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指挥杀寇

解放战争毅然起义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裴昌会往事

川,泛指四川,渝,专指重庆。在川渝两地,革命老前辈常津津有味地摆谈裴昌会革命家抗战和起义的故事。

从小学生到国民革命军副军长

裴昌会(1896—1992),字同野,1896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东潍县一个较富裕的工商业家庭里。6岁开始读书,先后就读于山东潍县私立高等小学、山东密县胶莱中学和潍县中学。

裴昌会少年时期,正值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裴昌会所在的胶东半岛成为德国占据的势力范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裴昌会萌发了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反帝的同盟会。

1917年,裴昌会以文学和英语扎实的功底,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商预科。同年底,张勋率辫子兵复辟,北平局势顿时混乱,学校因而提前放假,迫使裴昌会回到潍县。不久,复辟暴乱得到平息,裴昌会正想回校复课之时,却偏偏生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耽误了3个月时间,为此不幸失去了文科大学的深造机遇。

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在山东招生。本来这所学校的生源是从各地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依次升上去的,然而,这期因张勋之乱,影响了招生计划,改在社会上招收学生。正在失意徘徊的裴昌会,不失时机地投考保定军校并被录取,分在步科。其学制四年,但因直皖战争影响,停学一年,延迟到1922年3月才毕业。

毕业前,曾和同班同学陈诚等相约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当到汉口时,与一些要好的同学商量,觉得去广州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气候不适应,同时看到留在汉口的同学多,决定留在汉口。留下后被分配到湖北第二混成旅作见习班长,随后升任学兵连排长、连长、上尉参谋。

1926年,第二、三混成旅在湖北江陵合编为第七师,这时裴昌会升任少校团副。不久,第七师随于学忠调走,他听从同学们相劝,东下入金陵军官学校任上校教官兼区队长,旋任教育处处长。这所军官学校,是五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联军办的士官学校,由联军司令孙传芳兼任校长,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校的体制,规定招收大学程度和高中毕业生,为北洋军阀培养初级官佐,并轮训各师在职官佐。1927年8月,孙传芳部渡江与北伐军作战失利,孙传芳避走天津,其所属主力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

1929年5月,裴昌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四十七师一四一旅第七团上校团长。1931年,随部到江西兴国县永丰、吉水一带休整。这时第四十七师部分人员编到郝梦龄的五十四师,裴昌会升任郝梦龄部一六〇旅少将旅长。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上官云相的第九军四十七师开往江苏恩山待命,裴昌会由五十四师调任四十七师任副师长(上官云相兼师长),在苏州河一带布防。

1934年,裴昌会随上官云相率部至贵州堵截长征中的红军。当部队到达贵州后,红军已过大渡河,未能与红军相遇,留在贵州修筑滇黔公路。四十七师担任安顺至黔西南到云贵边境一段。任务完成后,1936年调湖南衡阳待命,并准备向韶关、广州进攻(当时两广要求扩军不成,联合反蒋,时局紧张)。后经蒋介石派上官云相说服广州余汉谋部,消弭了战争(余是上官云相同学、妹夫)。随即蒋介石批准上官云相去德国考察,郝梦龄升任第九军军长,裴昌会升任副军长兼四十七师师长。1936年7月,四十七师调湖北黄陂、浠水一带休整。

裴昌会经历的河北涿县和忻口战役

河北涿县痛歼日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四十七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河北涿县,先在白沟河一带协同三十军作战,担任40华里的警戒线。面对装备精良、拥有炮兵群和战车的日寇疯狂攻击,在前线友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裴昌会率部顽强作战,坚守阵地达七天七夜,终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易县转移到保定城关驻守。继而转移到元氏县以西高地,多次抗击日寇进攻,打得日寇丢盔弃甲,哭爹喊娘,抗战军民斗志大振。

忻口战役,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日本侵略者企图夺取忻口要隘,大举进攻山西的太原,以便控制山西省全境,攫取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当时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晋北前敌总指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任副总指挥。经过周密部署,打响了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13日,日寇侵略军集中众多兵力,利用炮火、战车、空军立体战的优势,向忻口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中国的中央兵团毫不畏惧,首当其冲,与日寇展开殊死战斗。

