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良智《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1日 13版)

“屈平辞赋悬日月”——李白的赞颂其实出自汉初淮南王刘安对屈原的评价。这是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刘安奉诏作《离骚传》,称《离骚》所述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出现的第一个历史记录,也是因为汉武帝的赏识:“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史记》这段记载不如《汉书·朱买臣传》交代得清楚:“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朱买臣言说了《春秋》《楚辞》,汉武帝就拜他作了中大夫。正是汉王朝帝王的推崇,开启了楚辞经典化的历史进程,而楚辞的成书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标志。

淮南定本的楚人之辞

同历史上早期的典籍一样,楚辞也有一个成书前的单篇别行民间口头流传阶段,看《怀沙》一篇,《史记》所载与《楚辞章句》异文多达40余处可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就对其流传生成方式提出了思考:“到底有没有证据向我们证明《怀沙》最初是‘书面’创作的?有一个可能是《怀沙》最初只是口头创作,在口头流传。”(《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所以王逸说屈原所作“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王逸《楚辞章句》叙)。这在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汉简中有了实证。战国末年楚考烈王曾迁都于钜阳(《史记·六国年表》),就在今阜阳太和县附近。阜阳汉简1号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二年(前165年)。阜简出土了两片楚辞残句:“寅吾以降”,乃《离骚》“惟庚寅吾以降”中四字,一片“不进旑奄回水”,乃《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中六字(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一期)。因为考烈王的迁徙,楚人以相教传的屈原的诗篇自然也随之流传,汝阴侯墓中所藏楚辞竹简,可以证明它是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楚辞》今本《怀沙》“船容与而不进兮”中的“兮”字,在阜简中作“旑”,与今出土的楚简“兮”多写作“旖”字为同一字,应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楚辞》的最早成书,《汉书·地理志》记载很明白:“昔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寿春也是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迁都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屈原的诗歌流传。今又得阜阳汉简《楚辞》,则刘安招宾客著书,“世传《楚辞》”,可确证章太炎先生所言:“《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訄书·官统中》)就是因为了汉武帝的诏令,刘安才有了搜集、整理、纂辑楚辞的行动。从今本《淮南子》中,我们看到《谬称》等14篇中就有与《离骚》《天问》《九章》《招隐士》等10余篇中相同或相似的诗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刘安“招宾客著书”《楚辞》的内容。根据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研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目录所载《释文》保留了《楚辞》旧本的篇目次序,刘安所编《楚辞》,包括《释文》编次第一到第十的篇目,皆为楚人之辞,由屈原、宋玉的作品组成。其中第九《招隐士》,作者为淮南小山,但萧统《昭明文选》题为刘安。如是,则为古书旧例,书末附上编纂者自己的作品。而《招魂》一篇,不知作者,则为附录,这也成了后来刘向、王逸《楚辞》的编纂体例。

骚体诗歌范式的接受与生成

刘向编纂的《楚辞》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叙:“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不仅包括了刘安纂集《楚辞》全部作品,还增添了汉代作家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东方朔《七谏》、刘向本人的《九叹》,另外,《惜誓》《大招》作者,王逸序有异说,《释文》列在第十四、十五,属于附录。这使得《楚辞》内涵、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楚人之辞,而是以楚辞的体式写作的诗集。汉代作家创作的骚体作品,都以屈原为中心人物,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重著”的言说方式。我们看或题为贾谊之《惜誓》:“惜余年老而日衰”,贾谊死时仅三十,何得言己“年老”?严忌《哀时命》:“灵皇其不寤知兮”,“孰知余之从容”?东方朔《七谏》“赴沅湘之澌”“怀沙砾以自沉”,刘向《九叹》:“云余肇祖于高阳兮”,“九年之中不吾反”。这些都可以看出叙写的是屈原,不是汉代作家自己的人生遭遇。他们的诗不仅用了第一人称,有的还用屈原的诗句或相似的诗句。宋玉《九辨》“去乡离家兮徕远客”,“愿一见兮道余意”。清人张云璈就说“篇中自属代屈之辞,文为宋文,语为屈语”(《选学胶言》)。这种第一人称的代言体,本就是屈原诗歌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离骚》《九章》第一人称叙写屈原人生行事,但《九歌》:“邅吾道兮洞庭”,“君思我兮不得闲”,“凌余阵兮躐余行”,《天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吾告堵敖以不长”,皆非诗人行事(参拙文《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以楚辞的诗歌生成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因而严忌等汉代作家作品收入《楚辞》之中,就在于他们在阅读屈原、宋玉的作品中,同愁共感,接受认同骚体诗歌的书写方式。在王逸建构的历史上第一个“楚辞”范式中,就包括了他们的创作:屈原诗歌“讽谏怀王”,宋玉“闵惜其师”“作《九辨》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明于此,就懂得了唐人皮日休《九讽》序不解王逸不录扬雄《广骚》、梁竦《悼骚》的原因了,因为它们并非属于屈原为中心人物,运用第一人叙述的代言方式的骚体。后来宋人重编楚辞不成,也因为他们试图纳入许多不合骚体范式的作品。所以,从书写体式上,可以更好理解王国维“楚之骚”为“一代之文学”的意义,《四库提要》则从图书分类的学术性质上说:“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其实汉代作家的骚体作品又何尝没有书写自己的时代遭遇与人生情怀呢?他们的“咸悲其文”,就是在屈原作品里,强烈地感受到了其中的现实人生的价值关联,而汉成帝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不过是为十六卷《楚辞》的生成创造了历史条件。

楚辞诗歌与楚辞之学

在刘向《楚辞》基础上,王逸撰成《楚辞章句》十六卷,虽然只增添了王逸《九思》一组作品,却代表了一个楚辞经典篇目的文本最终建构完成,共计十七卷。从前的相关著作,多集中解说《离骚》一篇,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楚辞章句》则对《楚辞》全部作品分篇作序,逐句训释、解说,考订作者及其创作背景,阐明主旨。其中“或曰”“或云”保留的前人旧注40余条,又告诉我们,它们可能是来自楚辞作品的“以相教传”“史官录第”“列于谱录”多样化的传播渠道。

因此楚辞的经典化就在《楚辞章句》这样文本的生成中展现出来。它收录了全部楚辞作品、作者的信息,在对骚体的诗歌范式的历史认同与接受中,构成了楚辞的经典文本,成为后世所有楚辞研究的作品文本依据。在全面系统的训释、解说、阐释、评论中,开掘作品的阐释空间和价值潜能,召唤了无限的屈原、楚辞诗学的论题与思索,展现出了楚辞一家之学的广阔空间(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不过,王逸作《楚辞章句》是上奏朝廷,章句之体采用的就是汉代经学的思想方法。他推崇屈原是“忠正为高”“伏节为贤”的人臣典范,屈原诗歌的定位是“依《诗》取兴”“以讽谏君”。这与汉武时代刘安《离骚传》的比附经义,刘向《楚辞》典校经书的传统一脉相承。可以看出,楚辞的经典化就是在汉王朝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而作品得到了系统的评论、阐释,楚辞的经典化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检验与认同。

(作者:熊良智,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