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汉阙无名难题的“离合体”方法

——以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汉阙沈府君为例

李后强 李海龙

〔摘要〕 被称为“活化石”的汉阙已有近2000年历史,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中国西部尤其是四川现在还有不少遗存,特别是在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的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占全国的两成以上。然而,许多汉阙的主人是谁,一直没能破解,成为千古之谜。文章以沈府君墓阙为例,采用“离合体”等方法对“标识字”进行分析,并查阅对照《华阳国志》《永昌府志》等文献,结合实地调研确定沈府君为东汉永昌太守、巴郡渠县人沈稚,阙文是两幅“字谜”,由沈稚自己书写。根据五行哲学、古天文学和阙文离合研究,对照冯焕、郑纯等名人去世年份,推测沈稚很可能出生于公元82年(建初七年)11月25日,去世于公元142年(汉安元年)6月25日。东汉隶书使用广泛,字谜盛行,天文学发达,五行学深入人心,“离合体”方法在破解汉阙铭文及其他文化谜题方面可能还有较大潜力,值得关注。

〔关键词〕 汉阙;沈府君阙;离合体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2)01-0014-13

〔作者〕李后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 610072

李海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 成都 610072

一、引 言

“阙”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在宫廷、祠庙、陵墓前布局的一种左右对称的独特建筑物。由于两阙之间有空隙,故名缺,与“阙”相通,其形高大巍然,象征主人的尊严与高贵。

“阙”始于商周,兴盛于秦汉,衰落于两宋,有3000多年历史〔1〕。在甲骨文中有“阙”字。商周的“阙”多为夯土,立于宫廷前,属于“宫阙”。战国时期多为“城阙”,在《诗经·郑风》中有记载。自东汉开始,墓前出现石阙,称为“墓阙”,官至“二千石”以上者有资格在墓前建阙。

古代不少诗词中都提到了阙,比如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箫声咽》:“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据统计,仅《全唐诗》中写到“阙”的古诗就超过了1100首〔2〕。

汉阙是指汉代石阙,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地表建筑,在中国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四川省达州市渠县被称为“中国汉阙之乡”,相对集中的汉阙有6处7尊,占全国(29处)的两成。由于时隔久远又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阙的主人和铭文书写者都无法考证,成为千古之谜。本文采用了查阅史料、实地考察、专家座谈、姓氏源流、地理分析、文字离合、雕刻剖析、还原历史、五行对照、古天文学计算等方法,研究确定了沈府君阙的主人,并演示了“离合体”方法的神奇妙用。

沈府君阙

二、渠县汉阙的研究现状

渠县六处汉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赵家村东无铭阙和赵家村西无铭阙。其中,冯焕阙、沈府君阙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汉阙不仅具有丰富的雕刻内容、精湛的雕刻技术和高超的建筑手法,还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学界关于汉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4〕、历史文化〔5〕、书法、图雕艺术〔6〕等方面〔7〕,对于汉阙的主人及其生平研究很少,目前渠县汉阙中只清楚冯焕阙的主人。

冯焕阙位于渠县土溪乡赵家村,建于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或稍后一年。冯焕阙原为双阙,现仅存东阙的主阙部分,高4.38米,阙身正面铭文为“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8〕。由于冯绲是后汉名人,被记入历史,顺便把他父亲冯焕的情况也带上一笔,因此冯焕阙的主人就完全清楚了。冯焕生于何年不知,去世于公元121年,东汉巴郡宕渠(今渠县)土溪乡人。自幼勤奋好学,被举孝廉,选入尚书台,从郎中逐步升为尚书侍郎。据《后汉书列传第二十八》记载,冯绲(?―公元167年),字鸿卿,巴郡宕渠(今渠县)人 ,幽州刺史冯焕之子,东汉名将。《后汉书》还记载:“帝愍之,赐焕钱十万,以子为郎中。”冯绲早年因帮助父亲洗罪而闻名,历任郎中、郡诸曹史、广汉属国都尉、御史中丞、陇西太守、辽东太守等职。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拜车骑将军,后因多次受宦官诬陷,最终逊位归家。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二月,冯绲去世,谥号桓侯。冯焕之阙较矮,可能是因为墓、阙、碑都是在他平反昭雪后由他的旧部攒钱所修,以实用为上,故简朴。但冯焕实现了死后回乡安葬的愿望。从冯焕、冯绲简历可知,冯绲的任职至少46年,他的父亲成就了他。

