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夏商周文明一直存在于成都平原

长 久

古蜀文化,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

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

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文化)为中心,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岷江上游4个部分所组成,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三星堆和金沙城,既出现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

夏商周文明,一直存在于成都平原。

世界史惊人共同。成熟文字都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民众发明和使用。

从苏美尔人,到古希腊语,从拉丁文走象形,到表音之路,中国文字除一直象形外,也集表音表意之大成,夏朝文字可能早期复杂难读懂,后期那些天书,想必会陆续被解读。

三星堆平顶戴冠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

文化统一,文化传承中关键一步。

夏,曾经与商王朝交战最频繁的国家。

古蜀国,与商王朝军事摩擦最频繁的方国。

西来的权杖文化、中原地区的鼎爵礼器文化,都在半月形地带、“中国弧”区域,权杖没能进入“弧”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鼎爵等中原文明的礼器,没能突破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

两大半月形传播带,有两个交汇点。

东北。文化与族群结构兼有两大传播带的特点。

西南。文化与族群结构,至今仍有很深的两大传播带相交融的烙印。

各自向外辐射,一者面向内陆与草原,一者面向海洋,分别奠定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又同时影响中原,两大传播带所闭合的空间,便是中原地区。

环境优良,人口数十万之巨,国力强盛。

疆域宽广。北至陕南,东至三峡,南至雅安,甚至云南北部的昭通。

文明汇聚中心。向北,联络商周;向南,吸引南方众多民族部落;向东,穿过三峡,联系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国的西南角,拔地通天的青铜神树,卓然而立;太阳旋转翩然,在金沙的天井中起舞,神鸟环绕太阳盘旋不停。

巴蜀青铜文化辉煌。

商代中叶,古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青铜文明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

水道众多,形成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的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成都平原的内外交通提供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临邛(今四川省邛崃市),南出南安(今四川省乐山市)、严道(今四川省荥经县),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四通八达。

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便利。

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不朽篇章——“南方丝绸之路”。

三峡地区、嘉陵江河谷,巴盐产地分布的集中区域。

还有渠江河谷、乌江下游河谷等区域,也有零星分布。

作为地域概念,战国秦汉时,才形成巴蜀。

同一地理单元,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源于四川盆地,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

特定的历史原因,有许多相同之处,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巴蜀之称,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

文化底蕴深厚。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

巴文化分布,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逐渐迁至重庆,渊源在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蜀文化分布,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关起巫山峡,巴蜀是一家”。

巴蜀历史具有同源性、文明具有互补性、旅游具有直通性、经济具有叠加性。

巴蜀文化走廊涵盖的区域,除甘孜、阿坝和攀枝花,牵涉到四川18个市(州),7条走廊舒展的文化互融体系,为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资源禀赋,具有世界遗产意义的文化走廊。

殷墟中称“蜀”的地区,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都是以长江为依托,向大江南北辐射发展,北与黄河文化、南与滇文化和岭南文化交错、衔接,相互影响、激荡、融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巴蜀文化走廊。

传统的南、北线,涵盖德阳、绵阳、乐山、广元、汉中、彭水、忠县、万州、奉节等;东线,涵盖成都、乐山、宜宾、泸州、重庆、恩施、宜昌等。

黄金水道。长江上游水道,上承岷江、涪江,下接青衣江、大渡河,天然串联成都—眉山—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市区—涪陵—云阳—万州等。

由长江中游溯江而上进入成都平原,不会比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入川难度更大。秦以后,帝国的官员们入川,往往会选择先由陆路到达江汉平原,然后再沿长江溯江而上。

从宜昌到重庆,大概一个多月的路程。

顺水更快,李白感叹“千里江陵一日还”。

西边,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连接着岷江河谷的藏羌源流,从茂县的营盘山遗址,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城,巴蜀文化的基因密码在此编程。东边,三峡的巴楚要地,孕育出最古老的巫山人,距今200多万年,早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著名的古人类。

