法。近期公布的三星堆4号坑通过竹炭屑进行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3003(cal.BP)时间范围内,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范围内。目前,笼统将三星堆器物坑年代推断为晚商时期,或可至周初,学界应无大的疑问。但具体是各坑年代同时,还是存在早晚之别,具体每座坑的年代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年代测定和器物比较研究。

三星堆铜罍(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在铜器使用上达到第一个高峰阶段,三星堆遗址也成为此时四川盆地的铜器铸造中心。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三星堆文化聚落分布呈现三星堆遗址群高度集聚的特点,其中三星堆城址俨然已成为此时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三星堆遗址面积可达12平方公里,夏商时期城址分布面积约3.5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明显是此时期三星堆文化的中心都邑。据调查,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绵竹、新都、彭州、青白江等地分布着相当数量中小遗址,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相同,说明三星堆遗址周围还有若干不同等级的中小遗址,共同组成一个分布广泛、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总体看,该区域既发现超大型城址,又出土多种高品级器类(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出土大量的铜器、玉器以及金器、骨器、石器、象牙、海贝等诸多种类器物),是三星堆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三星堆文化(王国)直接控制的核心区域。

(二)铜器出土呈现出一枝独秀现象。

除三星堆遗址外,汉源县富林公社两次共发现8件青铜器,巫山大昌镇出土1件铜尊,还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铜鱼钩等小件铜器。巫山出土铜尊更有可能是外来输入品,富林公社出土铜器的埋藏年代不排除要稍晚的可能。前述地点与三星堆遗址相比,出土铜器数量实在过少,这虽与铜器的出土环境及具体使用目的有关,但也侧面表明铜器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集中性和垄断性。

(三)种种迹象显示三星堆遗址存在铜器铸造行为。

其一,三星堆遗址发现大量具有自身特色的铜器类别。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各种眼形器、神树、神坛、多种饰件等诸多器类都不见于其他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

其二,三星堆遗址发现与铜器铸造相关的遗存。三星堆1号器物坑内铜头像、尊、瑗等部分铜器内还存有泥芯土,即内范。另在1号器物坑的烧骨和填土中,以及遗址的文化层中都发现有这种泥芯土。发掘者据此推断铜器应是在三星堆遗址内铸造。通过分析1件内范,发现范内未见矿物转变和其他异常现象,推测其浇注温度可能未超过900℃。1963年,在月亮湾地点T105、T106、T107三个探方的第2层发现孔雀石和铜炼渣等遗物,还发现一块沿附有铜炼渣的类粗砂陶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坩埚残片。

其三,三星堆文化铜器铸造技术存在一定自身特点。三星堆青铜器都是以块范法铸造成形,没有发现锻造成形的例证。有学者对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3件商系铜器和6件非商系铜器的铸造技术进行详细研究,认为有两种工艺是其他地区没有,或是最早。一种是用铸铆方式连接部件,另一种是切割孔技术e。其中铸铆工艺见于神树(K2②:194)底座三部分间的连接处f,而切割孔多见于人面具两侧的上下部位及额正中部位g。另有学者通过金相组织观察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23件铜器,发现这些铜合金的浇铸件大多存在着气孔和铸造缺陷。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铸件相比,反映出巴蜀地区在青铜器冶炼和浇铸技术上的落后和不成熟h。

其四,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与铜矿来源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对三星堆1、2号器物坑出土的23件铜器进行电子探针成分分析,结果可分为红铜(3件)、铜锡(5件)、铜铅(5件)、铜铅锡(9件)和铜锡铅(1件)5类,并认为这些铜器按成分划分的类型较多,各类型中铜锡铅含量变动范围较大,说明殷商后期巴蜀地区铸造铜器的工艺和技术,都还比较粗糙和原始。而商文化风格铜器与本地风格铜器可能使用了不同的合金配比,表现在铜神器中的锡含量普遍较低,可能铸造铜器时锡料略显不足,或由于锡料贵重,铸造大型神器时减少了锡的用量。有学者将31件殷墟出土铜器与13件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殷墟青铜容器中大多数的锡铅比高于三星堆青铜容器;说明殷墟青铜容器中锡的用量高于三星堆青铜容器,而铅的用量则低于三星堆。另外,三星堆与殷墟在青铜容器所含微量元素方面也显示出一定区别。三星堆出土铜容器中锌含量微乎其微,在仪器的检出限以下,殷墟铜容器则含锌在0.079%—0.287%;殷墟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普遍较高,三星堆铜容器中铁元素含量却很低;其他如铋、镍、砷等元素的含量均有差异。或许说明两地的矿料来源不同。三星堆铜器中不含微量锌的现象,在此前一项研究中亦曾提及。

三星堆铜铃(云何视觉 供图)

合金成分上的不同显示出铜器制作技术上,尤其是合金配比上的差异。而铜器中微量元素的不同,则显示出矿料产地上的差异。再结合铜器使用及三星堆文化聚落布局等方面特点,三星堆存在某种规模的铜器生产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只是目前还不见明确的铜器作坊,对三星堆铜器的成分测试及铸造工艺等方面的研究还未做到全覆盖,学界在相关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是正常的。

