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7日 13版)

宋僧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有一首诗,题为《饯枯木成老赴南华之命》,枯木成老是曹洞宗禅师,法名为法成,自号枯木,嗣法芙蓉道楷禅师,属青原下十二世。据程俱《北山集》卷三十二《宋故焦山长老普证大师塔铭》记载,法成禅师先后住持过汝州香山、(东京)左街净因、潭州大沩密印、道林广慧、韶州南华宝林、镇江焦山普济等名刹。惠洪这首诗是给法成禅师饯行的,法成将由潭州道林广慧寺(即道林寺)前往韶州南华寺(即宝林寺)当住持。

我注《石门文字禅》尽可能给每首诗编年,那么这首诗作于哪一年呢?程俱所作《普证大师塔铭》虽然罗列了法成一生住持过的寺院,却没有说明某年住某寺。不过,诗中有“天书夜到道林宫”一句,透露了编年信息。

法成住持的道林寺,在潭州(长沙)岳麓山下,今之山门“自卑亭”即道林寺遗址之一。然而,惠洪在诗中不称“道林寺”,却称“道林宫”。众所周知,道教的屋宇称“宫”或者“观”,如青羊宫、云台观之类;而佛教的屋宇称“寺”或者“院”,如大慈寺、文殊院之类。

此处惠洪将“道林寺”称为“道林宫”,是为了押韵吗?当然不是,因为写这首诗时,道林寺实实在在就叫“道林宫”。同样的情况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二《一击轩记》中也可看到:“宣和元年冬,余自临汝以职事来宜春,暇日,与客游天宁宫,爱小轩修竹,解衣盘礴,终日不忍去。”根据该记的内容,一击轩是惠洪师兄德禅师的小轩,天宁宫应该是天宁寺才对。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崇宁元年,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又改额曰天宁寺。”宋徽宗的诞辰被尊为“天宁节”,所以天下每个军州都有一个佛寺得改名为“天宁寺”。《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就有《信州天宁寺记》可证。但这里却将天宁寺称作“宫”。再看“与客游天宁宫”的时间,是宣和元年冬。惠洪为何两处把佛寺称为“宫”呢?

原来,在宣和元年,佛教史上出现一件大事。据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记载:“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改佛为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尼为女德士。寺为宫,院为观,禁铜钹塔像。佛赐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一《道教之崇》所载大致相同:“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更寺院为宫观。林灵素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请于帝,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寻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之法。”道教以“道德”为先后,僧为德士,自然低于道士,这是以林灵素为代表的道教徒的精神胜利法,试图用侮辱性的名称与服饰的改变,将佛教纳入道教的话语系统,且置于道教统治之下。此事又见于《宋史·徽宗本纪四》,更早的佛教史籍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卷四十六记载更详细,文繁不录。宋徽宗笃信道教,自号道君皇帝,崇道抑佛,政和以后更受道士林灵素等的蛊惑,因而出现上述诏令佛教改名的闹剧。道林寺、天宁寺就是在宣和元年改为“宫”的。

此事随着道士林灵素奸谋败露,次年即恢复佛教寺院僧尼的称呼。据《佛祖统纪》卷四六宋徽宗宣和二年:“八月下诏曰:‘向缘奸人建议,改释氏之名称,深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旧称为僧尼。’九月诏大复天下僧尼。”不言而喻,佛教的“宫观”也重新复名为“寺院”。一场闹剧,一年演完。

现在我们来看《饯枯木成老赴南华之命》这首诗的编年,便可根据“道林宫”三字判断该诗作于宣和元年。《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二另有《忠孝松记》可作旁证:“宣和元年,余谒枯木大士成公于道林。……于是导余登清富堂,下临潇湘。”前面所谓“天书夜到道林宫”,正是诏命枯木法成禅师移住岭南南华寺。《一击轩记》中的“天宁寺”称“天宁宫”,也是宣和元年的这场宗教闹剧造成的。

