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荣《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 13版)

韩愈的文学成就为古今学者所公认,韩愈“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上宰相书》)“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及首倡“道统”,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功业,赢得了当时及后人的无限敬仰,而他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完成思想突破的事实,却似乎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韩愈三岁丧父,由长兄韩会和嫂子郑氏抚养成人。约在十二三岁时,兄长韩会又不幸去世。贞元十年(794),韩愈二十七岁,抚养他长大的嫂子郑氏去世。韩愈在《祭郑夫人文》中回顾了早年的不幸遭遇:“年方及纪,荐及凶屯。兄罹谗口,承命远迁。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夭阏百年”指韩会早卒,“孤幼”当指包括“十二郎”在内的韩会子女。作于贞元十九年(803)的《祭十二郎文》也说:“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其早年的孤苦,在此两文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韩愈在作于元和元年(806)的《祭十二兄文》中说:“维我皇祖,有孙八人。惟兄与我,后死孤存。奈何于今,又弃而先。”“十二兄”为韩愈叔父韩绅卿之子岌,文中提到的“皇祖”即韩愈祖父韩睿素,他有四子八孙。在韩岌去世后,其儿孙两代十二人中,只有三十九岁的韩愈还在世,而韩愈体弱早衰,其《与崔群书》曰:“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祭十二郎文》引上一年写给十二郎的信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此信和《与崔群书》皆作于韩愈三十五岁时。《祭十二郎文》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五箴序》也说:“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可见,长年孤苦的韩愈,在三十余岁的盛年,竟然有如此深重的性命之忧。

因家族成员多早逝,抚养遗孤的重任落在韩愈一人身上。十二郎去世时,其子十岁,韩愈子才五岁,这还不包括两人的女儿在内。因此韩愈感叹:“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他将“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作为余生的大事,但韩愈所抚养的不只是韩氏遗孤,还有朋友的遗孤。卞孝萱《韩愈评传》认为:“至元和元年,韩愈的兄弟行有名可考者五人皆亡,寡嫂、孤侄、孤侄女及侄孙、侄孙女可知者约十四五人,大部分随韩愈生活在一起,加上韩愈之妻、二男、五女及乳母等,有二十余人之多。‘交友’之孤子孤女,尚不计算在内。”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曰:“内外惸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庇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旧唐书·韩愈传》也说:“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这与韩愈“仆之家本穷空……家累仅三十口”(《与李翱书》)的自述基本一致。

又因韩愈仕途屡屡受挫,“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因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与崔立之书》曰:“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从贞元二年(786)入京,到贞元十七年(801)授四门博士的十六年里,尽管韩愈为了衣食两入幕府,但生活困顿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作于贞元十七年(801)的《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曰:“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任四门博士的次年,他再次提到:“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与崔群书》)贞元十九年(803)七月,韩愈改任监察御史,不久即被贬阳山令。在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他再次提到:“家贫不足以自活。”可见,韩愈“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的自陈,绝非虚语。大约要到元和十年(815)前后,韩愈四十八、九岁时,他的家境才彻底好转。

在长期的人生困境中,韩愈虽有过困惑,但以古圣贤为榜样、学圣人之道、胸怀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上贾滑州书》曰:“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他在作于二十六岁时的《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将他此后十年间所作诗文按先后择要排列,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韩愈思想发展的轨迹。“愈也,布衣之士也……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作于二十七岁)“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感二鸟赋》,作于二十八岁)从中可见韩愈的济世情怀与自信。发生在贞元十四年(798)的两件事,尤需注意。一是韩愈在汴州董晋幕府领进士府试时所撰试题《进士策问十三首》,其第四首以“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则既廓如也”开头,要求“学圣人之道”的诸生对此作出回答。二是张籍两次上书,鼓励韩愈“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上韩昌黎书》),韩愈虽有顾虑,以“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答张籍书》)回复,但明确提出:“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并表现出“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重答张籍书》)的高度自信。可见在三十一岁时,韩愈的道统思想已基本形成。在此之后,他有关“道”的阐述日渐增多。如“愈之为古文……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作于三十四岁)“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作于三十五岁)“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作于三十五岁)。

《五原》,特别是《原道》是韩愈思想突破的标志性作品。学者们多据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的《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的话,以为其中的“旧作”当包含《五原》在内,其写作时间当在本年之前。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认为“《原道》诸篇之作,应在贞元十五、六年间”,其说可从。贞元十六年(800),韩愈三十三岁,尚未正式在朝中任职,仍处于人生最困苦、无望甚至不免性命之忧的时期,而他的“道统”思想正形成于这一人生困境中。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韩愈则在“不得志”时,既要“独善其身”,又不放弃“兼善天下”,故终能“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不仅是对孟子思想的明显突破,也为传统士人精神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其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于此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作者:刘怀荣,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