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唯一的降落伞厂

——乐山保险伞制造所

张在军

乐山保险伞制造所,一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军工企业,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飞行员用的降落伞,全部或大部分由它提供,对中国空军英勇作战提供了安全保障。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降落伞厂。

抗战时期的乐山城(图片来源:乐山新闻网)

乐山保险伞制造所的前生,是杭州保险伞研究制造所(也叫杭州保险伞厂)。

20世纪30年初,随着我国航空军事工业的发展,飞行员的安全问题也渐渐提上日程,于是国民政府开始研究并组织对航空保险伞的研制。1933年8月,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先批款2000元,交由第四处(技术处)第十二科(器材科)科长朱霖(由技术处处长钱昌祚推荐)办理。朱霖接受任务后,大胆革新,拟定仿制式样,率领三、四名技工,利用浙江盛产的麻和丝绸,反复研制。1934年1月,终于制造出中国第一具保险伞。

当时朱霖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上等白丝绸,还有丝绳、棉纱线带和一些帆布等。这些材料都是国产货,只有一些钢铝铜等金属材料及少量入水不湿不沉的木棉是进口货。金属零件在杭州一家铁工厂里定造,丝绳和线带在织带厂里生产,而降落伞的主要材料白丝绸则由上海某厂生产。为保障质量,在浙江大学材料试验室试验了各种材料零件的强度。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制作保险伞的专业人才,只请了两位专做西装的裁缝师傅作为专职工人。1934年1月,试制完成了3具降落伞,每个降落伞的成本不到1000元,只有当时外国货价钱的1/4到1/3。

为测定国产新伞的性能,解除飞机驾驶员对本国产品的轻视和疑虑,朱霖特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机场做空中放伞试验。试验结果是中国伞降落速度慢,稳定而不摇摆,比同时放下的美国同类伞还要好。1940年,有关方面又将中国伞送到伦敦,给英国空军去试验,结果也证明中国伞的性能是极其优良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飞行员在遭遇飞行事故或其他紧急情况需要跳伞时的安全着陆。

降落伞试制成功并取得飞机驾驶人员的初步信任后,1934年10月正式成立了保险伞研究制造所,地址设在杭州梅东高桥。选址杭州,是因为杭州具备较好的航空设施基础,当时的航空署也在杭州。该所隶属航空署第四处,规定编制设主任、技师、所员各1人,分别担任事务及技术工作。许鸿儒为主任,刘树桢为技师,并核定每月经常费234元,制伞费5500元。该所在上海定织丝绸,增加制伞工人,每月能造伞12个。该所是我国近代诸多航空制造厂中为数不多的一所航空辅助设备厂所。

1934年夏,航空署从杭州搬往南昌,不久又扩大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但是保险伞研究制造所,因为合作的铁工厂、织带厂等都不能走,负责制造所工作的十二科朱家仁和十一科(机械科)刘树桢也不愿去南昌,所以仍暂留在杭州。

1935年,制造所的制伞能力增加到每月35个。从1936年到1937年,生产能力又增加到每月100个。生产成本也随着产量增大而减少,减少到只有外国伞价的1/10。这时,对降落伞的设计和制造已有不少改进,如拉环、销针等都有改进,棉线带也改为丝带。

除了制造坐式伞、背式伞、胸式伞,还造了高射炮射击用的靶伞、飞机座舱里的安全带和驾驶人员用飞行衣幅等。根据产品说明书,中国伞的主要性能:全重10公斤,引导伞直径约1米,全长11.8米,主伞直径7.6米。主伞分为24幅或16幅2种:24幅时,系伞绳拉力150公斤;16幅时,系伞绳拉力200公斤;丝绸拉力1100公斤/米;套带拉力1600公斤以上;试验重量100公斤时,降落伞速度5.6米/秒;试验重量31公斤时,降落速度3.32米/秒;开伞的最低高度60米,但最好在200米～300米以上。

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中国技术人员对保险伞的生产工艺和降落伞的结构设计作了改良,提高了降落伞的实用性、可靠性及安全性。所生产的降落伞,按照不同的使用方式,可分为坐式、背式、胸式及高射炮射击专用的靶伞。