关于这场佛门之变,当时的僧人深受其害。江西诗派三僧之一如璧,本名饶节,字德操,先为儒生,中年半路出家,取法名如璧,号倚松道人,属禅宗的云门宗。如璧一生,先是书生戴儒冠,然后削发为僧,再后又戴道士的黄冠。他的《倚松诗集》卷二有《改德士颂五首》,调侃自己的遭遇:“自知祝发非华我,故欲毁形从道人。圣主如天苦怜悯,复令加我旧冠巾。”(其一)“旧说螟蛉逢蜾蠃,异时胡蝶梦庄周。世间物化浑如梦,梦里惺惺却自由。”(其二)“德士旧尝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其三)“衲子纷纷恼不禁,倚松传与法安心。瓶盘钗钏形虽异,还我从来一色金。”(其四)“少年曾着书生帽,老大当簪德士冠。此身无我亦无物,三教空名何处安。”(其五)从这五首诗中可看出,很多和尚(衲子)为改德士而愤愤不平。事实上,当时有不少僧人便起来反抗,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载,僧徒将投牒于蔡京,求辩论,开封府尹盛章捕其首七人杖杀之。永道法师上书抗辩,徽宗大怒,敕流道州。曾为儒生饶节的如璧禅师,此刻又被强迫改为道教化的德士,一生三易其名。不过,如璧是因悟道而出家,因而对此外在种种的“假名”毫不介怀,能做到处变不惊。既然已觉悟到“此身无我亦无物”,那么儒释道三教的空名又何处安放呢。

在宣和这场佛门变故中,有如璧这样的经历的当然不是个案。南宋洪迈《夷坚支志》己卷七《善谑诗词》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政和(当为宣和)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无名子作两词,《夜游宫》云:‘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西江月》云:‘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后章盖初为秀才,乃削发,卒为德士也。”《西江月》说的就是如璧这样有三种身份的人,显然,改僧为德士的宗教大事件,在后人眼中已成为可供戏谑的荒唐的文学题材。

虽然到宣和二年九月,这场闹剧就已结束,但是“改德士为僧”的新政策也让和尚们吃尽苦头。《石门文字禅》卷二八有《德士复僧求化二首》,就表达喜忧兼半的心情:“一昨教门(佛门)小有更变,加以冠巾;朅来圣恩大为发扬,再除须发。欢声震于夷夏,喜气动于龙天。着旧僧衣,虽限一岁;换新度牒,必输五千。”“然每一名之度牒,必输五缗于有司。”本来身份就是僧人,被迫改为道教的德士,而现在恢复旧名,却要换上表明新身份的度牒,也就是和尚的新身份证。旧度牒作废,新度牒要钱,必须缴纳五千钱。所以惠洪一边是欢声喜气,感谢圣恩浩荡,另一边却不得不向施主摇尾乞怜,化缘寻求赞助。可见,所谓“换新度牒,必输五千”,不过是朝廷搜刮敛财的借口罢了。从作品编年的角度看,如璧的《改德士颂五首》可系于宣和元年,而惠洪的《德士复僧求化二首》则可系在宣和二年九月以后。

值得注意的是,前举《宋史纪事本末》提到“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也就是说,僧人改德士后,还得在自己法名前加上俗姓。比如宣和元年上书抗辩的永道法师,据南宋释晓莹《云卧纪谈》卷上记载,有旨称之为“前宝觉大师毛永道”,就因为他是东颍沈丘人,俗姓毛,所以连俗姓法名而称。又如《石门文字禅》卷二五《题云庵手帖三首》之三:“右云庵寄张惠渊偈一首。惠渊予不见二十年,闻其精进日新,真能遵受云庵之言者也。”惠渊俗姓张氏,是惠洪的师兄,《续传灯录》卷二十二有慧安慧渊禅师,即此僧(“惠”通“慧”)。此处“张惠渊”,也是连其俗姓法名而称,足可推知《题云庵手帖》之三作于宣和元年。还有个著名的例子,宋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讲说宋江三十六人,其中就有“花和尚鲁智深”;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其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后来演化为《水浒传》,鲁智深成为人人皆知的梁山好汉之一。照理说,鲁达出家后,应当只呼其法名“智深”,而话本却连其俗姓称为“鲁智深”。其原因在于,鲁达出家之时,正在宣和元年左右,鲁智深之称,正与毛永道、张惠渊之类惯例相同,乃为朝廷对德士称呼的规定。

(作者:周裕锴,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