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

昭示长江与黄河流域同属中华文明母体

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柴雅欣 管筱璞

“发掘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是一大块金箔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副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于孟洲说，因为它褶皱非常厉害，而且是翻过来放的，大家猜什么的都有。

带着种种疑问和悬念，这块最大的金箔片被带到了文保修复实验室。粘裹着的土和附着物取掉后，金箔片被一点点展开，再经过清洗，金面具的形象慢慢显露出来。

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还有宽大的耳朵——面具风格与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虽只有半张，但比完整的金沙大金面具还要大，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而且颇有厚度，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以独自立起来。

“在古蜀文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器，而且都跟宗教祭祀相关，象征着某种权力和身份，这与在国内同一时期其他遗址中主要以玉器、青铜器作为祭祀品相比非常特殊。”雷雨说，此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饰、金料块及金箔残片等多种金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量多体大，体现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

三星堆昭示长江与黄河流域同属中华文明母体，证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由于文献记载缺乏，人们对于古蜀国一向知之甚少，直到“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重现人间，这道神秘的面纱才得以揭开。

1929年春，四川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400余件玉石，随后，这批流入坊间的“广汉玉器”名噪一时。

1934年3月16日起，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启动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时任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均通过探沟法发掘，找到了燕氏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引起学界极大关注。郭沫若认为，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一般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四川）曾与华北、华中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相继提出，三星堆被认为是已发现的古蜀国最重要的中心遗址。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相继现世：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

三星堆遗址属于古蜀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据测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距今4000年延续至距今3200年，即夏商时期古蜀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两千年。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也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它的发现，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因此，其文物也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在三星堆博物馆，观众可欣赏到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青铜造型，还有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等。6个新发现“祭祀坑”里的古蜀秘宝，未来也将陆续“入列”。

“发掘工作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有这么多新的发现了，非常令人欣喜。”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告诉记者，这次发掘到不少前所未见的新器物、新器型，还有些是在原有种类基础上形体更大的、内涵信息更丰富的，这些新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古蜀文明，认识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相比35年前的“意外馈赠”，如今的重要收获更像是国家与民族前行的水到渠成

3月20日一早，四川广汉下起了小雨。脆弱的出土文物经不住日晒雨淋，因此田野考古受天气限制。不过，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仍在“雨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什么？发掘现场，一个大跨度钢结构大棚里，数个通透的玻璃房子将6个“祭祀坑”罩住。在控温控湿、装满各类设备的“考古舱”里，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进行工作。不仅如此，考古实验室也“前移”到考古现场，必要的先进设备一应俱全，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无缝对接。

时隔30余年，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科技作用日益显现。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现场的温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信息，为科学研究遗存创造条件。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说。

如果说，35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是历史的意外馈赠，那么如今的重要收获，更像是国家与民族前行的水到渠成。“1986年那次发掘，是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那个时候不论是经费还是技术，都不像现在这样能够做到经费充裕、技术多样。当时做不到，也没有做事先的技术准备，所以当时发掘是匆忙的，事后的现场保护也没有跟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

今天的考古，不再是“抢救”，而是一次各方支持的科学行动。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由国内34家单位共同参与，还有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忙碌于三星堆考古现场。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最大程度保证遗址和文物的安全。

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为世人呈现中华大地上“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三星堆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否仅局限于黄河流域？”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的一句疑问，影响深远。

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自远古时期起就孕育出源远流长的黄河流域文明。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同样滋养华夏的长江，却长期没能发现可供考证的遗迹。直至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才有了新的认识。

悠悠千古事，上下五千年。位列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史，但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夏代以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这正是考古的一项使命。

我们从哪里来？祖先是谁？我们的文明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对于文明起源的探索，是个永恒话题。中华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

人们为何如此关注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答案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下，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为世人呈现了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提出“满天星斗论”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时期已进入“古城、古国、古文明”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以其为代表的巴蜀文明，与其他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关系研究正在加强。

三星堆遗址5号坑内出土的象牙雕刻残片

“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唐飞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体系的构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将中华文明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了起来”。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格局。“古蜀文明是中国商代青铜文明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就像一个花园中百花齐放、千姿百态，共同构成了青铜时代的中华文明。”王巍说。

下一步，考古人员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三星堆遗址也纳入了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