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黄晓赓 ‖ 营山文脉耀巴蜀
营山文脉耀巴蜀
黄晓赓
城市发展传承的灵魂在文脉,它记载着从历史流淌到未来的人文脉络。山环水绕的营山,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习俗。来县当政的官员,大都重教兴学,以培育人才为念。经他们的倡导,在营山这座船形城市沃土上修建的文庙、奎楼、学宫、文塔、书院、考棚和居所,构成了营山学子通达科举仕进的文脉之路,镌刻着位居巴蜀前列的兴盛文风。
建学宫
学宫即现在所讲的学校。设置于孔庙之内的学宫称庙学,也称文庙,是府、州、县地方官办学校所在地。营山学宫,见载于文字的,始于元代。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陕西汉中人贾谦来营山作县令,一到任便拜访学宫,见学宫狭窄,即与县署任职的官吏商量讨论,在县西太白山麓(今县人民武装部驻地)修建了文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时任行中书省理问(布政使司掌勘核刑名诉讼的直属官员)的文如玉在《创建大成殿记》中说:“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称贾谦“以庙学为第一事,是知所先务也”。
营山学宫为木构架建筑,耐用性较弱,历时长久,或风雨剥蚀,或兵燹损毁,需不断修缮。从元代到清未的579年间,来营山作官的名宦志士,重视教育,视学宫为储才之地,重修学宫而见载于碑记的县令有24人,教谕1人,典史1人。正是他们“继往圣,开来学”,“使本县的人争着送子弟上学读书”,重教与兴学相得益彰,科第与仕进相沿成习。
太白山为学宫所在地,自古无异议。古人讲来龙去脉,认为营山龙脉进入县境,经现今回龙镇石牛山、丰产乡木樨山和衮山、朗池镇张家山后,在太白山落脉,为县邑灵气毕萃之地,下乘地脉,上应天星,而培人文,此处为修建学宫的风水宝地。
但建于此地的学宫朝向,却屡无定见,南、东二向反复更易。康熙七年(1668)任营山县令的毛鸣歧(湖广举人)在《重修学宫碑记》中说:“考察学宫的位置,在县城西边的太白山麓,是在学宫旧时的原址上重修的。学宫大门的朝向,明朝有三次改为南向,有三次改为东向,这种更改变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主张南向的人认为,文庙朝向确定名分中正之位的南方,可以延续尊崇礼教秩序的风尚;主张东向的人认为,文庙朝向东边环绕的山水,可以使营山的人才蓬勃兴起。”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被追谥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又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王者的身份和地位,“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说卦》),故以南向为正。但依地理形势而论,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坐西向东。
孔庙作为学宫和文庙所在地,应重人文,当以山川环拱的东向为正。毛呜歧深知此理,他在主持重修学宫时,以人文为重,学宫的大门,沿袭了前任马知县的东方朝向。所以,清嘉庆七年(1802)任营山县令的戴三锡说:“明朝万历戊午(1618)年,知县马中豸(山西大宁人,贡生)以文庙向南不利于科举考试,勉励士绅在修繕文庙时仍旧釆取了东向,清朝也就一直沿习文庙东向而没有更改过。”
修奎楼
奎即奎星,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是主宰文章兴衰的星宿,自古有“奎主文章”之说。兴建奎星楼,多以祈祷本地文人辈出,文风昌盛。清康熙营山邑令张玉璘(福建人,监生)在县城西北隅的文庙后旁修建奎星楼,以祈佑营山文风之盛。
清朝乾隆时期本县进士陈怀玉说:“县城的地形象一条船,用船只过渡江河,千钧重担都落在船柁的上面。从前县令仰望观察天象,百尺高楼之上的天空正好有文曲星闪耀映照,与人们所说的天开文运 、地灵人杰相吻合。” 意思是营山县城的地形象一条船,要人才辈出,需要一柁相助。柁者,奎星楼也。
陈怀玉认为,营山自清代以来,科甲累累弗歇,虽不全系奎星楼之力,但当时的奎星楼亭阁倒塌、神像毁损,让邑人难以感受营山秀美山川所赋予的灵气,子弟难以树立起远大的求学志向,这样不利营山的文风。
故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岁,时任县令刘佳奇(江西新淦人,)对奎星楼进行修葺,希望焕然一新的奎星楼,能让神灵得到稳妥安置,下乘地脉,上应天星,凝聚天地山川的秀美灵气,孕育出优秀人才。
钟灵毓秀,久而化成,奎楼与学宫相得益彰,乘地脉应天星而培人文,营山人文蔚起,科第蝉联不断。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任皇帝的176年中,营山考中举人116人,进士20人。难怪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时任县令张玉璘就有“营邑山川绣错,人文蔚起,国朝科第蝉联不歇”的感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时任县令王绂疆(山东诸城人,举人)也有:“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的赞叹!
