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野留守处

和南京大方巷的童年

蔡 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和平团结的《双十协定》。然而,墨迹未干,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14年抗战之后,又打了3年解放战争。

1947年1月,我的父亲蔡长风担任华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惠民、德州一带组建华野后方留守处,安置伤病员及家属和孩子。

据母亲回忆,当时父亲在前线打仗,由父亲的秘书张少卿、警卫员齐玉君﹑马夫老吕负责护送母亲、4岁的我与1岁的弟弟和平转移到留守处。过黄河时,头顶有国民党飞机盘旋、轰炸﹑俯冲、扫射,脚下是泛滥的滚滚黄河水,风大浪高,波浪滔滔,渡河的木船很少,人员严重超载,警卫员齐叔叔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我与和平,冒生命危险艰难渡河。好不容易过了黄河,在黄河滩的开阔地上,敌机仍在头顶向渡河队伍扫射,张少卿叔叔抱着和平,指挥我们一口气跑了六七里,冲出黄泛区,到达安全地带。我和弟弟和平从此跟随母亲在华野后方留守处生活两年。

由于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敌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我们在后方留守处的生活也并不安定,经常行军转移。特别在临朐﹑南麻战役前后,适逢雨季,部队前方作战,我们随大人天天转移,跋山涉水,衣服淋湿,山路泥泞,吃不上饭,持续半月之久,大人累得精疲力尽,我们也都瘦了两圈。直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我军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华野后方留守处(1949年春更名为三野后方留守处)从鲁西北迁往曲阜,不再颠沛流离、经常转移行军了,我们在留守处的生活才渐渐安定。

1949年冬,蔡玲与弟弟蔡和平于南京大方巷留影

1949年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5月27日攻克上海。担任三野供给部部长的父亲驻上海苏州河北侧一家食品厂附近仓库,负责接收上海解放后的美蒋军需装备物资。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后,父亲率三野供给部机关回师北上进驻南京,驻南京中央北路大方巷。6月13日,母亲在曲阜三野后方留守处生下我的二弟阜平。7月,母亲带着我和2个弟弟和平、阜平,从曲阜三野后方留守处迁到南京中央北路大方巷,见到久别的父亲。那时,我6岁,和平3岁,阜平刚满月。

我最早的朦胧记忆就是72年前从南京大方巷开始的。这里有我的一段童年,更有父亲75载(1926—2001)革命征程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记得,大方巷是一条并不宽大的僻静小街,没有商铺,路边栽种着高高的大叶子树,后来知道这是法国梧桐和菩提树。各式洋楼别墅错落路旁,遮掩在郁郁葱葱的林木花卉之中。这里曾是国民党要员、富豪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

我家和几位工作人员住一栋独门独院的旧洋房(二层或三层已记不清),院里栽有很多大树,又高又密,在楼上窗口伸手就能够着枝叶。很遗憾,在老照片中,只有一张关于南京大方巷的1寸照片,已不大清楚,是佐证我家72年前曾在大方巷居住的唯一证据。这是一张全家福,在南京大方巷我家楼外台阶拍的,时间是1949年冬。当时只有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弟弟5口人,坐在父母中间的就是我。照片上清楚地显示父亲穿的已不是解放军军装,而是实行供给制时为地方干部配发的兰棉制服,而母亲依然穿着黄绿色部队军装戴着军帽。1949年7—8月,部队整编后,父亲响应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党要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从部队转业,任南京市财政局局长兼供销总社主任。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

我和和平乍从乡下进城,住进别墅洋房,茅草屋、豆油灯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真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目不暇接,样样称奇。由于南京刚刚解放,治安秩序很差,不时发生潜伏敌特投毒、纵火、爆炸、绑架和暗杀,时闻冷枪。那时又无托儿所,从安全出发,父母对我们看管很严,哪里也不准去,只得天天关在家里。

