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戈”与“成都”之由来

吕不韦戈，1987年9月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白水区，国家一级文物。戈内部两面的铭文，共23字。正面为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秦惠王时期。

吕不韦戈

公元前387年，开明王朝某一世蜀王在其领地北端的山谷中打猎，不期而遇他的敌手秦惠王。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竹箱金子，蜀王也回赠了一些珍宝器物。回到秦国，这些宝物变成了泥土，惠王非常气愤，群臣却向他道贺说：“这是上天赐给秦国的礼物啊，大王将得到蜀国的土地！”秦王转怒为喜。

他准备攻下蜀国，但是蜀地向来不与秦塞通人烟，一时竟找不到入蜀之路。不过他知道蜀人尚武，又崇拜大石，便令人制作了五头大石牛，每天早上在牛屁股后边放一块金子，对外宣称石牛会屙金屎，称作“牛便金”，并专门派上百人来供养这些石牛。蜀王听说后，兴奋极了，很想据为己有，便派使者到秦国。这正中秦国的下怀，惠王爽快地答应了蜀王请求。蜀王派五丁去迎接石牛，回到成都后，牛却不拉金子。蜀王大怒，又令五丁将石牛原路送还给秦国，并嘲笑秦人是“东方放牛娃”。

殊不知，五丁来回拖运石牛，已拖出了一条秦蜀通道，后称“石牛道”，又叫“金牛道”。秦王奸计得逞，暗自得意，对蜀人的嘲讽只是抱以浅浅一笑，说：“我们虽然是放牛的，但一定会得到蜀的土地。”

吕不韦戈

几十年后，蜀王愈来愈昏庸腐败，不啻如此，他还与紧邻的兄弟国家巴国失和开火。巴蜀攻战之时，正是他人得益之机，公元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便率大军从石牛道伐蜀：先从古南郑（汉中）经勉县西南烈金坝，旋即又入宁强东北的五丁峡（又称“金牛峡”），然后再经七盘关、龙门阁和明月峡的古栈道抵达葭萌。

刻于秦蜀古道交界处第一雄关七盘关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情急之下，分兵乏术。开明十二世只好亲自率部从成都赶到葭萌，以期挡退秦军，结果惨败。开明十二世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北），被秦军追上击毙。蜀王的相国、太傅以及太子等一干人马退至逢乡，在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市北白鹿乡）全军覆没。

秦军长驱直入，乘胜追击，经剑门关、柳池驿、武连驿、梓潼送险亭、五妇冢山（又称“五妇岭”）、石牛铺，一举夺下成都。同年冬十月，蜀地平定，司马错等顺势攻取了巴国，史称“秦并巴蜀”。此举不仅支持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也为西南广大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秦惠王画像

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国，又设置巴、蜀二郡，任命张若为第一代蜀郡郡守。为维持战果、稳定局面，秦国移民一万余户至蜀地。从此，蜀地结束了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时期，成都翻开了新的篇章。

秦惠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311年，张仪协助郡守张若，修建成都城。城周长12里，相当于今天的4.9418千米，城墙高7丈，相当于今天的17.1米，史称“秦大城”，为蜀侯、蜀相、蜀守的治所。但有资料显示，后来的汉代长安城、唐代西京宫城均高三丈五尺，东京宫城高不过四丈八尺，成都罗城砖墙仅高二丈六尺，相形之下，秦大城显然高得有点离谱了，史书记载的数据保不齐是错误的。

与秦大城同时修筑的还有郫城（位于今郫都区）、临邛城（位于今邛崃市）。三城在东西二百里间，大体成为“品”字形，有鼎足之势，可互为犄角，以镇慑成都西、南两面古蜀王数次建都所在地区，即今郫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邛崃市、都江堰市及成都市中兴场一带。蜀国虽已灭亡，又有秦民移入，但蜀人仍大量存在，拥有武力者依旧不少，所以筑三城屯兵加以镇慑，就显得势所必然、理所当然了。

张若在城内大肆修建官衙府舍，设立了管理盐、铁、市场的机构和主管官员，修整了居民区，规范了市井街坊，使成都的城市格局与秦国都城咸阳（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成都”这个城市名称是何时出现的呢？在《庄子》《吕氏春秋》等传世的战国文献之中，“成都”二字就已一再露面，但都是“成为都市”的意思，并不特指成都这个地方。

吕不韦戈

“成都”作为地名，则较早见于20世纪考古发掘的战国文献之中或战国文物之上。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内出土的竹简本《南郡守腾文书》中提及了两次“成都”，该文书作于公元前227年，说明在此之前，成都作为地名就已为众所知。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发现的战国晚期船棺葬一号墓内出土了一件铜矛，其上有“成都”二字铭文，我们在前面已有详细介绍，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年份。1987年，在广元市青川县白水区出土了一件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等铭文，因此被称为“吕不韦戈”。其准确年代为公元前238年，是目前“成都”作为地名最早的文字记录。

吕不韦戈

成都博物馆的简介称：吕不韦戈全长26.5厘米，内部两面都有铭文，一共23个字。跟“成都矛”一样，也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补充介绍一下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他是战国末期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公元前249年，被秦庄襄王任命为相国，即戈上称的“相邦”。其门下有食客3000人，僮仆上万。如百科全书一般的《吕氏春秋》就由他主编，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比吕不韦戈早了一年。换而言之，《吕氏春秋》成书的第二年，吕不韦监造了这把戈——秦国兼并巴蜀、驻军成都的“铜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