杭州保险伞研究制造所在努力破除盲目迷信外国货和自卑的恶习,提倡使用国货的爱国精神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树立国货信誉、加强使用者的信心,他们做了公开的对比表演试验,还请跳伞者拍照,填写调查表和发表意见等来开展宣传。通过这些系列活动,中国降落伞逐渐被国内外各方面所信任、采用。它是中国民族军工产业的一个成功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制造所任务日紧,每月生产出坐、背二式降落伞100具并赶制胸伞200具备用,增加制伞费、战务经费每月各1.53万元。由于战火临近,制造所先搬出杭州城到郊区。1937年9月3日,从杭州迁往武昌;11月又搬到长沙府后街,短期内即行复工,每月生产能力可达100具。在设计和制造上又有不少改进。产品种类除座式伞、背式伞、胸式伞外,还有高射炮射击用靶伞、飞机座舱安全带和飞行衣帽等。1938年6月,制造所存储了大量材料,集中周转资金,准备长期抗战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机频繁深入中国大陆腹地,对人口稠密的城市狂轰滥炸。长沙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地区,从1937年11月开始,长沙频频遭受空袭。1938年8月,保险伞研究制造所再次从湖南迁到四川,选址乐山县护国寺内(今乐山五中)。当时护国寺已无和尚,房屋空置,经地方政府同意,提供给保险伞制造所。此时,该所负责人叫张星煜。

张星煜(1904—1958),字炳奎,四川省夹江县甘霖乡文沟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生于当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张淮清为清廷“废科举,设学堂”后,夹江县甘江镇模范学堂的第一任校长。张星煜早年就读于甘江模范学堂后升入成都华西协和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机电系本科。在浙大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他有感于国家积弱,军事落后,学习两年后,怀报国之志,毅然离开浙大,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飞行专业。后因高血压症又改学航空机械制造。两年后毕业,出任当时设在江西南昌的航空委员会飞机厂翼身股股长。约半年即被派往意大利米兰航空学校学习飞机制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张星煜奉召回国,行前曾与一批中国留意学生,受到当时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接见,并接受墨氏所赠衣服、皮鞋、手表、钢笔以及像章等物。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暂时迁至武汉办公。张星煜回国便径到武汉,投入抗日民族战争的洪流。在武汉,他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又根据他所学的专业任重庆真武山飞机修理所总技师。不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空军亦选定以四川为基地,全部后移。首在四川境内广建机场、兴办学校、设立工厂,一面抗战,一面建军,迁航空委员会于成都东门外沙河铺,迁空军机械学校于成都南门外武侯祠。1938年,张星煜被任命为空军机校总教官和生产部主任,并兼保险伞制造训练班班主任等职。训练班的学生毕业后,即由张星煜带至由他负责的乐山保险伞制造所(通称乐山保险伞厂)。该所编制上隶属于航空委员会,业务上则由国民党空军第三路司令部领导。

乐山保险伞制造所由制伞部和织绸部两大部分组成。制伞部下设铁工所、剪样房、缝纫房,主任姓刘,外号“刘三老板”。剪样房和缝纫房都在护国寺正殿。铁工所则在护国寺左偏殿,负责制造降落伞上用的锁和扣子,所长姓许,另有一名刘姓技师负责技术。剪样房和缝纫房则设于护国寺正殿里。1941年,国民政府军队有一飞行员跳伞,因降落伞上的锁失灵没有张开而摔死,许所长和刘技师均被解职,由张星煜兼任所长,中央技专讲师严宝仁继任技师。后来又招进江苏省立蚕专毕业的蒋杰,专门负责产品的检验工作。

