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成都有什么样的魅力

成都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古老城市,这种魅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得到表现;而在唐代,这种表现则显露得更为充分和淋漓尽致。它不但戏剧性地一度成为了唐王朝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中心,而且也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蜀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它永恒的价值。

成都的魅力是一种地理性的山水的魅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淀深厚的文化的魅力。

天下才人皆入蜀

唐代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数以千计的诗人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来来去去。他们身上并不带有任何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痴迷地在祖国这片大好河山上周旋和徜徉,写出了一排排传诵千古的诗句。

这些纵情山水的诗人在讴歌“黄河之水天上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对蜀中山水产生了莫大的兴趣。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简直是对之长怀了一种排解不开的“情结”。是蜀道之难激发了他们探险的勇气呢?还是蜀中的山水、文化的确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以至使得很多一流的大诗人不远千里跑来亲近它,了解它呢?

先来看看诗圣杜甫。

杜 甫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不但读了万卷书,而且还行了万里路。这位出生于河南巩义的诗圣,从20岁起就开始壮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了。他的足迹先后遍及吴越、齐赵。对祖国的忧患使得他一生的行色都极为匆忙,他的心境也是处于极度的愤懑和焦灼之中。然而当他流寓到成都之后,这位漂泊了大半生的诗人却不由得产生了居家的想法。他在成都西郊浣花里盖了一座草堂寓居,一住就是八九年。虽然这段时期他的诗作仍然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忧患,但他疲惫的身心毕竟觅得了一个安顿之所。就象一个游方的僧人忽然见到一所幽静可心的寺院,于是他拂去身上的一路风尘,安安心心住下了。

是什么东西吸引这位漂泊的诗人在成都安下家来的呢?

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称权朝中,杜甫不仅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报复,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长安沦陷之后,诗人投奔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他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专门为皇帝上陈谏言。就在任职的头一个月,诗人因“见时危急”,上书营救房琯的罢相,触怒肃宗,几遭刑戮。从此这位胸襟坦荡的诗人便屡遭贬斥,不能见容于当朝权贵。

如果仅仅把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原因说成是仕途和政治抱负的破灭,那显然是不够充分和确切的。诗人在成都时,曾由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他任职的时间并不长。这种幕府似的生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很难成为他长年羁留的主要原因。要了解诗人当时的心态,最好的途径是通过他这一时期的诗作来进行分析。

诗人是这样描述他在成都的生活的:“种竹植树,纵酒啸咏”,或与田峻野老交游。虽然短短数语,却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时成都的安闲气氛,体味到了诗人心灵的暂时平稳。可以这样说,诗人受伤的心在成都这座一惯安适的城市得到了苏息和康复。这里仿佛是飓风中的宁静港湾,诗人可以相对泰然地闻听外面的动静,当他得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不禁老泪纵横,提笔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壮美诗句。

杜甫画像,见于《晩笑堂竹荘画传》

成都同时还有诗人可以缅怀的历史和人物,那就是三国故事和蜀相孔明。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以及诸葛亮与诗人当时的处境所产生的共鸣,都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反映:“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蜀相》,对成都的环境和诗人的心态都作了十分深刻而形象的描绘,一方面有森森古柏和映阶碧草所构筑的幽静;另一方面有出师未捷身先死所带来的悲愤。因此在诗人眼中,丞相祠堂隔叶的黄鹂只能啁啾出一种虚假的宁静,这种表面的宁静掩饰不住诗人激奋的内心。

再看诗仙李白。

李白虽然幼年即在成都(江油)生活和居住,但由于他豪放的性情以及对山水的特殊嗜好,他对成都的安闲和宁静便没有杜甫那样深刻的体悟和认识,他更多的是注重对蜀中山水的纯自然描绘。

李 白

如《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朱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销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楼,如上九天游。”李白只是登上散花楼随便地望了一下,便产生了“如上九天游”的感觉,由此可想唐代的成都山水迷人到了何种程度。“金窗夹绣户,朱箔悬银钩”则全然是宫廷气象了,无怪后来玄宗、僖宗要迁都到成都来。

李白是有名的诗仙、酒仙,而他对蜀中山水的评价也是用了一个“仙”字:“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仙境一般的蜀中山水的确是吸引天下才人入蜀的一条重要原因。

