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家：汤绍恩（中）

汪 毅

  编者按：此文为汪毅先生研究历史名人汤绍恩的著述成果之一。该成果认为，汤绍恩具有入选“四川历史名人”和“全国历史治水名人”的可行性。

 2017年，四川省启动了“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即在2025年基本形成四川历史名人创新体系。第一批“四川历史名人”（十人）名单于2017年7月公布，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十人）名单于2020年6月公布。此外，首批“全国历史治水名人”于2019年12月公布。

《巴蜀史志》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郁达夫先生曾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基于地方志工作的使命之一，即加强对“四川历史名人创新体系”的建设，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管主办的《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推出了《四川历史名人专刊》。该期刊物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此，特载此文介绍汤绍恩这位不为一般川人所知的历史治水、兴水名人，以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创新工程”再度擂鼓三通。

科学治水 三江砥柱

浙江绍兴河道密布（特别是大运河绍兴段），湖泊众多，有“水乡泽国”之称。据资料显示，公元140年，太守马臻（88—141）在这里率民众围筑了大型蓄水工程。此工程西起浦阳江，东至曹娥江，拦蓄南侧会稽山麓发源的众多河溪之水，形成周围约210里的鉴湖。又辅以斗门、闸、涵、堰等工程设施，使鉴湖水利工程具有防洪、灌溉、航运和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益。

水生万物，但不乏利与害的两重性，诚如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曾言：“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至南宋时，绍兴鉴湖逐渐湮废，导致河网蓄池失调，江水借道入海，潮汐横入，致使水患及接踵而至的旱情频发，坊间“民苦为壑”，形势十分严峻。

为减轻水、旱两灾，南宋及明以来，绍兴历任地方官为此作出不同程度努力，或疏掘淤塞以畅水道，或修筑海塘以御海潮内侵，或整治平原河网以增加调蓄能力，或建诸闸以宣泄内涝，或筑麻溪坝使浦阳江复归故道等等。这些举措，虽缓解了平原地区的旱、涝灾害，但囿于平原河网的自蓄能力，雨涝后晴则旱的问题却没有根治。

历史的经验往往值得注意，汤绍恩便是一个善于总结前人经验的人。先贤的治水经验及方略，对汤绍恩启发和影响最大的，应推明成化九年（1473）任绍兴府知府的戴琥。戴琥在任时，大兴水利，功绩卓著，被称之为继马臻之后的“又一位水利功臣”。戴琥主持修建的扁拖闸颇具规模，明万历《绍兴府志》不仅有介绍，而且绍兴治水纪念馆和博物馆有展示。戴琥所创的“山会水则”，具有创意。他不仅把“山会水则”用于调节山会平原河网水位，还刻石碑于府署旁（无独有偶，后来汤绍恩亦将“五行”水则碑竖于府署旁），被称之“戴琥水利碑”。其科学性至于，通过种高田、中高田、低田来调节水位，较好地解决了用水矛盾，甚至对汤绍恩后来主持修建三江闸时，采用道家金、木、水、火、土“五行”设置水则碑不乏启示。此外，汤绍恩还对戴琥主持修建的绩堰进行清淤，并恢复其功能，使之成为三江水利体系的一部分。

汤绍恩任职绍兴的今治水广场上的汤绍恩雕像

如果说马臻治水功绩主要在于培固、增补、连接、围筑封闭以前的堤塘，以形成后来谓之的“鉴湖”，那么距其后约1400年的汤绍恩治水功绩主要却是节江制海、建闸筑塘、改造南塘（即改造鉴湖水系，使之为水道通衢）、修建纤道。两相比较，汤绍恩的“节江制海”工程难度更大，在中外水利史上更具特色和影响。

中国南方水系发达，水网密布，常见的水利工程类型有围堤、建库、筑堰、挖塘、凿湖、治河、修渠、疏浚水道等，唯独修筑大型节江制海闸凤毛麟角。相对比较而言，节江制海闸的难度更高，特别是三江应宿闸这样的大型挡潮排水闸，因为它一方面要节江，另一方面要制海，构成了治理对象的两个方面。而这个“难”的攻克，恰恰体现了三江闸的科学性、创造性及其特色、意义、价值和影响。

明嘉靖十四年（1535），汤绍恩由南京户部郎中升任德安知府（今湖北安陆一带）。汤绍恩长于“千水之省”的四川，加之幼时戏水安岳岳阳溪，故对四川的水利工程和有关水利文献并不陌生。也许正是如此，在绍兴海潮漫漶、江洪肆虐、水患不断、民不聊生之际，精通天文地理、具有治水之才的汤绍恩，在德安知府职位上很快被迁任绍兴府知府。此迁任，暗合了汤绍恩名和字的故事，注定了他的人生大写在绍兴，他的建功立业在绍兴；而绍兴，亦成就了他人生价值的最高值。