10月15日下午,双方为争夺忻口以北的南怀化以及迤南的二○四制高点,战斗异常激烈,一个昼夜反复争夺13次,日军三易酋首。会战期间,中央兵团将士伤亡七千多人,九军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军军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先后壮烈殉国。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州胸部负重伤。

在忻口正面作战的同时,八路军林彪的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移,与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会合,夹击自平型关以西之敌。贺龙的一二零师活动于朔县、神池、宁武至忻口地带,向日军侧背猛烈袭击,斩断其日寇的补给线。

10月18日,一二零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烧毁日军输送粮、弹汽车500多辆,并收复了雁门关。

在23天的战斗中,八路军将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至张家口和崞县、雁门关至大同的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歼灭了这两条主要交通线上的敌人。这不仅给日军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也振奋了中国前线军队的士气。

裴昌会所在的第九军配合二十一师,独立第五旅,晋军第十九军、三十五军和六十一师为中央兵团,共同战斗消灭日寇侵略者。

裴昌会部战场战斗场景

八路军总部还令一二九师摧毁岱县西南阳明堡敌人的临时机场。所属三五八旅的六十九团团长陈锡联,率第三营于10月19日夜间奇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击毙敌人数百,夺获一批航空器材。第三营营长赵宗德身先士卒,勇猛进袭敌踞堡垒,壮烈牺牲。后来,卫立煌在太原见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时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补给线都截断,并摧毁阳明堡机场,对忻口正面作战帮了大忙。我代表在山西的全体将士表示感谢”。

忻口战役,国共双方当时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蒋介石在1937年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在忻口会战中殉国的国民党将军郝梦龄、刘家骐、郑廷珍、姜玉贞等都是抗日战争中涌现的“伟大、英勇的模范”。

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在山西的第二战区,国共两党的军队,同仇敌忾,不仅在忻口共洒一腔热血,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合作得很好。忻口战役,是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后,在敌后机动作战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也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裴昌会所率领的部队,在忻口战役中英勇顽强,奋勇杀敌,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裴昌会部与八路军互相交换情报

1938年5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绛县侦察组通报:绛县敌据点,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将在三日由向横岭关阵地攻击。裴昌会部接到通报后,安排以两个团的兵力在横岭关以北设置伏击阵地,以一部分兵力诱日寇进入包围圈再发动攻势,八路军以一个团趁机歼灭留守绛县的敌人。两军按计划部署后的第三天,盘踞绛县的日寇向横岭关方向扑来,因伏击部队发动围击过早,使敌人夺路向闻喜县城逃跑。八路军对留守在绛县的敌人,内外夹击聚歼,全歼日寇,战果辉煌。

1939年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密电:太原日寇派出一个联队计3000人左右,沿同蒲路南下,到风陵渡一带增防。趁敌军南犯途中,裴昌会即率四十七师在洪洞、古县一带阻击敌人,配合八路军陈赓的两个纵队和薄一波“决死队”的一个旅及国军刘勘部,前后夹击敌军。经两天半的决战,日寇损兵折将,只剩下残兵败将狼狈逃窜,国共军队缴获了日寇侵略者大批武器,战功赫赫。

裴昌会部战场战斗场景

1940年7月,裴昌会升任第九军军长。这时裴昌会按照战区部署,率第九军逐次向太原以东转进,到王屋山、太行山,长期驻豫北、济源一带,同八路军密切配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2年春。在此期间,陈赓部驻中条山,坚持敌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有时派出敌后小分队到第九军防区,要求作短暂停留。裴昌会命令部下热情接待,所缺粮食弹药尽力予以调剂补给,两支部队关系很好。太行山、中条山位于黄河以北,太原以南,是晋冀豫边区唯一的敌后据点。

1942年5月,裴昌会调任第四集团军任副总司令,驻河南巩县。到任不久,就到陆军大学(重庆)第六期将校班学习一年半。1944年春学习结束回到河南,仍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或代理总司令。

当时,日寇正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所统辖的部队发动大规模攻势。分布在郑州以北的邙山头,一直到陕县西南的河防部队,根据由东到西的顺序分别是: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李家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高树勋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日军由邙山头的黄河北岸强渡黄河,占领邙山头高地,汤恩伯将部队退到荥阳地区占领阵地。裴昌会所在的第四集团军占领汇水以东的虎牢关高地。

