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浩《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11版)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接待了前来访问的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双方就中国能否跳出从“其兴也浡焉”向“其亡也忽焉”退化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开展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又重提了这一议题。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进而实现政权长期执政、社会长治久安?

开展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探讨,除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尤其要重视从中外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中汲取历史经验。实际上,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早就认识到了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盛衰规律。历代的为政者与知识分子,也都提出过一定的应对之策。要在新时代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不可不重视对古代思想文化宝库的挖掘。

2008年,清华大学抢救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竹简,学界称之为“清华简”。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清华简中已有多篇前所未见的政论文献被揭示出来。其中有关“历史周期律”的论述以及提出的对策,对比其他先秦文献,既存“守正”之道,又多有“创新”之处。

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商朝统治的周人,是最早对盛衰之变进行反思的群体。《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邑商的骤然覆亡,使得周人迫切地期望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来“永保周邦”。清华简中的《厚父》《封许之命》与《皇门》等篇,大体上可视作周初武成时期的作品,其中均有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大段描述。

按照我们的认识,《厚父》记载的是周武王与夏朝后裔厚父之间的问对。在这篇简文中,周武王首先回顾了夏朝先祖禹、启的功业,以及其他“夏之哲王”勤恤政事、恭天保民的成绩。之后话锋一转,武王随即提出了夏邦何以丧国之问。面对在位之君的尖锐提问,厚父也没有选择为先祖避讳,而是如实以答。在他看来,夏朝的后嗣之王之所以“竭失其命”,皆是由于“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遂导致“天乃弗赦”。而下民本就“共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也便不再愿意接受夏王的统治了。

周武王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人重蹈覆辙,又进一步追问应对之策。厚父以“民本”之论答之,具体来说,就是以“所役之司民”开启民智、保教民德。因为在厚父看来,“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心是统治的基础。而“若山厥高,若水厥深,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漆,乃是惟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用人民民主以及群众监督来对抗“历史周期律”,可谓周人提出的重要创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政治传统。

夏朝的教训虽然可资借鉴,但毕竟距离周人已十分遥远,他们最为看重、反复强调的其实还是眼前商朝的教训。周成王在分封许国的册命书《封许之命》中,就曾以如下等语与许国的国君吕丁共勉:

余既监于殷之不若,圂恸在忧,靡念非常。汝亦惟就章尔虑,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勿废朕命,经嗣世享。

正是由于“监于殷之不若”,周成王不得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并且要求属下也都彰显谋思、恭敬国事,如此才能“经嗣世享”。

周人对“历史周期律”最为详尽的阐释,要数周公担当摄政王时所作的《皇门》。在这篇对群臣的诫训中,周公不再区分夏、商,而是统称其为“二有国”,试着从长时段的历史中总结治乱兴衰的规律。

周公描述前代的“其兴也浡焉”为:

昔在二有国之哲王则丕恭于恤,乃惟大门宗子迩臣,懋扬嘉德,迄有宝,以助厥辟,勤恤王邦王家……王邦用宁,小民用格,能稼穑,咸祀天神,戎兵以能兴,军用多实。王用能奄有四邻,远土丕承,子孙用末被先王之耿光。

“其亡也忽焉”的表现则是:

至于厥后嗣立王,乃弗肯用先王之明刑,乃维汲汲胥驱胥教于非彝,以家相厥室,弗恤王邦王家……政用迷乱,狱用无成。小民用祷无用祀,天用弗保。媢夫先受殄罚,邦亦不宁。

仔细分析这两段文字就会发现,无论是“先哲王”之“兴”,还是“后嗣立王”之“衰”,都会涉及到统治者、官僚、小民三个阶层。而周公此论的根本逻辑,则在于“上行下效”:王能够“丕恭于恤”,则臣僚“懋扬嘉德”,小民随之勤于稼穑,最终“王邦用宁”;王如果“弗肯用先王之明刑”,则臣僚“弗恤王邦王家”,小民也会“用祷无用祀”,导致“邦亦不宁”。

不难看出,周公的这套论说着重强调了执政者的作为与修养对于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基于此论,他对自身以及群臣提出了公忠体国的明确要求,并严令“毋惟尔身之遂”,也就是“不要只顾你们自身的发达”,如此才能“毋作祖考羞哉”。周公对严厉惩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特别进行强调,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严肃政治纪律乃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虽然武王、周公等周初的先贤很好地总结了“历史周期律”及其应对之策,并且通过切实地身体力行以为后世表率。但是由于后嗣之人的荒废懈怠,西周王朝还是在所难免地走上了夏、商匆匆而亡的老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赫赫宗周的沦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各个诸侯国也纷纷对三代盛衰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逃脱灭国绝祀的命运。

清华简的《治政之道》与《治邦之道》是一组长篇的政论文献,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该篇尤其注重吸收三代盛衰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其中有一段说道:

昔三代之相取,周宗之治卑,尽自失秉。夫谚有言:“斩柯斩柯,其则远。”远监夏后、殷、周,迩监于齐、晋、宋、郑、鲁之君,是尽夫兴人之过者。苟其兴人不度,其废人必或不度,起事必或不时。

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远古”的夏、商、周三代,还是“近代”的齐、晋、宋、郑、鲁等国,左右兴盛衰败的关键性问题皆在于“兴人”(举用人才)的“度”与“不度”。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得失,将直接关乎国家事业发展的成败。

《赵简子》篇中晋国大夫成鱄回顾晋国的兴衰,特别提到晋国先君襄公尚俭,“冬不裘,夏不张笠,不食濡肉”,遂“辅相周室,兼霸诸侯”。到了晋平公则转而崇奢,“宫中三十里,驰马四百驷,侈其衣裳,饱其饮食”,乃“失霸诸侯”。如此对比,是为了阐明骄奢淫逸亦是造成国家“其亡也忽焉”的重要原因。若要长久保持“其兴也浡焉”的局面,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断然不可摒弃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古代典籍“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仔细品读清华简所承载的这些历史经验与施政措施,就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即便在当代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比如以民为本与群众监督的治政理念、廉洁执政与以身作则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与克勤克俭的社会风尚、选贤任能与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路径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华简中丰富的文化资源,虽然在前期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已经得到初步揭示,但其文化价值——尤其是对于治国理政的借鉴意义尚未充分发挥,急需联系社会实际切实开展相关文化资源的挖掘工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作者:程浩,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20&ZD3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