冯焕阙

沈府君阙位于渠县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沈公湾),是渠县汉阙中唯一的双阙,并且铭文完整,但子阙已毁。两阙相距21.62米,均高4.84米。双阙形体基本一致,肯定是一个墓主,皆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阙身正面均有铭文,东阙刻“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西阙刻“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详见图1)。二阙铭文上端均镌朱雀,下端镌饕餮。东阙内侧浮刻一青龙,西阙内侧浮雕一白虎。两阙楼四角雕力士,四面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情景及动植物的浮雕。沈府君阙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状物逼真、形态生动,不仅是造型艺术中的珍品,而且是研究汉代生产、生活、建筑、交通工具及书法、雕塑、绘画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尤其是书法独特,“沈”字肆意运笔之飘逸淋漓,为世罕见,猜测很多。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县令王椿源修建的“护阙亭”,撰有《沈府君神道碑亭记》并立石碑记其事,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但沈府君是谁?王椿源说“沈君名无可稽”〔9〕,史书没有记载,无从考证。

根据古代落叶归根习俗,人死后都埋葬在出生地,冯焕也是如此,说明沈府君可能是渠县汉碑乡汉亭村燕家场人,现在的燕家场在历史上叫“沈公湾”。沈府君阙比冯焕阙高,更有气派。据考证,沈府君阙略晚于冯焕阙,建造具体时间不清楚,学界推测建于东汉延光年间(公元122—125年)或2世纪30至40年代〔10〕。石阙四周有大量反映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人物和动植物浮雕,如独轮车、农商贸易、猎射、骑鹿、戏虎以及牛、羊、马诸畜和果树、水草等〔11〕。其中,射猎场面中有两人为裸体,实为少见;还有西王母、董永侍父、青龙、白虎、朱雀等,但没有发现玄武,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石头风化脱落,有的学者则主张原来就没有。本文赞同没有雕刻玄武神兽,这与阙主身份有关,也是一个隐喻、暗示,后面会用到“玄武”。

沈府君阙上的铭文

沈府君阙铭文“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和“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历来被世人纷纷摹拓并广泛流传,收藏者称之为“如得异宝”,说明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铭文笔法在汉隶中独树一帜,或者说没有先例,但与冯焕阙铭文的字形有相似之处,说明是同一人书写。《舆地纪胜》评价,铭文中之“沈字、道字、丰字,发笔皆长过三四寸许,令字、交字两笔皆长,君字中笔亦长”〔12〕,为诸阙之所未见。清人王椿源《沈府君神道碑亭记》载,唐代张怀瓘曾赞沈阙的书法“腾飞扬波,自晋魏以来所能仿佛也”。这些字就是“标识字”,它告诉后人可以从这些字破解历史密码并揭开谜底。

三、“离合体”的应用研究实例

什么是“离合体”?简单地说就是拆字、猜字谜,把汉字分离再组合成新字。最有名的是“虫二”的典故。泰山和西湖都有“虫二”两字,许多人不解其意。1961年,文学大家郭沫若在“虫二”两字周围画了两笔,“虫二”就变成了“风月”。“风”的繁体字是“風”,“虫二”两个字没有边框,表示“风月无边”的意思,用来形容风景美好,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舒适感。上述拆字的方法就是“离合体”。

“离合体”又称“增损体”“拆字”,是汉字字谜的一种编制及猜射体例。这种体例是通过文字的笔画、偏旁部首的增、损、离、合等变化,使谜面与谜底相合,实质是文字游戏,是汉字的艺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离合体”的破解方法包括增补法、减损法、离合法、参差法、移位法、倒影法、盈亏法、叠字法、推理法、问答法、借笔法、半联法、残缺法、方位法、转运法、一字反义法、异形拆拼法、拆字提义法等变换技巧,其关键点在于把字的形与义、拆与合、圆与方、动与静等灵活运用,把握好“拆字”与“提义”、“组合”与“方位”、“增补”与“转动”、“减损”与“推理”、“移位”与“残缺”等关系。比如“镜中人”猜“入”字,将人字照在镜中,就反射出“入”字来;“转业到厂”猜“严”字,其上半部分就是“业”字转了个身;“善始善终,一心到底”猜“总”字,取“善”字的开头和末尾,再将“心”放在底下,就成了“总”字;“孔雀东南飞”猜“孙”字,谜底根据地图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位,将“孔”去其东(右)、“雀”失其下(南),“孙”字即成;“三乘七是多少?”猜“基”,谜底拆成“共二十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猜“罗”字,取“多劳多得”四字,少去“劳、得”剩“多多”,转义扣“四夕”成“罗”字。字谜在东汉很盛行,后人又将其发扬光大。