由邙山头南下的日军,占领郑州后继续西进,猛攻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阵地。同时,在晋南的日军策应西进的日军作战,也分别由渑池以北和陕县偷渡黄河,驻守河防的高树勋部和李家钰部南撤。

在撤退中,李家钰部遭到日军便衣队伏击,李家钰阵亡。在荥阳和虎牢关的部队,也受到日军猛烈攻击。汤恩伯首先向西南撤退,裴昌会的第四集团军腹背受敌,也相继向西南撤退。

在洛阳以南,只有通往卢氏的一条公路,撤退的部队拥挤混乱。部队退到八石盘附近,日寇的骑兵旅团又尾随追击,使部队更为大乱,一直撤到卢氏附近才稳定下来。

这次所谓的中原会战,不到半个月时间,丧地数百里,河南西部至灵宝到西峡口以东各要点和周围十多个县全部沦陷。之后,裴昌会的第四集团军撤退到卢氏坚守阵地,一直到抗战胜利。

裴昌会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抗战开始不久,裴昌会的家乡山东潍县沦陷,富甲一方的家业遭日寇查抄。而裴昌会的老母亲及妻子兄弟姊妹数十口人,拖儿带女,离乡背井,随军辗转迁徙。之后到达洛阳,住在距洛阳30华里的李村。其间洛阳频遭日机轰炸,李村再也住不下去了。当时裴昌会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只派随员一人照顾亲属,经过深山进入安全地区,再转至西安。转移中在木柴关同敌人遭遇,因家属人员没有防御能力,结果裴昌会的妻子姚琳卿、三儿子裴大钧、侄女裴淑温、外侄孙和随行人员共7人被日寇残酷杀害。二儿子裴大民被俘,后幸脱险,儿媳李淑慧受重伤。抗战期间,裴昌会部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互相交换情报,配合打击共同的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

解放战争在共产党引领下宣布起义

1946年端午节前夕,陕西省主席董钊携带礼品,专程到郑州给裴昌会带来消息,说胡宗南派他来拜节(因裴昌会当时是郑州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感到十分蹊跷,问董钊还有什么事?董钊说:

“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共产党很多,胡宗南要解散这支部队,具体部署是:

1.请你令郑州铁路局备车两列开巩县;

2.请你命令三十八军转饬驻巩县五十五师轻装乘车到豫北新乡;

3.由我到新乡传达密令给第二十六整编师王仲廉部,去新乡以南詹店布置包围圈,待五十五师所乘列车进入包围圈就勒令缴械,士兵就近补给王仲廉部”。

董钊饭后乘铁道汽车去新乡。裴昌会立即给孔从周打电话,想先把胡宗南的意图告诉他,但电话没有接通。直至当晚深夜,孔从周才给裴昌会来电话,说他已将自己担任的三十八军副军长、五十五师师长的职务交由孙蔚如的侄儿孙子坤接任,并说他马上就要起程。裴昌会希望他来一趟,他说来不及了。接着,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来电话说,五十五师跑了,孔从周把师长和部队都带走了。裴昌会要张耀明立即带部队去喊话,要他们回来。张耀明说:“现在的两个师不稳当,不能派”。他又立即命驻郑州的二十七军军长王应尊派部队去追,结果在巩县东南40里的老樊沟地区追回了五十五师的一部分,孔从周带着一部分部队宣布起义。

1947年3月,胡宗南遵照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计划,将派去洛阳的指挥所转移到洛川,裴昌会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洛川指挥所主任。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洛川指挥所改为延安指挥所,仍由裴昌会任指挥所主任,进驻延安。

在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之前,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已撤离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延安已成为一座空城。蒋介石以为占领延安,在国际上可以提高他的地位,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当国民党军队占据延安后,即以延安为据点,找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胡宗南坐镇西安,秉承蒋介石的意图遥控,裴昌会在延安负实际指挥责任。

