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荪，原名张煦，189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9月1日生于四川省蓬安县金溪镇一个经济富裕的家庭，1983年9月1日在成都去世。按生前遗嘱，其骨灰送回蓬安安葬在他的出生地金溪镇俞家坝村。张怡荪生前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藏汉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

 1958年，《藏汉大辞典》编写组合影（前左三张怡荪）

 张怡荪幼时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他的祖父旧学基础好，十分重视孙辈学习，每日除讲堂由老师授课外，晚上还亲自讲解一篇文章。张怡荪启蒙时，年纪很小，晚上读书常由姐姐帮助点灯。稍长即进入县城、省城读书。

 1915年（民国4年），张怡荪于四川省高等学堂毕业后，渴求到北京深造，但父亲惜财，不愿继续供给学费，经人介绍，到保宁联合中学校当英文教员。靠着自己积蓄的钱，1917年的一天，趁天没亮，背着父亲悄悄给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头，离开家庭，只身到北京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

 在大学读书时，张怡荪就发表了《公孙龙子序》等文章。

 1921年到1935年，张怡荪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楚辞》《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由于他中国文学功底深厚，思维活跃，又富有幽默感，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著名诗人臧克家青年时听过他的课，称赞他《楚辞》讲得好。

 张怡荪在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典籍方面很早就显露了才华。语言文学方面，著有专著《〈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

 后来，张怡荪放弃了对中国文学和典籍的继续深入研究，把重心转到研究西藏文化上。1928年，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就在陈寅恪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以后又阅读过不少藏学著作。他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工具书，当时仅有一本薄薄的《藏英字典》，和两本词条不多的《藏英辞典》，亦均是外国学者所编。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藏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首先应该研究它。

 他决心要改变藏学研究的现状，于是一方面拜喇嘛为师，学习藏文；一方面收集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根据研究藏学方面的需要，又和一些佛学研究团体的成员一道，共同研究佛教哲学。在实践中，他感到要打开藏学研究的局面，“要揭开藏族文化的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即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以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

那时他已三十多岁，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赞成，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他已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又来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更有人讥讽他，说他是“丢了现成的铁不打而去挖矿。”

 他认为中国的事就是要由中国人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还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后来日寇的侵略越逼越紧，国内的大学不愿做这个难见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愿去教会大学按外国文化侵略的口味办事。1935年后，他从青岛返北京，在园恩寺用自己的积蓄租了房屋，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了《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当时“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最初为这部辞典寻找藏文条目”“就曾托人两上五台山，借阅藏文本的《集论》……为收集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多方面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得竭锱铢而求之。”

 1937年秋，“月惨芦沟，风哀南苑，机群震空，炮声撼地”之时，他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由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只好“潜移南行，入沪求印。”但到达上海，能铸藏字之南市已经沦陷，“迫去香港”，方得以印刷。这两本书的序言都写于旅途中，其中《藏汉语对勘》序言，还写在1938年1月15日长沙二次空袭警报刚解除之后。

 继后，张怡荪回到成都，放弃去大学任教，扔下即将成书的其他著作，在成都正式挂出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1938年8月，他刊印了编著的《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语汇》。1939年，编成《汉藏译名大辞汇》。他还专门请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

 1941年，藏汉词条注释基本完成后，国民政府想让西陲文化院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为他们培养所谓的“边务人员”。由于张怡荪进行了抵制，他们一方面让四川省教育厅停发补助费，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叫送预算，软硬兼施。张为避免麻烦，也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远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在康定，他遭到“调统"特务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在编写志稿的同时，继续从《杂集论》《瑜珈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短语，不停辞书的编纂工作。1945年，他既完成了志稿编写任务，还编写了国内第一本《西康省分县地图集》，也完成了分装十大册的《大辞典资料本》。这是建国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丰富的一个稿本。

