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中央

在重庆开展的宪政运动(上)

胡平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时为了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实现全民族抗战,中共和各抗日党派、国民党内民主派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建立民主政治,迅速设立民意机关。国民党政府迫于日寇深入国土和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于1938年3月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设置国民参政机关,并于同年7月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容纳了中共和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参与议政,表明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的意向。但是,国民参政会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民意机关,只不过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一个战时咨询机关。它的设立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性质。所以,在抗战时期召开的历届国民参政会上,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就成为重要议题,而国民参政会则成为争取实施宪政的重要讲坛。因此,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重庆掀起了两次宪政运动高潮。

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左起)在重庆留影

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

1939年9月,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议决定准备“实施宪政”后,到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延期召开“国大”这一年内,在国民党统冶区重庆,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高潮。

这次宪政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并在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推动下开展的。陪都重庆率先发动,成为这次宪政运动的中心,随之桂林、成都、上海、北平等地也如火如荼。

1939年10—11月,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宪政运动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第一次1939年10月2日提出“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号召中共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各种宪政运动”。

第二次同年11月21、22日,中共南方局在《新华日报》发表《建立宪政规模》《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等社论,明确提出两条建议:

一、指出实行宪政的中心是给人民以民主,各党派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人民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以及开展国大和宪法问题的公开讨论等,是实施宪政的最低的先决条件。

二、提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中共对宪政运动提出根本主张与临时办法,那就是“要真正实现新时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

为达到民主共和目的:第一,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第二,1937年4月30日国民政府立法院修改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废弃或彻底修改,原国大代表应取消改选;第三,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除制定宪法外,应有选举与改组国民政府之权,国大休会后应设立常驻机关;第四,1937年5月8日国民政府所宣布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中共中央估计这些原则国民党不会允许全部实行,准备承认必要的对抗战有利的临时办法,只要有进步性,中共就本着团结抗战的立场积极参加宪政运动。

中共还提出,为动员全国民众推进宪政运动,各地应成立国民宪政促进会的群众团体,组织座谈会、研究会,出版刊物。这种团体力求经过赞成宪政的政界人士、军人、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左倾分子等来发起,中共党员应积极参加,并要与国民参政会的宪政组织取得联络。

指示还提出加强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刊物、会议、谈话,广泛宣传党的根本主张,同时要严厉批评各种反对国民大会、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论与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西南大后方特别是重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中共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形式,领导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国统区的宪政运动。

譬如,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推动各民主党派人士组织各种宪政座谈会,讨论宪政问题。再如,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则组织发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妇女界成立妇女参政座谈会和妇女宪政促进会。这一时期有组织的宪政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方成立的宪政期成会,一种是中共领导和民主党派参加的群众性的宪政促进会和宪政座谈会。

宪政期成会是在第一届四次参政会上决定成立的。

宪政促进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各界宪政促进会。重庆妇女界极为活跃。早在1939年1月5日,成立了重庆妇女座谈会。这是南方局领导的爱国进步的妇女组织,每星期开一次会,研究抗战形势和妇女问题。2月8日又举行了妇女参政问题讨论会,中共参政员、南方局妇委邓颖超在大会发言,指出妇女参政极为重要,应为推动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奋斗。在此基础上,11月12日重庆27个妇女团体的代表联合举行宪政座谈会,由史良主持。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南方局妇委委员张玉琴、廖似光出席座谈会,并就妇女与宪政问题作了发言。

重庆妇女宪政座谈会影响很大。不久,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的各界妇女也先后召开了宪政座谈会。

1939年9月18日,蒋介石在闭幕式上宣布了期成会委员名单19人,他们是张君肋、张澜、史良、陶孟和、章士钊、黄炎培、左舜生、李磷、董必武、许孝炎、罗隆基、傅斯年、罗文干、钱端升、褚辅成等,召集人是黄炎培、张君肋和周览。期成会的任务是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的实现。

1939年9月20日,召开第一次期成会。会议决定:国民参政会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案,在国民政府未表示接受前,先为假设的研究;要求国民政府在10月10日明令实施宪政;希望公布宪法最迟不超过参政员现任期满9个月。

次日,黄炎培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议情况。

第一届五次参政会召开前,1940年3月20自至30日宪政期成会召开了10天会议,讨论修改《五五宪草》问题,拟订了宪法草案8章138条。这个宪草和《五五宪草》的区别,在于较多限制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大了国民大会休会期几个常设机构国民议政会的权力。

1940年3月2日,黄炎培向蒋介石报告宪法讨论情况时,蒋介石不动声色,误使黄炎培感到他态度极恳切开朗。实际上蒋介石是不满意的。宪政期成会决定提交一届五次参政会讨论这个宪草修正案,结果参政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主要争论国大休会期间要不要设立常设机构“国民议政会”,国民党参政员坚决反对,有的甚至破口大骂,争执未有结果,宣告休会。

10分钟后,秘书长王世杰捧着蒋介石书写的两条意见当众宣读,即作为决议。一是宪法修正案和反对设国民议政会的意见一并交政府研究;二是对修正案其他部分持异议者,如有40人之联署移送宪政期成会研究宪法修正案。随后,蒋介石在讨论过程中发表意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修正案关于设立国民议政会主张“为吸取西欧之议会政治,与总理遗教完全不合”,又说“宪法修正案”对执政之束缚太甚,即为不能施行之制度。行之,必遭破坏”。蒋介石所谓的与总理遗教不合,就是指孙中山的权能分立。设立国民议政会就是限制了政府的能。经蒋介石表示之后,修正案无形取消,大家才知道这个修正案没有被采纳的希望了。