沈府君阙

曹石珠(2006)认为,“离合,主要指离合汉字,其本质是离合汉字的结构。离合主要包含拆字、并字两种修辞格。〔13〕”简单来说,离合是一种具有一定主观倾向的文字拆合之法。离合姓名,即可理解为对姓、名之汉字进行各种拆分与组合的文字活动,主要用于离合自家的姓名。王利器(1990)认为,也有离合别人姓名的情况〔14〕。在古代尤其是汉代,离合自家的名是一种常见现象。古人著书有不愿直署姓名而隐寓于离合字中的癖好,我国古代许多名著都没有作者,而是后人考证出来的,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最著名的例子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也是成都人用“离合体”考证出来的〔15〕。刘咸炘(2009)认为,《华阳国志·序志》末 “驷牡骙骙”至 “人远乎哉”这一段文字,“文句明而意义模糊,不晓所谓,向来校勘考证者,亦都不言”“细审之,乃知是离合姓名也”,“东汉末多有此体”〔16-17〕。刘咸炘作了如下分析:

“驷牡骙骙,万马龙飞。陶然斯犹,阜会京畿”中的“驷”离“马”存“四”、“陶”离“阝”存“匋”,“四”与“匋”可合为“蜀”字 (从隶书别写)。

“麐获西狩,鹿从东麋。郇伯劳之,旬不接辰”中的“麐” (一说作“麏”离“鹿”存“君”,“郇”离“旬”存“阝”,“君”与“阝”这一部首可合为“郡”字。

“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中的“尝” (甞)离“甘”存“尚”,“忠”(中离“一”存“巾”,“尚”与“巾”可合为“常”字。

“璝玮倜傥,贵韬光晖。据中体正,平揖宣尼”中的“璝”离“贵”存“王”,“据”(據) 离“手”(“平”当为“手”之误,或因隶而变)存“豦”,“王”与“豦”即合为 “璩”字。

“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中的“导”(導),离“寸”(诗中作“木”,亦是隶变之故)存“道”。

“锵锵宫县,磬筦谐谐。金奏石拊,降福孔皆”中的“锵”,离“金”存“将”。

“综括道检,总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中的“综”(一说作“揔”),离“怱”存 “手”,“选”(選)离 “人”存“巽”,“手”与“巽”合为“撰”字。

上面的离合字连通即为“蜀郡常璩道将撰”,《华阳国志》采用“离合体”方法将作者信息隐含在书末。

沈府君阙 双阙全貌

刘复生(2001)对《华阳国志》末卷“离合诗”也进行了研究释读,特别指出不同版本的字体可能不同,离合结果也不同,一定要对照原本、繁体字〔18〕。比如“尝兹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上联“尝”繁体为“嘗”,原文当为“甞”字,“嘗”之异体。“甞”离“甘”存“尚”。下联“忠”诸本为“中”字,任乃强(1987)的校注本根据《左传》改为“忠”,不当改〔19〕。“中”离“一”存“巾”,合而为“常”字。又如“导以礼乐,教洽化齐。木讷刚毅,有威有怀”。“导”的繁体为“導”,当离“寸”,存“道”字。刘咸炘(2009)指出,盖隶“寸”有作“木”者。此外,“综括道检,緫览幽微。选贤与能,人远乎哉”。上联“综”,任乃强校注本依嘉庆廖刻本作“综”。《四部丛刊》影印明钱叔宝钞本、明嘉靖蒲州张佳胤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等作“揔”,才是原本。“揔”离“怱”存“扌”。“緫”字疑有误,待考。下联“选”繁体作“選”,当离“辶”存“巽”。刘咸炘(2009)指出,东汉《参同契》以“人吉”为“造”字,以“人”代“辶”。以上二句隐喻“撰”字〔20〕。

刘咸炘(2009)认为,《越绝书》《参同契》作者,自离合姓名,明人发之〔21〕。这就是说,《越绝书》《参同契》两书之离合姓名,是明代大学问家杨慎的研究成果。杨慎从《越绝书》中发现隐喻,用离合方法考证出《越绝书》作者为袁康、吴平〔22-23〕。

“离合体”主要流行于东汉魏晋南朝以至唐宋时期。这种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积极意义,但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体现象不应被忽略,有可能成为推断某些古籍作者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对于那些年代久远且很有争议的古籍,因此应该予以重视的〔24-25〕。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和方法,对沈府君阙文进行了试探性研究。

沈府君阙 东阙

四、沈府君阙文的“标识字”

