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东方的

“莎士比亚”——曹禺

(下)

胡平原

从南京到重庆江安的戏剧创作

从1937年秋至1940年夏,剧专先后迁徙长沙、重庆、江安。在万家宝主持教务下,从第一届到第四届的师生们结合抗战自行编导、演出了《全民总动员》《雷雨》《日出》《凤凰城》《岳飞》《蜕变》《正在想》《镀金》等39部大型话剧和独幕剧、街头剧。这些戏剧既提高了师生们的艺术演出水平,加深了师生关系,又起到了唤醒民众、动员民众起来全民抗战的积极作用。曹禺带着这些抗日作品,走进伟大的抗战烽火时代,换句话说,抗战使曹禺的戏剧创作走向鼎盛时期。

1938年,象征着戏剧界大团结的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当时的压轴戏《全民总动员》就是由曹禺和宋之的共同创作的。曹禺还是导演团成员,并且扮演一个富商候凤元。此剧演出明星如云:赵丹、张瑞芳、魏鹤龄、顾而已、白杨、舒绣文等,轰动全国,亮相重庆,场场爆满。

完全展现曹禺抗战热忱的是他抱病创作的《蜕变》。正当他写作时,胃病复发,虚汗直冒,疼痛难忍。于是,他一手按住胃部,一手继续写作。他一边写着,张骏祥一边领着学生排演着,人们看着曹禺的病痛,他的学生季紫钊专为他制作了一个可以倚在躺椅上写作的“写字台”。为了不耽误演出,他索性把季紫钊请来,与自己同住。他一边说,季紫钊一边记录整理,一边刻写油印,终于完成了创作。该剧在重庆许多区县演出后,深受人们喜爱,甚至还轰动上海“孤岛”,之后被洪深列为抗战时期十大名剧之一。

1938年《中央日报》发布《全民总动员》公演消息

促使曹禺作品取得成功的周恩来和巴金

曹禺的抗战作品创作成就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民的良知作家巴金,另一个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书记周恩来。

曹禺与巴金是文学上的挚友。曹禺对于巴金《家》的改编,是曹禺和巴金友谊的纪念碑。在曹禺一生中,他最爱戴、最尊重的朋友就是巴金。因为他的第一部剧作,就是巴金发现并亲自编辑发表出来的。之后他的每一部剧作,完全可以说都经过了巴金之手,然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部部出版发表。1940年冬,巴金想念文友,特地从千里迢迢的上海来到四川江安看望曹禺。他们友谊深厚,相聚六天。每天夜里对着清油灯畅谈中国文学,从《雷雨》谈到《蜕变》,从《家》谈到《春》《秋》……情意绵绵,有时谈到通宵达旦。巴金还特地将吴天改编的《家》带来给曹禺看,曹禺看后决定亲自改编《家》,这自然让巴金感到最为欣慰。他们的友谊建立在文学之上,曹禺对于巴金的友谊是最为忠诚、最纯洁的。

在巴金离开江安到重庆后,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日子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改编《家》。为避免干扰,他藏在唐家砣停泊的一艘客轮上,开始了《家》的创作。这大概是曹禺又一段浪漫的日子,此时,他已经和方瑞结合。《北京人》中的愫方已经有着方瑞的影子,而《家》中的瑞珏,虽不能说是方瑞的化身,但显然有着方瑞的印记。而且由于他和“所爱的朋友”方瑞的结合,以及同郑秀难以弥合的感情,使他把《家》的改编的侧重点都放在觉新、瑞珏以及梅表姐的爱情和婚姻上。他一再向巴金表白,他没有忠实原著,但是巴金十分赞同曹禺改编的《家》。这部戏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纯真的爱情,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也像莎翁一样把一部悲剧写得如此具有乐观的情调。那开篇觉新和瑞珏得失的对话,堪称爱情的小夜曲。

曹禺和巴金在一起

曹禺成功地将巴金的小说《家》改为戏剧,剧作《家》还比原作更为突出地描写了反面人物冯乐山的形象,他不只是杀害鸣凤、婉儿的刽子手,也不只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是作为旧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出场的。剧本加强了他与觉慧的冲突,并且赋予这种冲突以更为明显的社会意义,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更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社会。

抗战相持阶段,曹禺来到远离重庆的江安,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没有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曹禺潜心创作。据百岁老人讲,平时的曹禺常常坐在茶馆里,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如醉如痴,完全痴迷于文学创作之中。有一次他紧跟着一个他要细心观察的人物——有人说就是江泰的原型,他竟然把这个人吓了一跳。