1939年10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江恒源、莫德惠、张澜、章伯钧、胡石青、沈钧儒、李瑛、左舜生、张君肋、张申府、王造时等13人发起,在重庆市银行公会,邀请各界关心宪政人士举行宪政座谈会,到会100多人,并邀请中共参政员昊玉章、董必武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参加,讨论了如何发动群众促进宪政之实施等问题。会议决定继续经常举行座谈会。此后,宪政座谈会成为一种宣传讨论宪政问题的灵活的组织形式。

宪政座谈会大约半个月左右开一次,讨论有关宪政的问题。譬如讨论过抗战与建国的关系、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五五宪草》的修改问题、交流各地宪政运动的发展情况等。座谈会是公开于民众的,各界人士自由参加,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也有国民党人员参加。战时陪都重庆呈现出一派民主的气象,成为国统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中心。

1939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在范长江主持下,在重庆召开了宪政问题座谈会。褚辅成、沈钧儒、邹韬奋、李中襄、张申府、江恒源及新闻记者30余人参加,并邀请了中共南方局常委吴克坚和《新华日报》潘梓年、徐冰等人出席。对如何实施宪政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意义和宪政运动中新闻记者之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939年12月10日召开重庆青年宪政问题讨论会,500多人参加会议,盛况空前。会议讨论了“青年对宪政应有之认识”等阿题,并决议筹备组织中国青年宪政促进会,邹韬奋在会上讲演了实施宪政的有关问题。重庆各大报如《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蜀报》还组织了一个推动宪政运动的团体。

另一个是川康建设宪政期成座谈会,由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等团体发起,数百人参加,也决定要组织宪政促进会。1939年12月10日,成都各界正式成立了国民宪政促进会,到会200余人,推选出筹备委员70余人领导成都宪政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还有广西桂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与桂系军政领导以及各界文化人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关系,因此广西宪政运动得以顺利发展。桂系是与蒋介石有一定矛盾的地方实力派。这时他们看到民主宪政的要求是大势所趋,所以不加干涉,对共产党也表示友好,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是在周恩来与白崇禧商谈后,同意在桂林设立的。此外,还同意救国会的《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移到桂林复刊和出版。吸收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参加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正副主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为学术团体,实为一个反蒋政治性组织),聘请胡愈之为研究会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为经济部副主任。这样就为党在桂林地区领导开展宪政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39年冬,广西建设研究会中的进步分子,发起成立“广西宪政促进会,由李宗仁、陈韵先等著名人士出面组织,并得到白崇禧暗中支持。宪政促进会采取统一战线形式,团结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以左派和中间人士为主。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章程和宣言,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等。

广西宪政促进会成立后,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宪法的研究,并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五五宪草》。还组织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在《建设研究》(建设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国民公论》和《救亡日报》上发表大量有关宪政的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知名人士有陈韵先、李宗仁、杨东、范长江、李四光、张志等。他们还在《国民公报》《大公报》《全民抗战》《反攻》《理论与现实》等刊报刊,发表了很多宪政运动的文章,形成了宣传民主宪政的热潮。

宪政座谈会从1940年3月起,5个月内,先后举行过8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董必武还是主席团成员,党的直接领导使宪政座谈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其中,11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参加,由黄炎培报告重庆宪政运动情况,李珊报告成都宪政运动情况,沈钧儒报告桂林宪政运动开展情况。这次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以促进国民党政府实施宪政。会议推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磺、董必武等84人为筹备委员。11月30日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在重庆巴蜀小学举行首次会议,到会50余人,推举黄炎培、孔庚、张申府、沈钧儒、董必武、秦邦宪、张友渔、沙千里,刘清扬、曹孟君、韩幽柯、章伯钧等2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及宣传、联络、研究3个委员会。

国统区重庆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宪政运动,推动了各地宪政运动的开展。譬如成都在第一届四次参政会后,成立了两个宪政问题的座谈会。再如广西桂林的宪政促进运动与重庆宪政促进运动鼎足而立,交相呼应。因此各地宪政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忧虑。

当第四次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后,一天,蒋介石邀请国民参政会几位发起宪政座谈会的参政员谈话,表示大家对于实施宪政的办法可以研究。显然是对建立各种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有所不满。后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副主任叶楚俭明确表示说,关于实施宪政的办法“研究可以,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文章,搞什么运动!”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是:把宪政囿限在少数学者的书斋里,而反对民众的宪政运动。于是便发生了指使特务捣乱第五次座谈会的事件。许多不速之客混进会场,轮流破口大骂,攻击宪政促进会,哄嚷要取消,要求会后登报声明否认有组织宪政促进会这回事。主持人说明,宪政座谈会是流动性的集会,不便取消前次座谈会的决议。可第二天中央社发出消息,硬是表决否认宪政促进会这个组织。

为遏制蓬勃开展的宪政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首先于1940年向各级党部发布《关于目前宪政运动诸问题的指示》,确定了宪政运动的基本方针。接着,4月18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145次会议通过《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对宪政活动作了多项限制。这两个文件全面表述了国民党所许诺的宪政的实质:第一,“宪政实施”后仍要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第二,坚持1936年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五五宪草》和国大组织法,国大代表选举法;第三,国民大会召开后,只是制定宪政并不立即实行宪政;第四,取消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这是公然否定准备“实施宪政”的决议,是在民主的道路上严重的倒退行为。

国统区的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宪政思想启蒙的自我教育。在宪政运动中,人们认识到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 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