与离合分析

冯焕阙铭文与沈府君阙文的字形,有一脉相承之势。这种伸胳膊抻腿的隶书体被称作“八分书”。有学者认为,冯焕阙文“字体左右舒展,波磜伸张,极尽奇纵盘桓之势,与沈君阙并称”〔26〕。北宋的洪适在《隶释》中指出,《沈府君阙》“此字(沈府君阙)及冯焕、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张怀瓘所谓‘作威投戟、腾气扬波’者也”〔27〕。

什么是“八分书”?学界众说纷纭,存在很大争议〔28〕,原因在于唐朝以前对“八分书”有不同的表述。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东汉王次仲创造的这种书法技艺,是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实际上就是隶书。正因为王次仲创建了“八分法”,中国汉字形态才得以最终确定,并且解决了象形文字与书写之间所有矛盾,同时实现了汉字笔画形态的规范化。但从考古实证来看,“八分书”在战国末期或秦始皇时代就有了,在两汉时期发扬光大,于唐末逐渐消亡。多数学者认为,汉字书写左右对称呈“八”字形态,“八分者,若八字分散”〔29〕。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破解沈府君阙有帮助。沈府君阙文就是八字形态,冯焕阙也是。把“八”字故意放大,吸引读者眼球,就是“标识字”。比如沈府君阙的“沈”“道”“都”“左”等字,“八分”特征十分突出,有笔画出格、有明显长尾现象。本文的研究就是对“标识字”进行离合分析。

沈府君阙 西

1.沈府君是哪里人?

从“八分法”和“离合法”入手,对于笔画出格“标识字”作为暗号、密码、标记进行分析。东阙“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铭文中,“者、屯、都、沈、道”,笔画很长,应该作为“标记字”提取。“汉”字是朝代、时间,“谒”字笔画不长,暂时可以不管。关键是“沈、道”二字,拖尾特别长,超出常理和预想,需要高度关注,应该隐喻“沈府君说话”,就是自己说自己,自己写自己,这是一个突破口,是密码通道。从“者”字离“耂”取“日”,从“沈”字取“乚”,组合成“巴”字。从“都”取部首“阝”与“君”组合成“郡”。“道”字,离“首”取“辶”,同“辵”,表示“行走的人”。刘咸炘指出:以“人”代“辶”。“道”即说,表示“人说”。上述离合字连通表明沈府君是巴郡人。

沈府君阙 西阙

2.沈府君是谁?

《华阳国志》〔30〕和《永昌府志》〔31〕中均有记载,东汉巴郡人沈稚,永昌太守。那么,沈府君是不是沈稚?本文继续用离合法分析阙文。姓沈,不必说了,关键是名字。古代名与字分开,以单字为多,如冯焕、冯绲等。东阙的“屯”字笔画特别长,作为“标识字”进行分析。“屯”字,意思是难也,像草木初生,屯然而难。甲骨文、金文中的“屯”字形不同,但都表示幼芽破土而出的形状。因此,“屯”表示禾苗,取义“禾”。进一步分析,“屯”表示“幼禾”,就是“稚”字的含义。实际上,从东阙就大概知道了沈府君与“禾苗”有关,与“稚”有关。如果从古代单名来说,基本可以肯定就是“沈稚”了。从西阙“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的离合分析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从“八分书”的没有出格的非标识字“尉”与“新”入手,“尉”字可以分离出尸、示、寸,保留“尸”字。如前所述,古时“寸”通“禾、木”,保留“禾”字。刘咸炘(2009)指出,盖隶“寸”有作“木”者〔32〕。“新”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指用斧子砍伐木材,《说文解字》解释“取木也”,是“薪”的本字。“新”字形声从辛,从“新”分离提取“辛”字。“辛”古代为刑刀,代表军人的武器。把“禾”“尸”“辛”组合可以得到“稺”字 ,这是“稚”的异体字、繁体字,表示幼小、幼禾、小木等含义,引申为孩童、幼苗的意思。《说文》曰,稺,幼禾也;《韩诗传》曰,稚,幼稼也。综上所述,从沈府君石阙两句铭文,可以离合出来“巴郡人沈稚”。可见,沈府君铭文就是两幅字谜,隐喻墓主的真实姓名。这就是“离合体”的神奇精妙之处!

