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高柄豆。本版图片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长期以来，从众多文物中，考古学家推测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但古蜀人为什么从三星堆“迁都”到金沙，目前还没有定论。

通过梳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采访相关专家学者可以发现，对于“三星堆为何迁都”“三星堆文化为何神秘消失”等话题，学术界主要有“自然灾害说”“权力斗争说”“外敌入侵说”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自然灾害说

洪水、地震致三星堆古城毁亡

“自然灾害说”并非异想天开。早在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便发现在三星堆文化层之上，有一层厚20-50厘米的淤土，其中包含物极少。再以上的地层中，只有两汉以后至近现代的零星遗物。

而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中，恰好记载了大致同一时期杜宇王时代的严重洪水，以及鳖灵治水的传说。一些学者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认为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消亡，与洪水及其带来的动乱可能有关。

对于这一问题，自然科学研究者也有涉足。有学者通过比对全球古环境演化研究成果，指出三星堆主体文明正值气候灾变期，他们由此推测三星堆古城毁亡于马牧河改道。

也有研究者表示，所谓的“自然灾害”可能是地震。

2010年，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结合实地考察、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发表论文，认为公元前1099年的一场地震引发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导致河流改道，使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使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这可能是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也是造成传说中古蜀国罕见大洪水的原因。

对于上述观点，一些考古学者并不认同。三星堆遗址主要发掘者之一陈德安介绍，相关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上下游并未发现马牧河改道的迹象，只能证明河流左右摇摆较大，向北迁移冲毁了西城墙至月亮湾之间的台地。此外，文献记载鳖灵治水也是相当成功的，即使水灾对都城有一定影响，也不至于迁都。

权力斗争说

两大族群对抗后向金沙迁徙

一些学者将三星堆“迁都”或“衰落”归因于权力斗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注意到，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原先的宫殿、神庙、城墙都已毁弃，大量居民迁往他处。

究其原因，孙华根据考古发现推论道，在三星堆古代国家的晚期，该国上层社会执掌权力的两个族群出现了权力分配失衡的现象。掌管宗教祭祀的族群开始强化他们的权力，受到排挤的族群则通过他们在行政、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资源，并与外来族群结成同盟，最终战胜或清除了前者。

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三星堆城中的神庙遭到无意或有意的破坏，神庙内的像设和器物等都被火焚烧过，并被有意砸断或砸扁（也有可能被倒塌的神庙砸坏）。获得胜利的族群及其同盟，掩埋了原先神庙中的像设和器具，多数人离开了三星堆古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金沙等地转移。

同样归结于“内因”，考古学者赵殿增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三星堆神权古国为突显奇异的观念而营造的大量神器祭器，大大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过度的人力物力集中和财富消耗，必然导致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冲突。

大约在商代后期，三星堆神权古国发生了严重的生存灾难和社会恐慌，人们认为这些神器已经“失灵”了，需要把它们送回天上与神界。于是在距今3200年左右，三星堆神权古国举行了最大和最后的祭典，砸坏并焚烧了全部神器和祭器，将其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神殿等建筑也同时被毁，随后统治中心迁至成都金沙。

“当然，这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与验证。”赵殿增说。

外敌入侵说

周人﹃击蜀﹄迫使政治中心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逐步揭示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宝墩文化城址和金沙遗址，这使得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日益清晰、完善。

蜀地与外界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在青铜时代的成都平原，政治和文化中心最初在三星堆，后迁至成都金沙。在此过程中有过“对抗”阶段，可能就是三星堆“迁都”或“衰落”的主要原因。

陈德安说，四川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古蜀势力东出三峡、北达汉中盆地，还越过秦岭靠近关中平原，自然会对周人造成威胁。周人在灭殷后紧接着击蜀，也在情理之中。他认为，蜀国政治中心从三星堆转移至成都，应和周原卜辞记载的“伐蜀”和《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的“新荒命伐蜀”的事件有关。

在西周早期，周人的势力有可能一度到达成都平原，开始冲击当地原有的文化结构体系，这也许是《华阳国志》记载的“开明氏自梦郭移，乃徙至成都”的历史背景。陈德安说，三星堆都城功能的终止应在西周初期或稍后。

不过，也有学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三星堆在这期间或许发生了某种变故，导致了宗庙、神庙的废弃和祭祀器物坑的形成，从考古材料看不出当时有外来势力入侵，或是发生内乱。因为从三星堆到金沙，两个文化的墓葬中均不见实用兵器，也没有与战争或其他暴力行为相关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