汤绍恩桑梓安岳紫竹广场上的汤绍恩雕像

对于大禹治水，汤绍恩早就耳熟能详，甚至充满崇敬之情。在南京任户部员外郎时，汤绍恩曾应邀为桑梓地安岳撰写《重修道林寺佛殿记》。在该记中，就人才而言，汤绍恩便有“如神禹启道统之传”的举例。故肩负水命的汤绍恩，走马上任绍兴府知府后，虽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但他第一件事便是拜谒禹庙，以祈治水解民苦之愿。在禹庙环视过程中，他与大禹心有灵犀，甚至认为禹庙的承梁斗拱等建筑是梦中的“故识”。据此，汤绍恩还认为，水的使者像教导大禹一样也教导了他，具有相同的汤汤水命和使一方安澜的担当。

据《明史·循吏传·汤绍恩传》载，汤绍恩任职当年，时天大旱，田地龟裂。为祈老天普降甘霖，汤绍恩曾赤脚在烈日中行走。虽雨降旱除，但这使汤绍恩对水的重要性、必要性多了一份认知。经历此番祈雨除旱，更坚定了汤绍恩建闸抗灾的决心。

“善治国者，必重水利”。作为守土有责的知府汤绍恩，他虽非水利科班，亦非朝廷专司水利命官，但在惠政一方时，他不仅谒禹庙、诗马臻，受大禹、马臻、戴琥等先贤治水的影响，体现治水的自我实现；而且不乏远见卓识，谙熟治越首策——“治郡先治水”的道理，努力把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关键。在汤绍恩的治水理念和治水体系中，不乏对先贤管仲的水利思想有较为深刻的参悟，无论是治郡与治水，还是有关水的行政管理、水的哲学思考等方面。

《明史·循吏本传·汤绍恩》（载清《安岳县志》）

水兴则邦兴，水安则民安。为治水患，汤绍恩肩负汤汤水命，以一颗“至诚”之心，体察民情，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他踪迹各路水道，实地考察，发现大运河绍兴段境内河道密布、湖泊众多。由于受山脉走向制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河流普遍流量丰富，水位季节变化大，一年竟有两个汛期，上游水资源丰富，下游多受海潮顶托，使溪河之水下泄困难。特别是三江口，海潮汐造成海水倒灌，不仅恶化水质，而且沙积如丘。如此循环往复，遇雨阻道，水溢四方，致使萧（山）绍（兴）一带平原，每当暴雨后水势猛涨，而当年马臻主持兴建的围湖水利工程和唐宋时期分别增修的海塘及涵闸几乎失去作用，不能迅速排泄，致使房屋坍塌、平原良田淹没、土地被海水盐化而导致土质改变。在此困局之下，人们别无良策，只得决塘放水以解燃眉之急。当水患平息后，人们忧虑旱情又不得不重筑水塘蓄水。如此循环往复的决塘、筑塘，劳民伤财，使萧绍平原旱、涝、潮“三灾”日益加剧，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调研中，汤绍恩还发现一个普遍规律：凡水入海，必将通潮。而当地的三江涌潮系钱塘江涌潮的一部分，其势非同寻常，后浪前拥，浪高达十几丈。当目睹海潮之患及“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潮势时，汤绍恩不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子情怀，不禁由衷发出“吾何忍二十年后，见百姓为鱼鳖也”的感慨。如此险情，坚定了汤绍恩的认知，即只有修筑大型挡潮排水闸，才能使江海两分，一方面抵御海潮侵袭，另一方面调蓄淡水，进而从源头上找到解决控制绍兴水利枢纽的钥匙，以解救百姓于水患之中。

绍兴三江闸

据资料介绍，前任即明成化九年（1473）所任知府戴琥以及山阴知县张焕虽曾在玉山、扁拖一些支流上建过闸，但囿于规模小、标准低，无法根本解决水患问题。汤绍恩由此以为，只有建闸于主流上才能根本解决咸潮内侵的状况。然而，修筑大型挡潮排水闸前所未有，是绍兴人世世代代的一个水利工程梦。据延平所撰《三江闸上看工程》一文悉知，为实现这个千年梦，汤绍恩建闸最初取址于浮山之西，却屡屡不成功，被强劲的海潮冲毁，即“至再至三，终无所益。”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失败使汤绍恩得出经验，防海工程不仅要占据要津，而且筑牢基础至关重要。如果基础经不起海潮的猛烈冲击，更遑论工程百年之大计。从最初建闸取址于浮山，再到后来定址并动工于彩凤山、龙背山之间的时间推算，汤绍恩几乎是到任后便视筑闸为治郡第一要务。