冯焕阙

五、关于沈府君生卒年月日的

古天文学分析

东汉时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22到26岁。经统计,东汉皇帝之中,仅有刘秀(63岁)、刘协(53岁)和刘庄(47岁)超过40岁,仅占23.08%;另有6人在20岁至39岁之间,占到了46.15%;更有多达4人寿命在20岁以下,占比30.77%。生卒年份可考的东汉13位帝王,平均寿命仅26.71岁,远低于西汉的37.67岁。冯绲去世于公元167年,公元121年任郎中,那时至少20岁,可能活了66岁,算是高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假定沈稚享年在40至70岁之间,再根据古天文学分析其生卒年月日。

沈府君阙的雕刻图画相比于渠县其他汉阙,其独特之处有裸体射猴、董永侍父、独轮车,唯独没有玄武(龟与蛇的混合体、神兽),铭文上部都有凤凰。董永侍父表示孝子,说明沈稚是举孝廉进入官场。谁推荐的他?除了官府更可能是老乡冯焕。东汉时期文字游戏很盛行,都喜欢把自己身世藏于笔画中。在阙文中的“沈、道”拖尾很长,超出常规,隐喻沈稚当时还活着,证明是本人生前所写,东汉时期盛行名人自己写碑文并深藏自己信息,主要通过隶书变形来暗示。沈府君阙铭文笔画豪放,体现的是军人气质,说明沈稚是武官。沈字拖尾很长,除了表示他活着,同时表示属性为蛇,长尾表示“蛇”。在五行学中,凤凰和蛇属于“火”,雕画中没有出现的“玄武”属于“水”(暗藏的密码)。东汉时期人们往往把自己的生命寄予动物身上,分析人的生卒必须从“活的”动物开始,研究沈稚的出生年份必须从铭文中找到动物。沈府君阙雕画中动物很多,包括人、青龙、白虎、凤凰、猴子等,特别是猴子被裸体人射猎,说明不在考虑之列。青龙、白虎、凤凰是其他汉阙也有的神兽,不具有唯一性。但凤凰在铭文之上飞翔,说明有特殊含义,必须纳入分析之列。沈府君两句阙文中只有“司马”官名与动物“马”有关,马是阙文唯一动物,因此先从“马”字入手。马属于“火、午”,也与“火”有关,特别突出了“午”。东汉时期也把“马”属性归于“水”,因为马的繁体字“馬”有四点水。因此,从五行和风俗出发,本文依据“火、水、午”来推算沈稚的生卒时间。

冯焕阙

1. 沈稚的出生年份

先分析沈稚出生于哪年。根据五行和干支,马、凤凰都属于火,马、玄武都属于水,并且马对应“巳午”,中午太阳。“火”对应天干为“丙丁”、对应地支为“寅卯”,“水”对应天干为“壬癸”、对应地支为“子亥”。假定沈稚享年在40岁到70岁之间,并且只能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永寿元年(公元155年)之间选择合适的年份。

第一种选择。如果以“马”定“年”,那么只能在“丙丁、壬癸、寅卯、子亥、巳午”的组合中选择,并且一定要带“午”字,因为这是“马”的特点。研究发现,有丙午(公元46年)、壬午(公元82年)、丙午(公元106年)、壬午(公元142年)可供选择,但只有干支“壬午”合适,对应的时间是建初七年(公元82年)和汉安元年(公元142年),那么沈稚生于公元82年、去世于公元142年可能性较大,享年60岁,刚好一个甲子。我们估计,活一个甲子不是沈稚能知道的而是巧合,因为沈稚只知道自己生日但不会知道卒日。

冯焕阙

第二种选择。如果以“凤凰”定“年”,那么必须去掉“巳午”,可以在“丙丁、寅卯”中选择。研究发现,其对应的干支只有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66年永平九年、公元67年永平十年)和丙寅、丁卯(分别是公元126年永建元年、公元127年永建二年)。因此,沈稚生于公元66年、去世于公元126年可能性较大,享年也是60岁,一个甲子,这是由干支的循环决定的。

第三种选择。如果放宽条件,可以不带“午”也可有“午”,则有干支丁亥(公元27年)、壬寅(公元42年)、癸卯(公元43年)、丙午(公元46年)、壬子(公元52年)、丁巳(公元57年)、癸亥(公元63年)、丙寅(公元66年)、丁卯(公元67年)、丙子(公元76年)、壬午(公元82年)、丁亥(公元87年)、癸巳(公元93年)、壬寅(公元102年)、癸卯(公元103年)、丙午(公元106年)、壬子(公元112年)、丁巳(公元117年)、癸亥(公元123年)、丙寅(公元126年)、丁卯(公元127年)、丙子(公元136年)、壬午(公元142年)、丁亥(公元147年)、癸巳(公元153年)等可供选择。组合太多,就无法确定了,这已经超出古天文学能力范围。因此,只能在前面两种组合中选择。

