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城《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3日 14版）

托马斯·莫尔（约1478—1535年）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著作《乌托邦》于1516年12月在鲁汶印制第一版，次年在巴黎印制第二版。这部著作的成功，确立了莫尔作为人文主义著作家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称为“政治哲学家”。

“乌托邦”（Utopia）是莫尔创造的一个词语，意为“乌有之地”。《乌托邦》一书的全称“关于一个最好的国度，关于新发现的乌托邦岛屿”，也表达了“乌托邦”作为“幸福与幸运之地”的寓意。莫尔将乌托邦的地理位置设定在“新世界”的一个岛屿，这是大航海行动衍生的概念。莫尔还塑造了一位大航海时代的传奇人物拉斐尔·希斯洛德——乌托邦的信息来源与讲述者。拉斐尔出生在大航海行动的发起之地葡萄牙，“为了前往遥远的国度增长见识，跟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三次航海远游”，访问过乌托邦所在岛屿。虽然拉斐尔·希斯洛德是虚构的人物，《乌托邦》表达的思想却是莫尔的政治意向与治国理念的真实呈现。

广义的哲学理念与普遍的哲学教育

乌托邦是一个经历过民智开启的文明之地：征服阿布拉克萨岛并且将之更名为“乌托邦”的国王乌托帕斯，将岛上“粗暴、野蛮的居民改变成为具有良好教养、懂人文学术、待人彬彬有礼的优秀完美之人”。开启民智的手段是教育，把读书学习纳入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

乌托邦的教育分为全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普通民众接受普及型的知识教育，精英阶层接受研究型的学术教育，由此形成体力劳作者与智识精英两个社会等级。

智识精英经历过“选士养士”制度的筛选与修炼，是智力超群、学养深厚之人。一部分“专注力强、才智超群、天资适宜学术之人”，在孩童时期被甄选出来，作为有潜力的智识精英施以学术教育。成年男女中的优秀者，经过荐举之后亦有机会增补进入智识精英的行列。乌托邦对智识精英在学术与道德方面有强制要求，未达到预期标准的候选人，淘汰之后退回到体力劳作者行列。在智识与道德方面始终表现优秀之人，“免除一切体力劳动，专注于学术”，传承乌托邦的价值观与学术水准，并且承担起为公众服务的责任。

乌托邦人对传统学术存有浓厚兴趣，学习“音乐、逻辑、算术、几何，在这些领域的造诣几乎赶得上古代哲学家”。乌托邦人“对于星辰的轨迹、天体的运行极为熟悉。他们巧于设计各式仪器，用于精确地观测太阳和月亮，以及目力所及一切星象的运行与位置”。关于“潮涨潮落，大海的含盐量，天体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乌托邦人的某些观点与古代哲学家相同，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乌托邦人“收藏有普鲁塔克的作品，也欣赏琉善的快乐诙谐”。乌托邦人吟诵诗词歌赋，阿里斯多芬、荷马、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都保存有“阿尔都斯小字印刷文本”。乌托邦人阅读历史，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撰写的史学著作都存书在册。乌托邦人学习医学，希波克拉底、伽伦的著作都在他们的阅读范围之内。拉斐尔在第四次航海远行时，为乌托邦人带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植物学著作、赫利奥斯与斯科里德斯编写的辞典。

莫尔推崇古典希腊哲学，认为优秀的哲学思想存在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之中。对于希腊哲学的热爱，也传导给了《乌托邦》塑造的人物。拉斐尔并非仅仅是“帕利努鲁斯式的水手”，还是《荷马史诗》中“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国王”，是“哲学家柏拉图这位古代智慧的化身”。希腊语是学习古典哲学的必备语言，拉斐尔“虽然学会了拉丁语言，但是在希腊语言的造诣方面更加渊博精深……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的学习之中”。乌托邦人“轻而易举学会了希腊字母，词语发音清晰，背诵记忆迅速，并且能够准确无误地复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掌握了希腊语言，可以流畅地阅读名家作品”。莫尔并不否定罗马文明的价值，成就于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与诗人也得到了他的赞许。然而在莫尔心目中，希腊著述的重要性占据第一位，拉丁著述的重要性位列第二。

莫尔奉行广义的“哲学”理念，将一切学术都纳入“哲学”的范畴，不同学术之间只有自然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之类的区分。依照莫尔的理念，乌托邦是一个哲学的国度，乌托邦的成员都是哲学家。乌托帕斯在“乌托邦”创建伊始将一个“没有哲学”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哲学之城”。哲学不仅用来提升乌托邦人的智识与道德水准，塑造正直善良的人格，而且提供治国之道。莫尔持有“哲学治国”的理念：如果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致力于哲学研习，“由此可以带来完美的幸福快乐”。