在失败的基础上，经反复实地勘测和比较，汤绍恩力排众议，最后确定在绍兴北35里处的三江口作为闸址。这里位于彩凤山与龙背山之间，山基绵亘，火成岩横越基底，系建闸理想之地。闸址两端为峡口处，水深湍急，水下水文地质复杂。三江闸属于大型挡潮排水闸，在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上，为砌石重力工程，其闸桩基必须依托峡口石地才能生根。对于时三江塘闸内地暨外海口两沙旧貌的险恶，《三江闸务全书》开卷图曾有“怪石嵌岩临九曲，飞湍汹涌入三江”的具体描述。

在延平《三江闸上看工程》一文中，三江闸还被称为“进士的水利工程”，意在感慨一个进士的智慧、毅力和力量。其实，三江闸系典型的民生工程，是汤绍恩“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江闸水利工程浩大，始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秋七月，历时半年于翌年（1537年）竣工。工程实施中，汤绍恩率其团队，在府推官陈让辅佐下，分工担责，采取人海战术，集结千名石工，动员数万名民工，甚至押解监狱犯人服工。为弥补建闸经费之不足，汤绍恩捐出俸禄的主要部分，过着素食素服的活，甚至不惜陈情上方拨款建闸。汤绍恩擅长书法，他甚至还以书法这种特殊方式募集建闸资金。

三江闸桥墩，历经近五百年沧桑，曾砥柱三江

这类故事在绍兴坊间多有流传，甚至至今在绍兴运河园中，还能见到他应出资建闸的皇室移民题写的“南渡世家”匾额。凡此种种，传递了汤绍恩坚持三江闸民生项目以“民为贵”的信息。对汤绍恩利在民间、福在百姓的举措，张文渊在《汤公治水利民碑》中说，汤绍恩使百姓“耕始有秋，饥始有得，行始贻舟，眠始贴席”；而百姓对他的认同却是 ：“此劳此功，承自开辟；此德此恩，垂于罔极。”

建成后的三江应宿闸，全长103.15米，闸高5—7米不等，闸孔3.4—5.14米不等。闸面为桥，宽9.16米，可供行人和车马通行。桥孔28个，以应星宿数，名称按四方七宿排列，分别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28个字，体现了汤绍恩的奇思妙想和非凡的科技创新能力。

据《郡守汤公新建塘闸实迹》载，原规划建桥孔为36个（从汤绍恩擅长星宿之术角度分析，这或许是他当时拟对应道家北斗丛星中的三十六天罡星），后因战线过长便削减为30个。但未想到30孔的闸，潮浪依然对它有微微影响。为解决闸身振动频率这个物理学上的问题，汤绍恩命人填去2孔，对应二十八经宿之后，闸桥便出现奇迹——“屹然不动”。这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它具有的科学性。因为星宿与天体有关，即中国古代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天区划分为28个区域，根据二十八星宿出现的情形，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汤绍恩把闸桥孔的地理“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天体的二十八星宿成功结合，表达了对创意理想的追求，体现了上应天体、下应地理的天时地利观，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象力，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绝唱。在具体贯穿的“人和”实现过程中，将星宿与建闸结合，体现了天、地、人、水四位一体的相互关联，传达了其朴素的哲学思想，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观测天文、重视星宿的民族之一。建应星闸的首例，当推宋代处州（今浙江丽水）“应星闸”。它以“处士星”分野命名，传递了“应处士星君”福星高照的信息。但“应星闸”只是古处州内河控制性工程，其规模、功能、文化内涵等在水利史上的影响，均无法与三江闸同日而语。两相比较，三江应宿闸属于大型挡潮排水闸，功能及规模与处州“应星闸”有质的区别，其设计上的科学性（包括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力学、物理学与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易学、星相学等），体现了汤绍恩完美地处理海潮与江（塘）水的举措，确立了绍萧内河运河水系，从根本上弥补了马臻围堤筑湖不能拦截潮水肆虐平原的局限，从而具有翘楚绍兴水利史的地位，堪称中华水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兴建闸的过程中，汤绍恩一线指挥，匠心独运，考虑缜密，将闸门设为双层，以便闸门修理和维护。在闸体建设上，分深闸与浅闸、内闸与外闸，处处体现了汤绍恩的对立统一观。与此同时，闸上建坊，设插板开关，专人管理。海潮来时，先关内闸，再关外闸；先关深闸，后关浅闸，将海潮排在三江之外。海潮去时，先关外闸，再关内闸；先关浅闸，后关深闸，使三江水保持相对水位。所筑的28个内外及深浅闸门、涵洞，均设水位标志及校核水则，由专人管理，以控制闸门启闭标准，使之管理的科学性凸显。根据力学原理，把闸墩两端打磨呈梭子状，以顺水流，缓解江潮冲击力。