力士脱靴,贵妃研墨,清代17世纪时作

倘若要把唐代的成都人文、山水打个比喻,那么最形象贴切的莫过于薛涛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代表了蜀文化阴柔静婉的一面,她的美丽清雅和文彩卓越也就成了唐代成都的一个小影。通过她,各地的诗人纷纷与蜀中对话,他们是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等,都是鼎鼎有名的一流的大诗人。元稹《寄赠薛涛》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真是把成都的柔美说尽了。到了清代,伍生辉还把薛涛的“校书门巷”与杜甫的“工部草堂”相并列。无数诗人对成都的向往和憧憬,实际是他们对人生平和安宁一面的追求和发现。

玄宗幸蜀和僖宗幸蜀

唐代的成都是诗人的乐土,同时,它又是帝王避难的福地。

唐·李思训(一说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天宝十五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 汉之兵十余万以诛杨国忠为名,举兵反叛。官兵守潼关不住,继而河东、华阳、上洛等郡皆“委城而走”。玄宗觉是在长安恐怕难以继续安身,便急招近臣商议避难计划。据《蜀鉴》说,首倡幸蜀之策的就是那个安禄山口口声声要“诛”的杨国忠。安禄山的气势汹汹使这个胆小的奸相很容易地想到了他的避难之地——成都。当然,成都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避难处所,光是秦岭就可作为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而从杨国忠自身考虑,入蜀也能使他最大限度地摆脱安禄山对他的威胁。

玄宗同意了杨国忠的建议。在玄宗眼里,成都也的确有几分宫廷气象。因为隋文帝时,文帝的四子杨秀曾领益州刺史、总管和西南道行台尚书令的头街出镇成都。杨秀在成都期间,“更治成都之宫”,而且“车马被服,擬于天子”。文帝认为他有建立小朝廷的嫌疑,因此将他废为庶人,囚禁宫中。可见当时的成都确实拥有建立朝政的客观条件。

再一点,由于唐初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成都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城市的繁荣,成都的经济实力已经排在了全国第二的位置,仅仅次于扬州。玄宗把成都作为迁都之址,也有了十分充足的物质保障。于是白居易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兴平市马嵬镇杨贵妃墓

天宝十五载庚辰,玄宗车驾抵达蜀郡成都。“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杨国忠没能实现他逃命的南柯美梦,他在马嵬的时候就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诛”掉了。玄宗幸蜀驻跸成都之后,为了提高成都的声誉和地位,忙将蜀郡改为成都府,又号南京。成都就这样成为了唐王朝的第二个首都。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里形象描绘了成都的宫廷气象:“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户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

玄宗在成都待过一年多,郭子仪收复了长安,肃宗便派遣中使啖廷瑶入蜀迎接玄宗还朝。

无独有偶,玄宗幸蜀之后又有僖宗幸蜀。这回不是安禄山反叛,而是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了。奇怪的是,僖宗对他的幸蜀似乎早有准备。八百七十六年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曾上表僖宗,要求扩大成都的城市规模。僖宗很是高兴,当即应允,于是成都的“罗城”很快就修筑起来。僖宗对此非常重视,他曾命翰林王徽专门作过一篇《创筑罗城记》。罗城当时规模“周二十五里,高广各二丈六尺”“覆瓦烟青、甃砖苔碧”。因此黄巢义军一旦攻破潼关,僖宗便沿着他祖辈的足迹轻车熟路到了成都。僖宗在成都呆的时间比玄宗长,一共呆了三年。

唐玄宗还朝图

成都的魅力就是这般奇妙。它不仅能够给与那些文人墨客以无尽的遐思和憧憬;而且还能为一个王朝、一个时代带来新的转机。它的气派安祥而大度,它能够接纳,同时也能赋予。

历史从唐代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面的情景再一次得到重演:随着日寇的铁蹄对中华的蹂躏和践蹋,无数的文人以及民国的政府、大学、图书馆等均迁入蜀中。成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你的默默奉献和无尽滋养如长江大海,总是在危难中体现出你的宽厚和慈爱。

你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你有比摇篮更加温馨的氛围,有比摇篮更加博大无私的胸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