不过,从铜容器的形制、纹饰和铸造工艺上看,三星堆出土铜容器与商文化尤其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关系密切,倒是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发掘者指出,1号坑出土的铜尊、瓿、盘和器盖等是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常见的器物,这些器物的纹饰作风是典型商文化的风格。2号坑出土的Ⅰ—Ⅲ式圆尊形制十分接近商文化风格;方尊和方罍也是商文化尊、罍特有形制,但纹饰具有蜀文化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蜀文化的逐渐融合。2号坑出土的Ⅳ、Ⅴ式圆尊虽基本形制仍属商文化风格,但圈足、纹饰等方面已表现出强烈的地方风格。朱凤瀚先生也指出,除尊、罍等器物形制与纹饰上体现出与殷墟青铜器的直接联系外,在铜立人像及神坛、神树等器物上填充的多种纹饰母题(如云雷纹、三角云纹、“立刀”形纹、变形饕餮纹、鳞纹等)与展现手法仍是殷墟青铜器的形式与风格。推测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受到殷墟青铜工艺直接影响,也可能是商人的铸造工匠(或他们的弟子)直接铸造了这批器物,只是在造型设计上遵照或吸收了三星堆文化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不过,多有学者指出,与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尊、罍形制相似的两类铜器还见于安徽六安、阜南,湖南华容、岳阳,湖北江陵、沙市,重庆巫山等地。这证明长江中下游与上游之间的交流通道至殷墟早中期阶段依然畅通。除商文化外,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三星堆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选择。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地点出土的部分尊、罍可能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或江西、安徽一带生产。

通过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有学者发现铜像和容器都属于高放射性成因铅,结合铸造工艺与合金成分等分析,这两类铜器很有可能来自同一铸造地或由同一批工匠铸造完成。1、2号器物坑中都有相当一部分铜像和容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几乎完全相同,表明这些铜器都是使用同一批矿料同时铸造而成。故有学者推测具有三星堆文化特色的大部分青铜器有可能是外地工匠携带着金属矿料来到三星堆后在很短时间内铸造而成。

不难发现,在三星堆铜器生产上,是全为本地生产,还是仅有部分铜器为本地生产?是部分铜器外地生产后输入本地,还是外地工匠来到本地生产铜器?不同风格的铜器具体生产地为何处等有关三星堆铜器的各种疑问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系统多学科研究才能论定。

三星堆铜戚形方孔璧(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三

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内大量青铜器的出现始终给人以突然的印象。虽然这些铜器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铸造,不过,铸造时间不会延续太长。三星堆文化人群何以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拥有和使用大量青铜器?

这从三星堆文化形成后极力谋求对外交流,尤其是向东拓展其文化影响可以找到部分答案。三星堆文化及其东向影响区域可划分为5区,分别为成都平原区、重庆市万州以西区域、巫山—巴东地区、秭归—宜都地区、荆州地区,除核心分布区——成都平原外,其他4个区域在包含三星堆文化因素上体现出明显的西多东少特点。这种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及其伴随的人群流动就可能促成铜器技术上的交流。从陶器角度看,三星堆文化的东向影响止于长江中游的荆州沙市地区,该区域也是长江中游地区大量集中出现成组早商文化因素的西南前沿。不难看出三星堆文化因素东向播迁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最终要和早商文化直接接触。从青铜器和玉器等的发展进程看,早商文化时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都处于技术、生产能力和贵族阶层需求的不断提升和夯实基础阶段,三星堆文化发现的可确定为早商时期的铜器等高品级物品还不多。但是,到了殷墟文化一、二期阶段,三星堆文化进入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殷墟文化二期进入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两个区域在青铜文化发展上表现出的这一相似性耐人寻味。可以推断三星堆文化与早商文化人群的交流一定会对后来殷墟文化早、中期阶段大量青铜器、玉器的生产有技术上的铺垫。整个商代,四川盆地始终与长江中游地区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这对提高三星堆文化的铜器铸造技术甚至包括成品的直接输入,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从四川盆地所见铜器看,既有受到中原地区商系铜器影响者,也有受到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影响者,还有明显的与陕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铜器交流现象。说明四川盆地在对外铜器交流上能适时获取最新的信息,这对促成四川盆地巴蜀系铜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阶段的到来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

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局部(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四

虽然三星堆文化留给学界的谜团依旧很多,甚至连最为基本的年代和文化谱系研究都还没有最终解决,但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可以获取的文化与人群信息也在逐渐增多,有关三星堆人群铜器生产与使用的诸多疑问也会逐渐得到解决。

三星堆所见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虽然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明显具有自身的形制特点。二里头文化的铜器种类较多,除铜牌饰、铃外,还有工具、武器、容器等,但三星堆文化人群仅选择牌饰和铃这两种对于生产领域不具有实际促进作用的器类,或许说明此时三星堆文化人群的统治阶层对于铜器等多种高品级物品功能的定位并非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而更希望其促进人群与文化的整合,年代稍晚的三星堆多座器物坑出土物便可证明这一点。三星堆人群制作祭祀用品占用了最大精力,这也是三星堆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许也正因三星堆王国举全国之力维持其高品级物品的制作以保持祭祀的正常运转,也因此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大大消耗了生产力。从三星堆到金沙发生的中心转移,是否与此有一定关联呢?

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局部(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三星堆遗址6号祭祀坑出土的木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图)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于孟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李潇檬(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