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未知的世界最令人着迷

薛 帅

近日，随着考古发掘进展不断曝光，三星堆火爆“出圈”，持续“霸屏”，社会各界探索古蜀文明的热情被点燃，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中……甚至连广大网友都感叹：三月的“顶流”终于不再是某位明星的“瓜”。大家在迎接考古文物力压娱乐八卦而“上位”之时，三星堆自带高光，裹挟着诸多千古谜团“款款而来”，凭实力“硬核圈粉”。哪怕只是“吃瓜群众”也会为之着迷，好奇、惊叹、一探究竟之余，心里也不免藏满了一连串疑问，有待发掘研究一一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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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三星堆能“一醒惊天下”？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难》里如是描述古蜀国的历史久远与神秘莫测。的确，之后的很多年，世人对于古蜀国的认识也确实“茫然”，仅仅停留于传说与诗文中。

1986年，随着三星堆遗址1号、2号祭祀坑的发掘，沉睡数千年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面具等一批文物得以现世，惊艳世人的同时昭示着古蜀国青铜文化之灿烂；35年后的今天，三星堆再次“上新”，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如拆“盲盒”般给世人带来新的惊喜：造型奇特的顶尊跪坐人像、神秘的黄金面具残片，牙璋、青铜容器等再次穿越时空“苏醒”，印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同时，更将这份神秘感赋予了新意义。

世人惊叹于三星堆的神秘，源于出土的这些“宝贝”太过耀眼，独一无二。

青铜纵目面具

在出土的众多面具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纵目面具高66厘米，长138厘米，宽85厘米，重达71.1公斤。该面具奇特而夸张，双眼瞳孔呈柱状，凸出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俗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短鼻梁，口缝深长上扬，似作神秘微笑状。它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传达出永恒的精神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威慑感。《华阳国志》曾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目纵指的就是突出的圆珠眼球，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不少专家推测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大立人像在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该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人像粗眉大眼，直鼻方颐，阔嘴大耳，身躯细长，右臂上举齐颊，左臂屈于胸前，双手握成环圈状，造型十分夸张且具有抽象色彩。头戴莲花状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身着镂有云龙纹的华丽外衣，赤足立于覆斗形方座上，神态庄严肃穆。考古专家从双握成环状的巨手推测，手里原来应该持有物品，可能是牙璋或瑞草等祭祀用品。关于这座怪诞、神秘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的身份，有专家推测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即握有神权的大巫师，也有专家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国王。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全长1.42米，是中国同期文物中最大的一件金器。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的一段图案，图案包括人头像、鸟与鱼等。关于图案寓意至今无定论，学术界有观点认为表现的是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均以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而三星堆以杖象征权力，反映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在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及其他的西亚文明中，均有以杖形物作为神权、王权等最高权力象征的文化现象，故一些专家学者推测金杖的文化因素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采借的产物。

青铜神树

1号青铜神树树干残高3.59米、通高3.96米，于2号祭祀坑出土，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是形体最大的一件。树的树枝分为3层，每层3枝，树枝上分别有两条果枝，一条向上，一条下垂，果托硕大，全树共有9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一条龙沿主干旁侧而下，蓄势待飞。在那个没有焊枪的年代，这棵树却用到了焊接、链接、铆接、套接等复杂技艺，甚至能把飞禽与其他装饰完美地固定在树枝上，令人称奇。传说远古遥远的东方和西方各有一棵巨大的扶桑树和若木树，是太阳神鸟升起和栖息的场所，每天早上太阳神鸟从扶桑树上升起，晚上就落在若木树上休息，每日一换。专家推测青铜神树应是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

青铜太阳形器

古蜀人崇拜太阳神，遗址2号坑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太阳形器就是最好例证。该件青铜器直径85厘米，中部呈半球状突起，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外侧有一圆圈和芒条相连接，这个造型与先民所作崖画中的太阳形状相似。在太阳形器上残留着彩绘的痕迹，不少专家认为其用于祭祀的功能是明显的。但由于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且其造型太过“后现代”而被人称奇。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大多观点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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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三星堆“发现越多，谜团越多”？

正如一位考古专家所说，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考古剥去地层一样，一层一层地离历史一步步靠近……而每一次的挖掘，有些问题的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但一些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对于三星堆而言，未解的远远比已知的多。

