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富顺县及自流井

刘 刚

 前些日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学者历时3年编译的《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中文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笔者因参与“方志四川”微信公众号留言赠书活动，有幸获得这一绝无仅有的由日本人编纂的中国志书，从而得以从日本人的视角了解近代四川的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及历史变迁等状况。

《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省）封面及目录（富顺县城、自流井）

 该志书成于1917年，系1915—1921年陆续出版的18卷《中国省别全志》（原名《支那省别全志》）中的第五卷，由日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六期生（明治四十一年长江班）、第七期生（明治四十二年西鄂巴蜀班）、第八期生（明治四十三年云南四川班）、第九期生（明治四十四年湖南四川班、四川班）、第十一期生（大正二年甘肃四川班、秦蜀班）、第十二期生（大正三年云南班、四川班）、第十四期生（大正五年湖北四川班）在对四川进行全面踏勘调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全书约48万字，共10编169章，另附地图36幅、照片72幅、事物说明图17幅，全面记载了川渝概况及通商口岸、贸易、都市、交通运输、邮电、物产、工商、金融、度量衡等情况，甚至连日本学生旅行调查所经过的乡镇及村资料也搜集无遗，真可谓“事无巨细尽皆记录”。这些资料，既是研究清末民初四川的史料文献，也是日本图谋侵华的一大铁证。其中，富顺县及自流井在该书的“都市”“交通及运输工具”“主要物产及工业”等编中均有记载。

“富豪众多”的富顺县

 日本人绘制的富顺县城图

 富顺县地处川南丘陵地区，始建于北周天和二年（567），在历经县、郡、监、司、州等建置演变后，明、清两代又复设县，辖隶于下川南道之叙州府。至日本人到县开展旅行大调查的民国初期，又再次改属永宁道管辖。

  翻阅《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省），发现日本人对富顺县城的位置环境、城区街道以及建筑物等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自泸州至此地陆路有180华里，需2日行程。自嘉定至此地陆路有450华里，需5日行程。城墙周长约为日本之1里半（约5.9公里），宽约1町（约109.1米）之沱江，沿城北、东、南三面流过。西北一带为高地，有称为玛瑙山之小丘。”“设有公园，依流经此地之沱江，上可溯至四川第一产盐地自流井，下可到达泸州。”“街道以石头铺成，虽宽3间乃至4间（约5.5～7.3米），但无东西南北相通之大街。城内街道颇为复杂，只有略绕城一周之街道最为繁华。商户皆是沿此街道分布。建筑物中，规模宏大者有文昌庙。官衙有县公署、巡警局、团练局、租税收纳所、县会议事堂、地方会计检查所等。学校有中学堂、小学堂等。福音堂亦有1座。”这些通过近代测绘、统计手段形成的文字材料，风格与历代富顺旧志迥然不同。透过这些材料，既显示出日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超强的情报搜集能力，也能看出日本对中国大地昭然若揭的觊觎之心。

  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前，富顺原为古江阳县地。自东汉章帝时期掘井采盐开始，这里便因盐而兴、因盐成邑。特别是以富世井和邓井为代表的盐井群先后开凿成功，这片区域逐渐成为沱江下游的盐业重镇和赋税重地，至宋朝时甚至有在此设置州级“盐监”的辉煌历史。至明嘉靖年间，随着在富顺县城以西90多里的荣溪（今釜溪河）水滨开凿出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盐井，储量极为丰富的地下盐卤继续为富顺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尤其是清咸丰年间，富顺县因自流井盐场首次“川盐济楚”一跃而成“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更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盐商巨贾。

  日本人到来时，他们不惜用“城区繁华，富豪众多”来形容富顺县在当时的兴盛与富庶，足以显现富顺确实是富甲川渝的一大都会。同时，由于人口高度聚集，县城一时成为人丁兴旺之地。据日本人统计，“此地人口有30000人，户数约6000户”。经笔者比对入载《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 四川省）的55个川渝都市，富顺城区的聚集人口在当时可排名前十，远超成都府下的双流、新都、新津等县城和广安州、雅州府等州府城，与绵州城、保宁府城、顺庆府城、夔州城、邛州城等人口数相当。倘若加上自流井，全县的城区人口竟高达十万之众，仅次于日本人所言“西中国之大都市”的成都府城。

  除了盛产“井盐”这一维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日本人在条目“生业及物产”中还记有富顺的其他业态，即“商业兴隆，钱庄数量众多，产有糖、花生油、煤炭、牛羊皮、猪毛等。”由此可见，日本人对富顺县的地情简直了如指掌。