1949年夏,南京热得跟火炉一样,街上和院子里的树叶也好像被太阳烤蔫了,无精打采地搭拉着,楼里的窗户经常被大人关上遮挡室外的热浪。和平正值顽皮淘气的年龄,不让出楼,可给憋坏了。早晚稍许凉爽一点,只要大人一开窗户,我跟和平就趴在楼上窗户台上看外面树枝上的鸟和松鼠,听知了拼命地鸣叫。鸟的羽毛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时时发出三两声悦耳的啼叫;松鼠圆圆的眼睛,蓬松的大尾巴,就在我们眼前一米外的树枝上跳来蹦去,追逐嬉戏,可爱极了。

我们搬来不久,这条往日僻静小巷上的过往行人、叫卖小贩——挑挑子卖菜的,背木箱端板凳擦皮鞋的,摇波浪鼓吆喝卖食品杂货的,挎着个扁木盒子卖香烟的,提竹篮子卖鲜花的……一下子多了起来,有的干脆就在我家院门口支摊叫卖,半天不走。

一天,父亲的老战友,我们眼中的“解放军”王义忠叔叔来我家(可能是向爸爸汇报工作,爸爸还没回家),听到院门口小贩摇波浪鼓的吆喝声,抱着和平、牵着我下楼,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根包着花花纸的棒棒糖,还特意给和平买了几粒粽子糖(咖啡色,三角形,无包装)。在乡下我们从未吃过这么高级的糖块,喜得和平直往王义忠怀里钻,砸巴着嘴,连声啧啧:好好吃呀。

王义忠是父亲诸战友中我最早认识也是最早有印象和记忆的人,那时,似乎他就代表着解放军。童年的我,记忆中的人物个个都是英勇的解放军!

1956年冬,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有一年王义忠叔叔来家看我们,提起南京往事,他跟我说:大方巷里不太平,也有敌情。门外的那些小商小贩里,就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后查明那卖棒棒糖的就是个军统,都是冲你父亲来的。闲谈间,王叔叔还举了一些敌特投毒、纵火、破坏、绑架、暗杀的例子。感慨道:革命不容易啊,你父亲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幸存者呀。

向我提起南京往事的,除王义忠外,还有父亲解放战争时期的秘书张少卿(南京军区工程兵部部长)﹑老战友张云茂(南京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人。1966年“文革”初期,我“大串联”到南京,专程去看望这两位张叔叔及他们的夫人马阿姨和于阿姨,他们都向我谈起当年父亲在南京工作时的社会局势﹑父亲所处的危险环境和工作情况。我没当回事,听听就过去了。

1949年冬,蔡长风邓宛如全家人于南京大方巷住地合影

光阴似箭,眨眼几十年过去,现在我提笔回忆72年前南京大方巷的童年,再回首几位叔叔阿姨们的肺腑之言,这才体会到1949年的下半年国民党原首都南京全城潜伏大批特务,确实不同寻常。这年的8月至12月,正是我与和平少不更事、只知道在南京大方巷楼上窗口看鸟和松鼠跳、听知了叫的时候,父亲却正经历着他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面对艰难险阻,勇敢地挑起重担,投入战斗,开始新的革命征程。他以南京大方巷作为他革命征程中的新起点,在南京市财政局长和供销总社主任的任期,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短短5个月,把国民党原首都南京的财政系统与供销合作社系统整治得焕然一新。

南京大方巷的短暂岁月,是父亲在他75年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段从事地方工作的经历。我最早记忆中的父亲,正如那张小小的一寸照片,不是穿军装、而是穿着兰色棉制服的地方干部。

注:战争年代,我家一直居无定所。1949年解放南京,部队进城,只能暂住国民党、资本家逃走后遗留的房子。我家也跟着从乡下的土屋茅棚,被安排住进了富豪逃走后遗留的洋楼、别墅。后迁福州、上海均属这种情况。1956年调北京住将军小楼,直至父亲离休选住干休所大楼。

写于2022年1月10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