在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当属金面具残片。它出土于5号祭祀坑，虽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宽大的耳朵，在艺术风格上与一期发现的面具极为相似，但从体量上来看，更为厚重，远超一期发掘出的金面具。半张黄金面具重约280克，据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超过500克。此次发现“重磅”黄金面具，为古蜀人金器崇拜又添了一大实证。黄金面具一处边缘有被烧毁熔化的痕迹。专家推断，这件金面具也是用作祭祀，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不太可能是人佩戴，究竟作何用途，目前无法得出准确结论。

此次对三星堆遗址的新考古发掘，与包括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内的33家高校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展开了合作。从三星堆送抵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的16件青铜残件中，共有5件发现蚕丝蛋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的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初步认为在4号坑灰烬中发现的丝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的表面”；同时，利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4号坑灰烬层有蚕丝的蛋白，“说明4号坑曾经存在丝绸”。由此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织品，这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

此次三星堆也发现了大量象牙。3月21日，一枚象牙在4号坑提取，之后被送往三星堆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保护。专家介绍，出土象牙由于已埋藏于高湿度的土壤中达3000多年，且在埋藏之前经历焚烧，目前已出现严重的裂化，许多已出现波浪状的变形。出土的象牙怕干也怕湿，如果周围环境水分过多，象牙就会迅速泥化，瘫软变形，因此，文保人员面临巨大压力及挑战：在清理象牙表面泥土的同时，要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地为象牙打造与它沉睡千年的土壤相同的干湿环境。但是，目前常用的一些材料不能完全满足象牙的保护要求。借助应用于医学领域的仿生技术，文保人员研发出了一种保湿新材料，贴附在象牙表面，便可实现象牙与周围环境的初步隔离。隔离层内部水分不流失，外部空气也不会直接与象牙接触。

从这些象牙的埋藏地点和数量来看，专家学者认为这些象牙极有可能是祭祀时的礼器，而且这些象牙都被火烧过。从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的祭祀坑情况来看，古蜀国的祭祀对于祭品可能会砍砸、焚烧、沉埋等。这些象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认为古蜀人通过贸易、交换得到了象牙。还有人认为，古时巴蜀地区可能有象出没，古蜀先民们“就地取材”，得到了这些象牙。

考古队员还对出土了金面具的三星堆遗址5号坑进行系统发掘。5号坑内遍布各式各样的金箔片，且金箔片上有圆孔，疑为一件华丽服饰的点缀。此外，此前该坑还发现了金冠、金面具、玉器以及象牙制品。有专家预测，如果最终研究确认为一件服饰，那该坑的主人穿戴规格比1号、2号坑都要高。

目前，考古专家最期待的是能发现文字。在之前发掘的文物中，很多表面都有丰富而华丽的纹饰，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文字迹象。虽然在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了不少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不过由于数量较少，且基本都是单独出现，没有形成组合表达连续含义的迹象。

此外，一些问题也始终萦绕于专家学者甚至是公众的脑海：精心制作的众多精美器物为何要人为毁坏、付之一炬？又为何毁坏后还要把它们深埋厚葬？“祭祀坑”中大量的碎骨渣又是谁的？……答案只能留给未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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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时隔30多年后才再“挖”？

很多人还好奇近两次的考古发掘为何时间间隔如此之久，认为对三星堆的考古研究存在“空档”，甚至还有人谣传是因涉及外星文明“不敢挖了”，而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年表来看，对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其实从未停歇，很多基础性工作一直在稳扎稳打地进行着。

专家表示，该次是三星堆祭祀坑时隔35年再启发掘，而不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调查发掘城墙、弄清城圈结构、制定科学发掘计划等。1986年1号祭祀坑的发掘，是紧急开展的抢救性发掘，考古工作者是没有任何准备就奔赴“战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说：“1号、2号坑得到了保护，抢救性发掘的迫切性便不存在了，三星堆遗址也就走上了主动发掘的道路。”据悉，1986年的发掘之后，工作人员很长时间里都在“消化”三星堆遗址1号、2号坑的资料，并修复文物、整理报告。“三星堆那么大的城址，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去做。” 雷雨说。

文物考古专家在发掘舱现场查看三号祭祀坑

此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的挖掘，源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已经有了挖掘的基础，其考古发现能够解释历史上的一些谜题。这里出土的文物，表明其文明极其特殊，在保护的基础上解读历史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雷雨说。

“现在是有明确学术目的与发掘方案的主动性发掘。”雷雨介绍，如今在硬件设施上有了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使遗迹遗物免受现代污染；设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考古实验室，建设有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为文物安全保驾护航；发掘研究既有当地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又有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参与，从田野考古到文物保护修复，从丝织品微痕分析到金属成分测定，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形成了一股合力……神秘的古蜀文明将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薛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