根据古天文知识,生卒年份必须带“午”字,东汉只有这两个“壬午”符合假设的时间区间,据此推测沈稚生于公元82年(东汉建初七年、壬午年),卒于公元142年(东汉汉安元年、壬午年),享年60岁,符合专家推策沈府君阙建于公元2世纪30—40年代的判断。如果不带“午”字,沈稚生于公元66年、卒于公元126年可能性较大,享年也是60岁,但与“马”字不符。

冯焕阙

2.沈稚的生卒月日

研究古代的文化现象必须用“还原法”,将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状态去理解古人的思想情怀和认知。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天体运行而划分了二十八个星区(民间称为“二十八星宿”),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这种方法的起源,从考古看二十八星的说法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它把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共四组,每组各有七个星宿。“宿”就是星座之意,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二十八星宿”分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上述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这种方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广泛应用于古代的天文、农业、灾害、宗教、文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十八星宿”是古天文学的基础概念,属于天文科学领域。从古天文可知,月日对应“二十八星宿”,“北屯”表示方位在北,“交趾”表示方位在南。

第一种可能的推测。根据“天人合一”观点,沈稚的出生要从最早的官位“谒者”推断。谒者,古时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就是今天的秘书工作。“谒”即拜见,谒见,“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在北方七宿(北屯)中,“谒者”对应“壁宿”(文书工作、图书库)和“危宿”(从“谒”推测“跪”,“跪”与“危”相通)。那么,沈稚生于壬午年、壁月、危日,即壬午年、亥月、子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82年11月13日,二是公元82年11月25日。

根据“天人合一”观点和天干地支对应关系,沈稚卒日可从官位“新丰令”推断。在南方七宿,“新丰令”对应的星宿是“柳宿”(斧头、一棵树)和“轸宿”(独轮车、朱雀尾巴),因此沈稚卒于壬午年柳月轸日,即壬午年、午月、巳日,由此得到三种可能:一是公元142年6月13日,二是公元142年6月25日,三是公元142年7月7日。

第二种可能的推测。方法与上述第一种相同,只是不考虑“午”字只从丙子、丙寅推演生卒年月日。从“谒者”推测沈稚生于丙子年、危月、牛日,即丙子年、子月、丑日,由此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76年12月15日,二是公元76年12月27日。从“新丰令”推测沈稚卒于丙寅年、柳月、鬼日,即丙寅年、午月、未日,得到两种可能:一是公元126年6月15日,二是公元126年6月27日。

至此,本文通过古天文学得到了沈稚生卒的可能时间,根据阙文和阙雕,进一步推测得到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生于公元82年(建初七年)11月25日,卒于公元142年(汉安元年)6月25日;第二种是生于公元76年12月15日,卒于公元126年6月27日。如果必须考虑“马”的属性,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可见,沈稚很聪明,把自己的名字和生卒时间隐藏在阙文中,1800多年来没被破解,幸好石阙铭文完整清晰,可供后人研究探索,不然就成了真正的历史谜题。

冯焕阙

六、结果与讨论

本文提供了研究汉阙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并没有给出完全彻底的定论,许多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有的推论不一定正确。

本文认为,“离合体”方法在破解古代汉字之谜尤其是无名难题方面,可能还有很大潜力,值得高度关注。可以肯定,沈府君就是沈稚,是渠县沈公湾人,曾任洛阳谒者、北屯司马、左都候、西安新丰令、云南交趾都尉等文武官职,主要是军事官员,特别是曾任永昌太守,政绩突出。汉代在周边新归属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属国”行政长官称“都尉”,级别同于太守。交趾都尉实际就是交趾太守。政绩突出的郑纯,也曾任永昌都尉,后为太守。关于“交趾”说法较多,比如,先秦时交趾境域属百越支下骆越15分部之一,公元前257年,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其族民,辗转到达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并自称为安阳王。公元前214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越南北部和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并在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朝之后其地域范围历经演变,东汉时将交趾更名为“交州”(南交),交州最大范围及其文化遗迹位包括今广东省至越南北部。交趾的早期记载可见于《礼记》和《山海经》,如《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山海经·海外南经》:“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