“富豪甚多”的自流井

日本人绘制的自流井盐运船——歪屁股船（亦名歪脑壳船） 

  说起自流井，在外乡人眼里几乎就是“千年盐都”自贡的代名词。由前文所述，它位于远离富顺县城的西北方向，民国28年（1939）以前一直隶属富顺县。究其由来，除了富顺旧志中有“相传井水自然流出，非人力錾凿所成”的记载外，明嘉靖富顺才子熊过在《答李令论税粮驿传盐筴册籍四事书》中，也有“新开自流等井”的文字叙述，但都没有交代自流井源起何时。只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自流井”最先在明代是以盐井名出现，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区名。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富顺县衙为强化对自流井盐场的管理，于是向该地区派驻“汛”级军队，目的是“保厂缉私，清查盗匪，保卫地方治安。”清雍正八年（1730），富顺县又在该地区设置分县，主要任务是“专司盐务”。从此，自流井地区正式成为一个军政同设的盐场要地。至清末民初，该地区已是四川井盐业中心。

  对于自流井的位置、城区街道及建筑物等情况，日本人是这样记载的：“自流井位于距离富顺县95华里处，距离嘉定360华里，距离隆昌县180华里处。”“城区为一条长12～13町（约1.3～1.4公里）之街道，街宽3间（约5.5米），最为繁华，吴服店、餐馆、戏楼、茶馆均是装饰华丽，其余普通店家之建筑亦造型华丽。”“主要建筑物有富顺县分县衙门、地方审判厅、国税征收所、团练局、步兵二营、邮政局、巡警所等。此外还有禹王庙、关帝庙、财神庙、火神庙、五福庙以及高等小学，有加拿大人3名，从事传教活动。”根据日本人描述，自流井在当时的城区面貌与民国5年（1916）由国人单璋绘制的自流井街道图竟然高度吻合，可见他们在自流井的调查活动绝非跑马观花。

国人单璋于民国5年绘制的自流井街道图 

  与辖区面积达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富顺县相比，自流井并不算大。但这个仅有区区数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先后开凿了上万口盐井，至光绪初年“年产盐近20万吨，占全川产量一半以上……年征税银170万两，约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由此看来，清末民初的自流井已俨然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和提款机。这种情况在日本人的文字里也得到印证：“本地是四川省第一产盐地，居民大多以制盐为业”，并且这个“沿沱江支流荣水（今釜溪河）而建之街市，虽不设城墙，然富豪甚多。”此话一点不假，昔日扬名自流井盐场的“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等老四大家族和“侯策名、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等新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富豪甚多”的例证。

  当然，一向严谨细致的日本人对汲卤制盐的工艺和流程也观察得相当仔细：“盐水皆是自井中汲取，井口直径5～6寸，深270丈乃至350丈。以长约3间（约5.5米），直径3～4寸之竹筒汲水上来。其使用方法是将3根木棒高高竖起交叉为三角形，从其上方吊起竹筒，竹筒上端系上竹网，连上钢绳后挂上滑轮，地上安放有直径3间（约5.5米）左右之大圆盘，将钢绳缠绕于其侧面。在圆盘周围设置5～6头水牛，使其转动圆盘，以此提起竹筒。此地亦天然气喷出，直接引其作为燃料供应。盐水注人炉上锅中，煮沸后制得盐。当地井口分为火井及盐井2种。”“锅直径3尺，深8寸左右，为平底铁制锅。以最强火力煮含盐量高之盐水，一夜可得盐400斤。”

 据《自贡市志》载，那时的自流井盐业手工工场发达，商业繁荣，经营盐、竹、木、油、麻、炭的商号以及钱庄、票号、当铺密布，烟馆、茶馆、酒馆、饭庄遍及街巷，人烟十分稠密。按日本人到此调查的初步印象，“此地号称有100000人，然具体不详”。后来，日本人凭着自己丰富的统计经验，对自流井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推测散居于此广大地域内人口大约为60000人，户数1000余，应是不会有多大差错。”即便是日本人认定的6万人，自流井的人口在55个川渝都市中也是豪居第三。那么，如此多人聚在盐业水耗大且地表水污染严重的自流井，饮用水如何解决呢？按日本人的记述，竟然“全部使用江水”。

 此外，《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省）还专门详细介绍了流经自流井的盐运之河——荣溪、泸州与自流井之间的陆路通行、自流井与重庆府之间的交通、自流井之产盐等情况，凸显了日本人对自流井及其井盐产业的高度关注。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富顺县及自流井在抗战期间曾遭受数百架次日本飞机大轰炸这段历史，其中就包括造成近千人死伤的“盐遮断”轰炸。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告诉我们，当初打着“同文同种，互帮互助”旗号在我国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办学机构，他们开展的所谓旅行调查，就是包藏祸心的幌子，其背后隐藏着对我华夏大地的觊觎阴谋。 

 到云南、四川调查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

  今天，当笔者翻阅日本人于百年前编写的这部中国志书，在感叹其调查之深入、范围之广泛、统计之精确的同时，更惊讶于日本人在发动侵华战争前所作的长达数十年的精心筹划，以及前赴后继对华调查的周密安排，惊讶于这些前期调查所涉及的中国地域与其后期侵略范围的极其一致。当然，撇开个人的民族情感，笔者觉得也可以学习日本人那种“凡事要于其未然之际备善后之策”的危机意识，学习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栉风沐雨”的谋事成事之道。有了这些思想和方法，当我们今天在面对“卡脖子”危机时才不致于惊慌失措，中华民族才会避免重蹈百年之覆辙。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