织绸部在护国寺后殿,下设织绸科和准备科。准备科包括缫丝和返丝,地址在兑阳湾(今乐山市丝绸公司)。织绸科包括织绸和织宽带、织窄带。织绸和织宽带的地点在三圣桥璤珉宫(原张公桥客运站),织窄带的地址在里仁街。织出的绸子则由乐山新兴染厂漂炼。织绸部其实是由上海迁到乐山来的普益经纬公司所承包,公司经理王士强,厂长张树人。1943年底,冯玉祥将军到乐山开展抗战献金活动时,为王经理作诗一首:“老板王士强,爱国有思想。很能办实业,开个大绸厂。绸作降落伞,丝也上战场。一献十万金,爱国齐夸奖。实业界人多,人人当自强。效法王先生,定能胜东洋。”

按相关规定,凡制伞部工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厂内设有国民党区分部,每5个国民党员建立一个党小组。织绸部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则很少,主要原因是普益公司的历史关系所致。因为是军工企业,制造所实行军事化管理,制伞部的所有职工都有国民革命军军衔。张星煜常着国民党空军上校戎装,腰间佩带左轮手枪。当时乐山驻军有常在公共场所惹事生非的如遇上张,他便不客气地当面训斥;情节恶劣的,便摘下他们的“胸章”,然后亲自交给他们的长官,同时笑称:“恕我代您警告贵部下,今后应严饬他们不得再滋扰社会……”

整个制造所有职工200余人,最多时接近300名,其中女职工50多人。这些职工,将近一半来自上海、江浙一带,约120人,也有少部分湖南人,其余的则以乐山和夹江的居多。乐山籍世界著名半导体科学家张瑞夫,少年时代就在普益公司准备科打过零工。外省职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居多,但他们的技术却相当熟练,都是随厂迁来乐山的。其中有少数人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的还曾参加过救国会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倾向进步。制伞部职工比较团结,没有司空见惯的派性之争;织绸部则不然,里面分了汤溪、东阳两帮,又因两帮职工相爱、通婚,破坏帮规而常闹纠纷。后在地下党组织的调解下,消除了两帮的隔阂,彼此握手言欢。

制造所工人通常每天工作10小时,如果加班则达12小时,甚至更长。制伞部实行月薪制,据原中共乐山中心县委书记廖寒非于1941年底写的《嘉犍区工运报告》,1940年制伞部工人每月最高40元,最低25元,每3个月加发2元,大概是一种奖励。织绸部是典工制,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技术熟练者每月可挣40多元,一般的不超过35元。准备科工人每月工资最高21元,平均只有16元。平心而论,他的收入在当时乐山来说,比其他企业的工人高很多,而且福利也比较好。全厂职工的食宿由厂方免费供给。职工的医疗费由厂方全额支付,患病期间工资照发。外省职工家属住房,亦由厂方提供。比如铁工所的数十名工人,都住在嘉乐门外太和元旅馆楼上。每到周日,他们双双对对出入乌尤寺、大佛寺,不时下下馆子、搓搓麻将。1940年春正式成立职工俱乐部后,大家还可以读书看报、学习文化知识。所以说,保险伞制造所职工生活还是比较舒适安定的。

后来,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职工的生活水平才有所下降,并引发两次罢工斗争。第一次是1940年3月,第二次是同年10月。这两起罢工事件的胜利,与中共地下党人的参与是分不开的。普益公司迁川以前在长沙就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迁来乐山后关系一度中断。1939年,他们经《新华日报》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共南方局在审查考核后通知乐山中心县委才接上关系,并发展了组织,党员由3人增至8人。因制造所是一个国防军工企业,不便公开做救亡运动,参加救亡工作,当然上级党组织亦不允许他们崭露头角,他们只运用不定型的、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至于国民党、三青团在工人中的活动,除在制伞部有了整个的组织外,织绸部只有2名工人参加三青团,形不成气候。

1946年的保险伞员工“工资表”(图片来源: 乐山新闻网)

抗日战争胜利后,保险伞厂于1947年8月由张星煜带领迁回杭州刀茅巷,1948年再迁至台湾台东县。从建所到1948年,包括制造新伞和修理旧伞,总共完成各种型号降落伞1.9万多个,且将过剩的数千具保险伞和投物伞售予英美空军,博得国际上的称赞。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在军

供稿:乐山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