培文风
《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府县乡村,人文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上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
明嘉靖二十年(1514)任营山知县的杨文焕,为培补县学文风,给银十二两,买下位于南方(丁方)的原属居民罗守祥、张贵的一块地,作为县学文星,并将此命名为印台山(今县气象局住地),以鼓励学生学成之后为官掌印,借以寄托人们的理想追求。明时绅士合力,在学宫正向的东南(巽方)方位垒成一山,是为文笔山(今城守三小附近),自此科名大有起色。
清道光四年(1824),进士杨上容(湖南宁远人,进士)署营山县令,主持在城东郊梅家梁(甲方)建31.2米高的六棱锥形回龙塔一座,俗称为白塔。白塔门联为“砥柱回澜波澄朗水,奇峰拔地秀启绥山”,三、六、九层分别题有“威震江河”、“光耀紫极”、“文运出震”横额。
当事者希望波澄朗水、秀启绥山的白塔峰,下震江河,上耀天空,从东方(震为八卦的东方卦)开启科举应试的好运气,将蝉联的科第之风不断延续。同治九年(1870年)营山时任县令翁道均(福建福州人)说“营于蜀为望邑,代有闻人,科弟蝉嫣不绝。”
办书院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设置于孔庙中的学宫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作为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场所的书院也就应运而生。
营山旧日书院,明朝时有西门外的西林书院,清朝前期有南门外的翠屏书院、怀德溪旁的近仙书院。然“代远年湮,残碑断碣没于荒烟蔓草间,不可复识”。雍正七年(1729),邑令李文烜(江南仪征人,举人)接太白山建奎楼,为朗池书院,草创未备”,“嘉庆三年(1798)兵燹后,仅以察院行台代书院,屋宇湫隘,膏火无多”(夏文臻《建修书院碑记》)。
道光六年(1826),夏文臻(江西新建人,举人)署营山县令,首以人才为念,询知邑无书院,兼乏考棚,深以为憾,遂生建院之心。恰逢时和年丰,农夫相与庆于野,士人相与贺于庭,自愿以其余力修建书院。夏文臻应民所请,在城外东北隅选址,利用修建白塔搭脚手架的木料,修建书院一座。四合院布局,穿斗平房,板壁木室。
因书院脉发云凤山,后枕芙蓉峰,前临营山河,远眺萦洄溪,藏修诸生好似云中飞凤,习诵和声犹鸣国家之盛,故命名“云凤书院”。书院建成后,历请名师,专心训迪,讲课之功无间寒暑,诵读之声常彻通宵,人才多出其中。兄弟翰林于式枚、于式棱早年曾就读于此。
1984年8月,云凤书院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书院内开设有“营山大讲堂”。
置考棚
营山旧无考棚,岁试都在县署进行,桌凳无法满足,只好考生自备。夏文臻到任的那年岁试(1826),参加考试的童生有一千五六百人,均自备桌凳而来,因县署内无法容纳,连大门外都搭满了桌凳。
所以夏文臻在《建修考棚碑记》中说:“拥塞公门,一遇霖雨,苦不可状”,“欲求于风檐寸晷中缔结佳文,戛戛乎其难焉”,深感在这种简陋寒冷的环境中无法写出好的文章。
于是夏文臻与士绅商议,按粮捐资,在县署的西边购买空隙土地,修建北向考棚16间(今会展中心左侧),可容纳2000多人参加考试。
道光二十五年(1845),时任知县觉罗祥庆(满州人,进士)认为,“考棚文风攸系,不宜所向倒置,当易而新之”(觉罗祥庆《改建考棚碑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对考棚进行了扩建,改大门为南向,置广厦旁厢于棚内,将凝寒石磴更换为木凳。
此后县考,扃试棚内,鱼鱼雅雅,列坐无虞。经考栅岁试后而考中进士的又有6人,将清代的营山进士总数增至26名,仅次于涪陵、华阳、富顺、成都四县,列居全川第5位。
观故居
于家大院是晚清名臣于式枚的故居,位于朗池镇天井村六社(今滨河公园内),由明代营山首任县令于绍的后裔所建。大院后山来脉发自芙蓉山,经狮子梁、天井店等大小10余座山峰蜿延跌荡,在书院坝上散落出高4米左右的土坵3座,于家大院就座落在尾端的土坵前,因其形似眠觉的狮,当地人称其屋基为“扑狮饮水”,它秉承“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民俗选址传统,属典型的川东北民居。
大院是坐北朝南的三进三出封闭式居所。正堂六排五间,一楼一底木质穿斗结构,东西两边是厢房,前面是二堂。二堂前面是朝门,朝门左右两边立有4至5米高的桅杆。由正堂、二堂至朝门廊房依次渐低,前临书院坝,远朝笔架山,右侧九曲水绕堂而过,下手青龙砂关锁门户,藏风聚气,文兴之地。于家在清代考中4名进士,3 人入翰林,官居县令、知府的不乏其人,邮传部待郎于式枚出任考察德国宪政大臣,对宪政颇有建树,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地善苗秀,宅吉人荣,择吉地而居,谋才俊而喜,营山文脉之兴,既有秀美山水的哺育,更赖重教兴学的举措,耕读为本,古今相袭,人文蔚起,科第不歇,绵绵继继,甲于蜀都。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晓赓
供稿:四川省营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微刊题字:蓝天果(中国文联文代会代表,商务部中欧协会青少年艺委会副会长,四川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毛笔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四川蓝天书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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