1948年，张怡荪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义务性地开设藏语和藏学课程，千方百计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他鼓励学生说：“研究西藏吧，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他曾采用各种方式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大辞典》编写人员中的金鹏、王沂暖等著名人士，都是他培养的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张怡荪出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长，继续主编《大辞典》。1958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成立后，《大辞典》编纂组划归分院领导，他调分院工作。在分院党委支持下，张怡荪率领《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深入群众，采集口语资料。当时张怡荪已65岁，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龄大，体力不支，难以适应高寒地区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怡荪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的夙愿。此次受分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几经磋商，拗不过他的执着，这位领导同意他去了。

 在西藏，各方面给《大辞典》编纂组的人员提供了有利条件，藏族著名诗人江金·索朗杰布和著名老学者洛桑图旺、洛桑多吉热情赞助，积极参加工作。张怡荪十分兴奋，在与编纂组副主编祝维翰商量后，决定改弦易辙，打破原稿规模，扩大收词范围，走综合双解的道路。由于工程浩大，他在拉萨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拉萨气候恶劣，饮食不便，他并不在意。1959年12月22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朝捧稀糜晚酪浆，强因文字付平章，千山寒雪侵虚室，一片晴云走大荒。楼阁罗香擎易举，日星悬照傍偏长，史仓不见通弥（西藏苍颉）去，觅取邗沟愧对忙。”工作中，他仔细审阅每一个词条，一丝不苟。他常说：“辞典就是老师”，编纂者“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1963年，《大辞典》编纂组划归四川省民委领导，他随之调入四川民族研究所。1964年《大辞典》初稿终于编成，张怡荪和祝维翰两人亲自送中央领导和同行专家审查，各有关方面给了充分肯定。国家民委在《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中对大辞典评价指出，《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水平，有出版价值。当即拨款5万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试用本。

 “文化大革命”中，《大辞典》变成了“大毒草”受到批判，张怡荪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但他没有动摇，多次写信给有关单位和领导。1977年，张怡荪给邓小平、方毅写信，提出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小平、方毅和乌兰夫亲自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根据批示召开了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正式下达了文件。乌兰夫在接见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时说：感谢张怡荪先生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的萨空了、许力以，在成都召开的座谈会上，也向张怡荪表示感谢和祝贺。

 《大辞典》编纂工作恢复后，急需专家，但长期与他合作的副主编祝维翰因“文革”被安上的莫须有罪名，仍在农村劳动。经多方联系方借到成都工作，可是因问题没落实，一家生活十分困难，张怡荪不仅给房居住，而且用自己的工资每月给祝补助20元。

 1978年，编纂工作上马，张怡荪亲自抓编务。1979年，《大辞典》终于出版征求意见稿。1981年，张怡荪把自己珍藏的两部《甘珠尔》和一部《丹珠尔》、几百包藏文书籍捐给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并要家属在他去世后把他积累的藏文书籍全部捐赠四川民族研究所，供后继者使用，希望后继者全面打开西藏文化的宝库。这年，他在接见记者时风趣地说：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是指自己年龄已经88岁，佳人是指自己锲而不舍，始终做这项工作。”他在回顾了《大辞典》五十年的编纂历史时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自己为实现沟通汉藏文化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也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

 1985年，《大辞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它是我国第一部供阅读藏文典籍、研究藏学课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大型综合工具书。全书收词53000余条，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这部辞书无论就藏族文化的开拓面，收集系统和编写内容的深度，以至体例的建立等方面，较之国内外同类辞书，均有较大提高，“对藏语文化的发展和藏汉文化的交流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7年，《大辞典》参加了香港举办的国际书展。  

张怡荪为《大辞典》奔波一生，探索一生。隆莲将他比作集《尔雅》学大成的大学者郭璞，称他编纂的《大辞典》是“鸿篇高映雪山曛”。在四川省民委举行的追悼会上，“张怡荪治丧委员会”指出：他是“一位勤勤恳恳的爱国学者，解放前不满国民党统治，不受国民党利诱，不为势屈”“他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他的逝世是“民族文化工作的一个损失”，对张怡荪作了确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