三江闸为砌石重力闸坝工程。在修建过程中，闸墩石的置放颇具难度，因为石层高达十二层，每层巨石重达两三吨。在没有起重机的时代，其垒筑是需要科技智慧的。据资料介绍，为解决这道难题，汤绍恩采取层层为筑的办法，即每修一层，便垒筑高于墩石的土台。石高则垒土面积越大，甚至到后来只能把石头从土堆中拖拽上去，直到闸墩高度，再掘去垒土。此可见，一方面工程量之大，一方面智慧之高。特别是奎洞，修筑难度最大，一度让汤绍恩心力憔悴。在处理闸洞与闸的关系时，为保证闸洞与沟渠及江流相通，每隔五洞置一大闸墩，使插板关闭自如。内闸、外闸均置插板，上设开关系统。闸上置七梁，下安放门槛。洞高约两丈，使水位升降与闸充分协调。三江闸的成功，使江海两分，标志着山会平原全局性水系再次调整完成，具有划时代的水利工程意义。同时，它的实践和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在选址、创意、施工、运用等诸多方面的科学思维、科学水平。为此，著名水利史专家周魁一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中，从科学技术角度，对三江闸的选址、筑闸、配套给予充分介绍和肯定。

为防止海潮对闸的正面冲击，汤绍恩还组织力量开山采石，在闸外筑有四百余丈的闸堤。三江闸建成后，其功能的附加值还体现了海防意义，即对海盗船的长驱直入起到了阻止作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节江制海、兴建三江闸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堪称一个划时代的水利工程。其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条件之差、工程之宏、建筑智能之强、科技含量之高，几乎为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在钢筋混泥土工程未问世之前，三江闸的砌石重力闸坝技术领先世界。对于三江闸工程技术先进水平的体现，资深水利文化人邱志荣先生概括为“主要为闸基处理，底板高程控制，闸体砌筑和开闭技术要求。”

为截流断水，确保闸堤基稳固，汤绍恩采取“令石与石牝牡相衔，胶以灰秣，底措于石，凿榫于活石上，相与维系，灌以生铁”的筑法，保证了工程的百年大计。此筑法精绝，不逊色西方建筑，而且领衔300多年。对此，在1933年1月重修三江闸所镌刻的《三江闸碑记》中，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有这样的比较与高度评价：“挽近西土工程，共夸精绝。以此方之殊无逊色，而远在数百年前有兹伟划，尤足钦矣！”

三江闸无愧是绍兴古代治水引领性工程。然而，其兴建并非一帆风顺。据多种志书记载，汤绍恩是在“怨谤”“哗言不便者十之八九，谤讟朋兴”的重重阻力中不断探索中前进的。载于明万历《绍兴府志·水利志（二）》中的《季本诗八首》之一“水防用尽几年心，只为生民陷溺深。二十八门倾复起，几多怨谤一身任”便是写照。清道光《安岳县志·移修汤公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同官莫不私笑之，谓某无知书生耳，不度德、不量力，于事何济？”在此压力之下，汤绍恩不计个人荣辱，顶风冒险，远不顾马臻遭刑毙的“前车之鉴”，近不管前任知府即明嘉靖二年（1523）所任知府南大吉的遭诽谤之祸而使治水大计流产，而是“矢志以诚，不顾家身。”

在兴建三江闸初期，基础工程一度被海潮冲垮。其情景惨不忍睹，不仅使“役夫皆哭”，而且让官绅非议声四起，甚至令汤绍恩在祈祷海神时不禁慷慨悲壮：如果再溃堤坝，便投江以身殉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汤绍恩这种“至诚”以及精神、意志、人格、智慧与科学设计施工的使然，一方面使他圆满了“治水梦”，实现了崇高的民本理想；另一方面验证了“恩在吾绍”的宿命（亦可理解为一种必然），使三江闸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大型挡潮排水闸的问鼎之作，让绍兴人民世世代代视之为“恩公”，奉之为神明，并以他的姓氏命名“汤公大桥”“汤公大道”“汤公社区”等。

三江闸兴建之后，汤绍恩还将横亘数百里的萧绍海塘连成一体，切断潮汐，有效地改变了水系，让水从人愿，使内地暨外海口两沙呈现出新貌，诚如《三江闸务全书》开卷图所描述：“野色空濛云密罩，潮光潋滟水平分”。此新貌与其“怪石嵌岩临九曲，飞湍汹涌入三江”旧貌形成鲜明对比，所呈现的“汤闸秋涛”“宿闸鱼灯”“汤堤绿荫”等，构成了一道美丽风景线，分别成为古越州十景之一与三江八景的一部分。三江闸甚至被后世评价说：“其利甚大，至今五十年，无以苦潦告者。”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