进驻延安后第五天的青化砭之战,胡宗南部第三十一师全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在一个多月后的蟠龙镇之战,第一六七旅全部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7月下旬沙家店之战,第一二三旅被全歼,旅长刘子奇被俘。10月份的清涧之战,第七十六师师部被歼,师长廖昂、二十四旅旅长张新等被俘。在陕北作战的十个月中,胡宗南部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于1947年12月底,将主力撤至延安以南休整,并决定撤销延安指挥所。

1948年1月,裴昌会改任潼关指挥所主任,率第一军、三十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和骑兵第二旅,东进豫西,解第二〇六师在洛阳被困之危,打通潼关至郑州的交通。3月初,因刘戡的第二十七军和第九十军在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胡宗南在关中已没有主力部队。为巩固关中阵地,命令裴昌会率领在豫西的所有部队,急行军返回西安待命。

裴昌会夫妇

1948年4月,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西安绥靖公署,并将潼关指挥所扩编为第五兵团司令部,裴昌会以绥署副主任兼兵团司令官,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阻止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诸战役。由于历次战役中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只得不断向四川方向后退。撤退到宝鸡时,裴昌会碰上他过去的军需处长李希三(共产党员,已离开部队在宝鸡经商),由于两人长期交往,情谊较深,所以无话不谈。李希三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挑起内战极为不满,他对裴昌会说:“革命的目的为的是国家复兴,民族繁荣与幸福,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应该投到真正的革命阵营中去。中国共产党是允许和鼓励反动营垒中的人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并说:“如果信得过我的话,愿意效力”。

这时,裴昌会想到所属六十五军是广东部队,同当地语言不通,官兵领的金圆券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强行购买,军纪败坏,民怨沸腾。裴昌会反复考虑,长此以往,自己所领导的10多万将士的前途无望,决心走爱国起义的道路。裴昌会果断地同李希三讲:“只要我的部队将士在人身安全上得到保障,能各得其所,内战中的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于是裴昌会郑重地委托李希三设法去延安代向解放军联系起义事宜,并约定:“如有眉目,立即同兵团部总务处长李梅村、军医主任冯子让联系,以免直接接触,引起特务的注意。”

正在这时,李规带领整编的二十八旅担任主阵地壶梯山的守备任务。李规是地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成员,他根据组织安排,在解放军主力进攻壶梯山时提前撤退,致使钟松师部遭受重创。胡宗南得知这一情况,亲自到大荔把李规扣押起来,以贻误军机罪当场宣布三天后执行枪决,以杀一儆百,稳定军心,并要裴昌会通知李规的家属到西安见最后一面。

地下“民联”西北特派员袁伯扬(当时任西安铁路局专员)得知这一消息后,赶在裴昌会通知李规家属之前,找到李妻一起去找裴昌会营救李规。裴昌会分析了胡宗南部在运输上要依靠铁路专员,壶梯山战役失败,钟松应负责任,如处死李规,在军内可能会出乱子。他一面向胡宗南说明利害,要求改变对李规的处理;一面给李规的妻子出主意,要她通过兵团的密码电台向李规堂兄李文(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北平警备司令、胡宗南在黄埔一期的同学)发电报求救。因此,胡宗南在各方压力下,改变了枪决李规的决定,改交军法审判。后经袁伯扬等向监狱看守活动,李规被关三个月后逃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裴昌会的起义因时机不成熟而一次次拖后,时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向他传达了口信:“再等机会”。

1949年7月,裴昌会率部到了川陕、川甘公路交界处的双石铺。因地势十分险要,他曾动了在此起义的念头,但正面部署的是胡宗南的亲信——第一军,因此起义没有太大把握。8月中旬,李希三绕过胡宗南部的封锁,由西安潜回到双石铺,向裴昌会传达了口信:一野总部欢迎你起义,对你现在的处境表示理解,并转达了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意见。既然对整个起义部队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为好。

共产党的理解与指示,使裴昌会深为感动。此时,裴昌会对国民党已不抱任何幻想,决心接受中共号召:“率兵起义”。好事多磨,不料,胡宗南恰在此时调动部队,因此起义准备工作在秦岭、广元、剑门关屡屡受挫,只得一次又一次暂时撂下。