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对曹禺作品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譬如,曹禺创作的《北京人》,周恩来阅读《北京人》的一段描述后就对曹禺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家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您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这一段是否要修改?周恩来副主席尊重曹禺的意见,让曹禺自己考虑。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剧场演出,青年演员耿震、沈杨等担任主演,他们竭尽全力演好该剧。周恩来不惧抗建堂200多梯石阶高坡,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北京人》的演出。他看到了《北京人》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讨论后,让他们在1942年2月6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家,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在重庆演出时,周恩来又一次到抗建堂认真观看。观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畅谈,赞扬他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又是一部文学力作。同时,周恩来副主席对《北京人》中发出关于原始人类的憧憬,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发表了意见。作为党的统一战线领导者的周恩来副主席,对剧作家曹禺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指导。之后,他亲自布置《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评论,随即评论家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出较为公正评论的好文章。

曹禺杰作《北京人》剧照

在重庆期间,曹禺的文学创作一直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和指导。周恩来不但作为学长关怀着他,而且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曹禺经常说,在艰苦的岁月,周恩来将一件延安制造的毛毯送给他,这不仅使它抵御风寒,而且更温暖着曹禺的整个身心,使他终生难忘。

从戏剧演出看曹禺的戏剧

艺术特色和成就

1.戏剧艺术特色。

(1)戏剧结构特点。矛盾冲突是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早期戏剧的结构设置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展开,冲突多变而且因剧而宜。在多变戏剧冲突下,曹禺早期剧作是有共同的精神内质的,即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如《原野》中描绘的原始的美,仇虎在原始森林中奔跑,“大地轻轻地呼吸着,巨树还那么严肃,险恶地伫立当中。”但是,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在曹禺后期剧作中退却消失,戏剧冲突也随之匮乏。而其剧作的整体结构模式则是由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的新世界构成。

(2)戏剧语言特点。曹禺的戏剧语言极具特色,从而使得他在处理戏剧冲突当中,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表面的争执、外部的冲突都包蕴着剧中人的内心交战。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

语言个性鲜明的性格化是优秀戏剧的独具特色,同时也是曹禺戏剧的一大特点。曹禺笔下的人物个性化语言,非常突出。如《日出》中李石清的语言,《日出》中几乎没有拗口的台词,做到了 通俗易懂,精练深刻。曹禺作品语言完全是抒情、诗意的。曹禺在创作中运用了一些诗的语言技法如比喻、象征、含蓄等的综合运用,使他的戏剧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在剧本中,曹禺喜欢对他所描绘的人物进行外貌、性格和身世的具体描述,对人物生活的场景作祥细的说明和描绘。这种语言如同叙事诗一般,具有浓厚的抒情性。那象诗一样的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意蕴深厚,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曹禺编剧的《日出》剧照

2.主要艺术成就。

(1)《雷雨》和《日出》是曹禺先生最早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艺术已经成熟。在曹禺创作的这两部作品中,戏剧的矛盾冲突尖锐复杂,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典型意义;戏剧语言个性化,具有动作性和抒情性。剧作的这些特点,是话剧创作成熟的标志。从这一点上来看,曹禺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是曹禺的剧作首先达到了以上这些特点,从此之后,戏剧创作具备了现代成熟剧作的水平。

(2)曹禺的剧本创作不仅仅是供人们阅读的,而是具备非常明显的舞台效果,是可以被很好地演绎成为舞台艺术的,可以说是曹禺的作品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转变。曹禺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在舞台之上久演不衰,观众百看不厌。

(3)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等都是比较复杂的大型舞台剧,可以说是曹禺开创了大型多幕戏剧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大型多幕戏剧的发展。曹禺原来剧作大多为独幕剧和中型戏剧,后来《雷雨》等剧作,都变成了大型戏剧,演出时间2—3个小时,剧情较为复杂,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广泛。《雷雨》《日出》演出后,现代大型戏剧创作逐渐多起来了。

抗战时期,曹禺的戏剧教学和戏剧创作,不仅受到戏剧界艺术家的肯定,而且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和世界各国观众的青睐。为此,他的戏剧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以影视、京剧、歌剧、花鼓戏、音乐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在美国、苏联、日本、越南、朝鲜、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等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演出。因此,曹禺先生在中国文坛被堪称为“戏剧泰斗”,为中国抗战戏剧文化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参考资料:《四川文史》46辑)

(全文完)

作者简介

胡平原,笔名:黄慧清、胡新,1957年10月11日生,大学学历,汉语语言文学专业,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前为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红旗小学教师。1978年起,在《炎黄春秋》 《人民政协报》《中华文学》《中华魂》 《纵横》《作家文摘》《西南作家》《文史》《四川政协文史》《军事史林》《文史春秋》《档案记忆》《江淮文史》《收藏界》等报刊发表作品1000多篇。现为中国网络诗歌协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政协、民盟特约文史研究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