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等相比,巴蜀文化犹如一条华夏文明的脐带,纵贯古今,一头连着最古老的人类起源,另一头连着最古老的民族起源。

中国地域文化的历史引力、空间张力。

成都与武汉、杭州,都在北纬30度,地球上最神奇最有趣的一条纬线。人类文明史上一条极其特殊的纬线。

神奇地带。孕育比四大文明古国更源远流长的第一波五大文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印度、古哈拉巴、古中华良渚与宝墩文化。良渚文化跟苏美尔文化几乎同时代,比古埃及更早。

成都在西端,长江上游。

武汉在中端,长江中下游。

杭州在东端,长江下游。

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层。

水乳交融。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与盘龙城文化、良渚文化。

一个集大成的文明,持续发展约1000年。串满文明奇迹的珍珠项链上,与宝墩文化同期的良渚文化的余晖,在盘龙城文化、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中闪烁。

良渚文化被海浸摧毁。

特大洪水灾难延续若干年,良渚先民被迫远走他乡。

南下,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

相继分两路,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游迁徙。一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与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的石家河文化“交融”;一路,走中原路线,过河南,经“巫盐古道”,辗转入川……

东南地区。一股,因环境变化而西迁的良渚•石家河“联军”;一股,南下二里头,夏朝灭亡时的夏桀南迁。两股势力逐渐融合,汇同夏商之际为躲避因争夺“金道锡行”控制权引发的战乱而被迫逃荒的“难民”,时断时续向成都平原聚集。

接踵而来,被敞开胸怀的三星堆人“消化”。

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头像”,盘龙城的“青铜雕像”,善学的三星堆人又提起刻刀,端详着巫师、首领,雕刻成本地人模样。青铜技术传入,制成铜“人头像”。

青铜“立人像”出现。

青铜“立人像”的原始形态,还与安徽“凌家滩文化”的玉“立人像”,甚至,与辽宁“红山文化”的玉“立人像”,有文化渊源关系,表现的都是正在作法的神巫形象。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 供图)

西北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传入。

文化关系密切。距今3700—3600年前后,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带来兽面纹铜牌饰,在生产过程中,三星堆人大做“减法”,将图案逐渐简单到只留下长方形的外貌。

距今3600—3200年左右,“商文化”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玉器,又大量输入。对铜尊、铜垒、玉戈、玉矛略加改造,成为大量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三星堆最高的繁荣。

应接不暇。东亚南亚地区交流来的海贝、象牙和神树造型,与三界、阴阳门观念等,促进三星堆青铜神树、神坛的塑造与天门理念的产生。

距今3600—3100年前,西亚与埃及也不甘落后。

尼罗河彼岸的法老面具、金杖,在影响到希腊迈锡尼文化后,也间接传播到这里。纯纯的黄金,足足的奢华,尽管有些昂贵,还是制造出一个个薄薄的金面具,罩在青铜人头像的脸面上。

文化交流,有来有往。

成都平原出产的丝绸,也出现在3000年前埃及法老王后的头饰中。

姿态万千的玉器韫椟,藏着朦胧的信仰。以玉为傲的良渚遗民,最早将玉锥、玉泡、玉珠,从二里头“驮”到三星堆;精美的青色玉琮,被当作“传家宝”,代代流传,再传到金沙。

三星堆都城始建于约公元前2000年,正是良渚文化深受海浸之害后期。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夏商文化,进行交流、互动。

史前中国各地区在宇宙观、仪式礼仪、统治策略等方面形成“共识”。

与“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密切相关。

江河文化“双联体”,相互融合、重组。

青铜器时期,吴越地区既有湖北钟祥的荆楚文化,也有孙武等贤能之士带来的黄河文化。先秦时期,孔孟提倡的“相濡以沫”与老子提倡的“相忘于江湖”两种文化,相互碰撞。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长 久(成都传统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