冯焕阙

关于沈稚的生卒时间,根据古天文学推测,可能生于公元82年11月25日,卒于公元142年6月25日,阙文由他自己生前撰写。根据同乡冯焕的简历,可以推测在公元110年前后,28岁左右的沈稚由老乡冯焕通过举孝廉方式推荐入朝任谒者,在官场大约32年。沈稚精通书法、离合体、阴阳五行,石阙铭文可能是他提前隐退之后写的。他知道自己官位到顶了,最大就是“交趾都尉”。“太守”之职为什么不说?一是交趾行政长官不称“太守”,只叫“都尉”;二是可能因为有某事得罪了顺帝刘保,不便提及。东汉云南边境很复杂,各种事端不少,很容易被免职甚至杀头。东汉永昌太守王寻因侵犯“蛮夷”引发战争,曹鸾和栾巴都因“上书极谏”被汉灵帝所杀。据推测,沈稚在公元135年至公元140年间回到渠县老家沈公湾,并提前建好了墓阙。冯焕阙文与沈府君阙文字体一脉相承,估计是沈稚为感恩举荐之人冯焕亲自书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21年前后。冯焕的冤死,对沈稚触动很大,因此在官场特别谨慎,自己的名字只好以字谜方式隐藏在阙文之中。

沈府君阙文的八分长尾字是“标识字”,故意在字形上留下特记,在字里留下密码,供后人破解。“沈”“道”二字拖尾特别长,暗指“沈稚自己说”。沈稚是渠县人也是大竹人,大竹“沈氏家谱”应该加上东汉永昌太守“沈稚”大名。渠县不但是“中国汉阙之乡”,更是“汉代太守之乡”,仅在东汉就诞生了5位太守。每一座汉阙都是一位名人的归宿,有铭文的汉阙可以用“离合法”探索墓主姓名,没有铭文的可以从地理方位和石阙雕刻图画找到线索,更多的还要依靠古天文学知识。达州市渠县还有赵家村东西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等,国内其他地方无铭阙也不少,因此需要揭示的谜底还很多。

渠县沈府君阙所在地过去叫“沈公湾”,可能是沈稚的出生地。在武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分宕渠县(渠县)东部设大竹县,县城在今渠县汉碑乡沈府君阙南500米处燕家场(沈公湾),属蓬州。公元1849年渠县县令王椿源说沈府君不是大竹人,也不是邻山人,可能不对。在秦朝郡县制下,今达州市大竹县一带属宕渠县。东汉末年,该地区属于巴西郡。公元618年废宕渠郡,设渠州,又分邻水,垫江增设邻山、盐泉(大竹)二县,四县同属邻州。邻山县城仍设在金城,盐泉县城在今童家镇境内。北宋建立后,大竹曾被并入邻山县。公元1133年复置大竹县,属渠州。公元1283年,邻山、邻水并入大竹。所以,说沈府君是大竹人、邻山人也是可以的,县令王椿源说的也许错了。

梓潼县李公阙(梓潼县普查办 供图)

《华阳国志》中记载了巴郡沈稚:明帝乃置永昌郡治之,以蜀郡郑纯为太守,自郑纯后,有蜀郡张化、常员(有的史书写作常原、常元),巴郡沈稚、黎彪〔33〕。在《永昌府志》第十一卷秩官里记载了太守沈稚,在“官师附(汉)”中有这样的记载:郑纯,郪人,太守;张翕,太守;曹鸾,巴郡人,太守;张湍,翕子,太守;刘安世,太守;冯灏,广汉人,太守;栾巴,内黄人,太守;张化,蜀郡人,太守;常员,蜀郡人,太守;沈稚,巴郡人,太守;黎彪,巴郡人,太守〔34〕。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举国归汉,明帝在其地设置了永昌郡,郡政府设在保山坝。在此后直至东汉终局的151年中,有20多人相继任郡太守,但《保山县志稿》(点校本)中,只记录了“永昌郡太守(两汉)”郑纯(明帝时任)、王寻(章帝建初元年任)、刘君世(质帝本初元年任)、冯灏(顺桓间任)、栾巴(灵帝时任)、曹鸾(灵帝时任)、吴顺(道人)、张化(蜀郡人、著名绩)、常员(蜀郡江原人)、沈稚(巴郡人、著名绩)、黎彪(巴郡人、著名绩)等11人〔35〕,其中张化、常员、沈稚、黎彪都是来源于《华阳国志·中南志》的记载。上述11位东汉永昌太守中,郑纯是千古颂扬的“云南清官第一人”,张化、沈稚、黎彪等属于“著名绩”,吴顺属于“事母至孝”者。郑纯属于四川广汉人,任永昌太守10年(公元67—77年),在东汉明帝(公元57—77年)时期。他是永昌郡第一任太守,广汉郡郪县(今四川广汉)人,声名远扬是因为在西南边区的开拓发展中功绩卓著。汉代在周边新归属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国”,“属国”行政长官称都尉,级别同于太守。后来,东汉在其地设置了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常员是四川崇州人(江原),历史记载:常勖(?—公元280年),字脩业,蜀郡江原人,祖父常员(原),牂牁、永昌太守;父常高,广令,早卒;从父常闳,汉中、广汉太守,一门显赫。常员与常璩是老乡,是否为族亲,待考。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2020年)有常璩。常璩(约公元291年—约公元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生于“文献故家”,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汉书》等。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常璩因为与常员是老乡,很了解他的情况,记载应该很准确。吴顺,字叔和,四川僰道(县)人也,事母至孝,赤乌巢其门,甘露降其户,察孝廉,永昌太守。冯灏,字叔宰,四川僰人也,少师事杨仲桓及蜀郡张光超,后又事东平虞叔雅,初为谒者,威仪济济,为成都令,迁越嶲太守,所在著称,为梁冀所不善,冀风州追迫之,隐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说》,修黄老,恬然终日。我们从冯焕、冯绲、常员、王寻、冯灏、曹鸾、栾巴、常璩等人任职年份和生卒年时间推测,沈稚生卒年应该在公元80年至公元150年之间,符合前述的古天文学研究结论。