同年12月23日,李希三再次来到德阳孝泉镇,传达解放军先头部队首长指示。其实裴昌会的第二任夫人于西华及儿子大民、大希、大可、女儿大宽已在几个月前就被胡宗南劫持去了台湾。目的明显,他若听命于蒋介石、胡宗南,便可加官进爵,与亲人团聚;若违抗军令,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已在台湾的家眷们的境况更是令人担忧。面对如此艰难抉择,裴昌会决心已定:“不失信于共产党,坚决起义”。

12月23日晚,裴昌会宣布起义,命令第七兵团所属各军、师及兵团直属机关“立即停止一切抵抗,就地起义!”至此,裴昌会率76军、17军之12师、98军、30军之27师残部、12师之36团和38军山炮营及69军144师、骑兵第2旅,在四川德阳孝泉镇通电起义。随后,所属第38军军长李振西率第7兵团起义,此时属辖第76、98军等残部也在三台举行起义。至此,裴昌会部共有10万之众参加了德阳起义(也称川北起义)。同时,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起义电报也在当天发出:“起义成功!”

裴昌会部起义的第二天,李希三陪同胡耀邦等领导到孝泉镇约见了裴昌会。裴昌会立即将7兵团所属各军态势要图和全部人、马、武器、弹药装备等表册呈交给胡耀邦。胡耀邦对裴昌会的起义之举深表赞赏。几天之后,贺龙接见了裴昌会。那天,贺龙派人请裴昌会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贺龙伫立在门外等候裴昌会。贺龙一见到裴昌会,就走下台阶与裴昌会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接着,贺龙又向裴昌会介绍了李井泉、王维舟。入座后,他们谈笑风生,畅谈往事。

裴昌会(右二)起义后晋见贺龙(左)

1950年1月1日,裴昌会随贺龙司令员参加了庄严而隆重的入城式。当他与赫赫声名的贺龙司令员并肩站在敞篷车上,接受全城百姓的鲜花掌声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鄙人何德何能,能享受如此殊荣,此生足矣!”

裴昌会随贺龙进入成都后,利用他同“西北王”胡宗南所属部队的关系,通过电台号召胡宗南的残部起义投诚,避免战争延长造成人员伤亡及生灵涂炭。这时,除直接随兵团行动的27师欧耐农部及由碧口退到什邡主动向兵团靠拢的144师严正部已随兵团起义外,国民党第98军刘劲持部很快复电拥护起义号召,当即电令该军部队在盐亭县集结,主动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就地起义。90军周士瀛行至三台县被解放军包围,接到裴昌会电报号召后,也随即放下武器缴械投诚。此外,对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遗留在成都的人员,登记造册,送军管会处理,裴昌会在成都收拾胡宗南残部的任务至1950年2月底基本完成。

成都解放时贺龙和裴昌会坐在宣传车上

追随党的事业93岁光荣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裴昌会有幸十多次见到毛主席。最让他难忘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那是1950年6月23日,裴昌会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作为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能受到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接见,这份殊荣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当裴昌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完工作后,便向主席请罪说:“1947年3月,我随胡宗南进犯延安,祸及边区几个县,对革命造成了损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毛主席笑着说:“你还好嘛,在延安东门外的马路上铺了石子,在延河上修了一座滚水桥。”

裴昌会又说:“主席您收藏的书,被新闻处长运去西安,我没有给您保管好,很不安。”

毛主席风趣地摆摆手说道:“我收藏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书,他拿去看,做个义务宣传员,我也高兴的。”

临别握手时,毛主席特意送给他一本《改造我们的学习》,鼓励他后半生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后,裴昌会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第五届、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民革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

1989年7月1日,裴昌会向中国共产党组织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他又向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孙先余诉说自己对党向往的忠心。孙先余一看老人激动的样子,立即说:“您老不要再说了,您的条件早就成熟了,我马上上报省委!”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批示:“同意,速办。”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颠沛流离、上下求索的裴昌会,在1989年8月22日,以93岁高龄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裴老激动地说:“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感谢党组织,耀邦同志可以含笑九泉了。”此时的裴老热泪盈眶,彻夜难眠。

裴老入党后,继续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1992年3月23日,这位96岁的共产党员在重庆去世。

1986年,胡耀邦在重庆渝州宾馆与裴昌会亲切握手

裴昌会抗战和起义的故事,就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个侧面。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我们重温党史和国史,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很有必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 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