乌托邦价值体系的核心：理性

在乌托邦社会运行规则的纵深之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理性”的思想动力来自古典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是人工设计的社会，“接受什么、拒绝什么，都是遵循理性的尺度，理性极大地点燃了人们内心对于神的热爱与崇拜”。莫尔在哲学的理性之中加入了“从宗教中提取”的原则，堪称“哲学宗教”。“没有这些原则，……理性既软弱又不完善”。宗教原则的基本内容是“灵魂不死”：如果在尘世生活中践行美德与善行，就可以在未来获得“用理性加以验证”的酬报。

私有财产作为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支撑，是乌托邦首先拒绝的因素。“在无岛之地创建了一个岛屿”的乌托帕斯国王，“极为厌恶世间的财富”，因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居家房屋”。乌托邦实行财产共有制度，一切物质与设施在居民中间按需分配。与私有财产一起拒绝的是门阀世族的社会地位，乌托邦不存在财富与门第的世袭继承。

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法律对于社会的规范作用微乎其微。在乌托邦,“一切物质由公共享有，每个人都获得充裕的生活所需”。“贤明并且以圣洁自律的乌托邦人，无须法律就可以使一切充足有序，唯有美德是无价之宝。”当法律的强制作用失去效力以后，人的行为依靠理性加以规范。乌托邦人的生活完美地诠释了莫尔的理念，相信美好的生活由理性主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友谊、和平之类的美德作为行动准则，人们之间互利互惠互爱，构建起密切和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管理者无须采取强制手段即可以使各类组织形成有机体。

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圈地”的批判

莫尔关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以现实的关怀为前提。《乌托邦》对圈地引发的社会弊端展开激烈批判：贪婪的土地所有者渴望从羊毛产业中获取超额收入，通过圈占土地而实现从粮食种植向牧羊业的转换，从而剥夺了农民的生计。“贵族、乡绅、圣洁的修道院长们，不再满足于一年一次的岁入，……也不再满足于无利可图的闲散生活”。他们“把土地全都圈占成为牧场，推倒房屋、拆毁村镇，除了用作羊圈的教堂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站立的建筑”。失去衣食来源的农民由此陷入赤贫状态，除却乞讨与盗窃之外别无生路。“你们的羊不再是温顺的小型食兽，……而是变成了大型的吞食者。它们是如此狂野，吃光吞尽种田人。它们消耗、摧毁、侵占成片的田地、房屋、村镇”。世代耕种土地的农民“被驱赶出熟悉的祖屋，难以找到歇息的地方，……只能以偷盗为生，却因此而被处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发生在英格兰的“圈地”界定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之一，莫尔也因为《资本论》关于“羊吃人”言论的引用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最初的批判者。作为人文主义学者，莫尔的批判停留在悲天悯人的现象层面，并未达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高度。

面对圈地引发的流离失所人口，莫尔认为政府的举措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法庭以绞刑惩治偷盗者，“超越了法律的公正性，对共同体造成了伤害”。“如此恐怖的死刑惩治，难以阻止那些无以为食之人从事偷盗”。“如若拥有其他的谋生办法，没有人无奈之下铤而走险，先是偷盗然后赴死”。莫尔提出：应对圈地弊端的有效办法不是严刑峻法，而是根除私有财产制度。“只要私有财产制度存续，大多数人就难以避免陷入赤贫的悲惨境地”。正是在批判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之上，莫尔为乌托邦设计出“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产品”的经济制度，借此实现哲学治国的理想。然而莫尔关于共有经济只是提出了简单的设想，缺少系统的理论构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研究者回望历史，将莫尔的设想定义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以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之一。

莫尔在《乌托邦》中表达的哲学治国理念，借鉴了柏拉图“公民教育的理性目标”，更是16世纪时代的产物。大航海行动的探险精神，造就了新世界的乌托邦岛屿。文艺复兴的人文环境，促成了将广义的哲学理念用于社会运行的规划。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社会弊端，成就了以共有经济作为哲学国度物质基础的思考。莫尔以新时代的思想风貌尝试“托古改制”，对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有细致入微的描述，有巧妙的构图呈现，阅读者对此有亲临其境、眼见为实的感觉”。

（作者：刘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