芦山县樊敏碑与樊敏碑阙(乐正强 摄)

本文通过查阅《越南历史》〔36〕《红河县志》〔37〕,没有发现沈稚的记载。查阅《大竹县志》和《沈氏家谱》,沈稚出生地应该在渠县沈公湾。实地调研,发现沈公湾现在没有沈姓了,但附近的大竹县童家镇等地沈姓很多,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沈姓人几乎都是从渠县燕家场迁徙而来的,推论得到了部分印证。大竹沈姓有的是从“湖广填四川”迁徙而来,又主要来自湖北孝感等地。历史上沈氏名人很多,当代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忠厚,但没有把“沈府君”收入家谱,实为遗憾,原因可能是名字不清楚。《渠县志》(四)写道:“按照《华阳国志》(益郡志),永昌郡太守蜀郡郑纯、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云南永昌府,去交趾为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存疑待考。〔38〕”本文应用“离合体”“还原法”“八分书”和五行学、古天文学、实地调研等多种方法试探了“存疑待考”的沈府君之谜,确认《渠县志》(民国版)猜测基本可信,但最终的结论还待考古发掘。

雅安高颐阙(戴国宏 摄)

蔡艳秋、张永祥、汤忆玲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任新建介绍了刘咸炘“离合法”、唐希鹏提供了古代天文学演算数据,王诤、王飞、郝玲玲、戴连渠、肖仁杰等提供了实地调研和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1〕〔2〕〔9〕〔10〕〔11〕戴连渠,戴馥霜.渠县汉阙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21:107—126.

〔3〕王建纬.渠县汉阙[J].四川文物,1987,(03)

〔4〕张博.论汉阙建筑的文化特性及其当代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

〔5〕刘自兵,戴天柱. 巴蜀汉阙的历史文化考察[J],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6〕张菊.四川渠县汉阙雕刻图形探析[J],艺术科技,2017,(06).

〔7〕侯忠明.渠县汉阙之沈府君阙研究三题[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8〕高文.中国汉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0—30.

〔12〕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50.

〔13〕曹石珠.汉字修辞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6:156.

〔14〕王利器.王利器论学杂著[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22.

〔15〕熊锐.横剖之史:刘咸炘论《华阳国志》[J].中国地方志,2018,(03)

〔16〕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715—716.

〔17〕〔20〕〔21〕〔32〕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二)[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715—716.

〔18〕刘复生.《华阳国志》末卷“离合诗”的释读[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

〔19〕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7.

〔22〕杨慎.升庵全集(卷 10 )·跋越绝,万有文库(第二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11.

〔23〕李步嘉.《越绝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2—243,289.

〔24〕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7.

〔25〕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附录三:古代学者对越绝书的评议(清代部分)[M].北京:中华书局,2013:449。

〔26〕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5.

〔27〕洪适.隶释(四库全书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94.〔28〕〔29〕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十一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之历史文脉篇[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171—172.

〔30〕〔33〕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修订版)[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58—76.

〔31〕〔34〕宣世涛(纂修),保山市委史志委、保山学院(编).康熙永昌府志(点校)[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26—27.

〔35〕方国瑜(主编),沙必璐(点校、主编),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点校). 保山县志稿(点校本)[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420.

〔36〕余富兆.越南历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256.

〔37〕云南省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1:18.

〔38〕杨维中(修),钟正懋等(纂). 渠县志(民国版)[M].四川省渠县志编辑室校印,1984:275.

(原载《中国西部》杂志2022年第1期)

来源:读城( 原载《中国西部》杂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李后强 李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