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3期

儒佛大师王恩洋先生

撰稿/且大连 整理/且志宇

王恩洋先生，字化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四川南充县，1964年卒于成都。先生幼承庭训，熟读儒家典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时，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激于爱国热忱，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先生与部分游行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无理逮捕，后来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先生和其他被捕学生。

王恩洋

先生出狱后，虔心研究佛学，经梁漱溟先生介绍，拜在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先生在佛学上造诣很深，1924年前后，一边在内学院任教，一边著书立说，先生的《唯识通论》等书便是当时撰著，并在内学院印行。

先生目睹民国教育的腐败，痛心地说“：教育不以成就人才，翻以败坏人才；不以改良风俗，翻以败坏风俗。乱之日兴而未有纪极”（《龟山丛书叙》）。他忧心忡忡想“转移世运”，于1930 年在南充集凤场开办龟山书房，后改名为龟山书院。先生教书诲人，百忙中还作了《佛学浅训》（后改为《佛学通释》）。抗战时期，先生又办东方文教研究院（以下简称文教院）于内江西门外圣水寺，后迁成都新西门外罗家碾。文教院以阐扬祖国文教、团结民心来挽救民族危亡。

文教院经费全由募捐而来，由于经济拮据，办学十分困难。文教院有水田二三十亩，只请一个范姓雇工管理。由于无钱雇请零工，每到春种秋收时节，先生就亲自下田，带领同学们参加义务劳动。对于家境贫困的同学，劳动之后则给以适当报酬。其中有七八位长期参加劳动的同学，如后来在高校任教的且大有、李润生等，则由院里供给伙食。这些同学除在农忙时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外，农闲时则每天早上到相隔五六里远的培英中学去挑粪或做其他农事。先生长期吃素，经常是蔬菜两碗、泡菜几碟下饭。尽管生活异常艰难，我们师生同桌 吃饭时，却感到很欢乐。有时我们做活回来迟了，即使菜饭早已准备好，先生还是要等我们回来，人齐了一起吃。先生和我们一起劳动，抢种抢收时遇上下雨，同学们担心先生年龄大淋雨生病，都劝他休息避雨；平常我们提什么意见，先生都乐意接受，只这个意见，先生从未接受过。

文教院的经费虽十分紧张，但聘请的老师却都是有名的教授，如任乃强、彭芸生、蒙文通、周传儒、贾题韬、吴天墀、曾义甫、徐仁甫、张安钦、徐石丘等先生。他们因被先生的办学热忱所感动，因而来文教院授课都不接受聘金。他们课上得十分出色，虽少年时代 早已过去，可老师们的教导，至今还在我心中指导我的行动。先生一贯为人热情，对任课老师更为敬重。老师们上课时，先生常常随堂陪同，为他们刷黑板、端茶水。老师们 每讲到精深独到之处，先生也会在一旁微笑着点头认同。老师们授完课要离去时，先生会挽留他们，作一点简单的款待——通常是请吃一碗麻油面条。我听同学们讲，先生的 家乡南充，以干红苕片为主粮，要有显客才吃顿面条。可 见，先生对任课老师是何等的尊重啊！

我的同学孙伯鲁曾有诗和先生诗句云“：一任升沉心寂静，吉人天相竟龙跳”，这是他被先生艰苦办学的事实和尊师敬友的真诚所感动而写下的诗句。事情是这样的：先生为把文教院办好，欲聘请川内外知名学者来院任教。为使 老师们了解文教院，先生往往亲自登门下聘书。曾义甫先生对文字学颇有研究，他家住在灌县， 离文教院一百多里路。先生为聘请他来院授课，亲自登门造访。那时，交通不方便，基本徒 步出行。一天清晨，大雾漫天，先生独自一人， 步行在前往灌县的陌生小路上。快要走到曾先生家时，雾也越来越紧了。雾气朦胧中，先生走到一条田间小路上去了。一条河横卧在前，先生上下求索，不得其途。这时行人绝迹，无从问路；进则无路，退则不能，另寻他途时间不许。在浓雾中看这条河不算宽也不算深，先生决定 涉水过河。哪知下河没走几步，淤泥一陷，石头一隐，先生滑倒了。这河心的水，原比估计的深得多，也比岸边的水急得多。幸好头顶有枝垂杨斜过来，先生一把抓住，才将身子斜依在岸旁。不多时，有人牵牛饮水，才将先生救起。先生一身湿淋淋地来到曾先生家，曾先生一见大惊，问其原因。先生作诗一首，句云：“晨景冥濛俄失路，双溪阻我拥清涛。”话未落脚，两人相视大笑。曾先生爽快地接受了聘书，高兴地陪同先 生一道来文教院任课。当然，这些细节是后来先生告诉我们的。

王恩洋部分著作书影

先生关爱自己的学生，不仅关心我们的学 习，也关心我们的生活。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借办学发财者，大有人在。尽管文教院经费收支全由院长支配，但先生作为院长出门步行，终身吃斋，穿的是粗布棉衣，从不花院里的钱，也从不搞什么特殊享受。鉴于当时农村经济困难，好多穷苦人家子女上不了学，先生严格控制文教院学费金额；故文教院学费比国民政府公办学校低，比其他私立学校更低。为鼓励学生们安心读书，先生还订了一条常规，每学期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下学期免交学费；至于家境清贫的学生，则一律免收学费。

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恃强凌弱者有之，仗 势欺人者有之。我从农村来，便成了他们的欺凌对象。再加上我当时社会知识欠缺，更是激怒了他们。我仅凭青年人的一股壮气，还击他们。事后，我借《庄子》中鹓鶵与鸱之事，用笔名在院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月里仙人本莫求，偶然乘兴锦江游。衣冠自古难同俗，蜀犬惊奇吠不休。”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些人放风出来要找写诗者拼命，甚至还威胁编辑、逼迫院长。同情我的同学，都为我担心。有天先生上人生哲学课，课上让我讲《荀子》“君子役物而不役于物”。我答：“有正义感的人，能够左右那些下贱的东西，决不被那些下贱的东西所左右。”先生说：“好啊，有胆量！不过，‘下贱’一词太过火，‘那些’这个词更加错误。”在另一次课上，先生讲“仁之结果， 为人我平等，一视同仁，为无取无争，为不嫉不怒，为无忧无恼，为自他两得”。他举了我那首诗（但没点我的名），首先批评了这首诗思想错误，因为不把别人当成人，这不合乎仁。他说，根据全诗看来，作者可能是遭受别人的轻视、侮辱之后而发泄出来的情绪。别人轻视他，这也不合乎仁。先生这样结合现实讲课，是经常的事。在先生的调解下，不仅这场风波得以停止，也使同学们深刻地理解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先生去外地讲学，听人说很是受欢迎，我虽没有参加过，但从他平时讲课来看，我是相信的。

先生讲儒学也好，讲佛学也好，只有一个目 的，就是希图拯救人类。他在《研究佛法者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过：“我们稍稍读过佛 家经论的人，总可想见佛家破除十六种外道的利害了，所谓神我大自在等等真乃扫荡廓清不遗余力；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话，更是不容忍有甚么上帝的创造。”可见先生是伟大的无神论者。先生认为佛法不仅不是迷信，相反还是救世的法宝，他在《佛法真义》一书中说：“世事变乱，荆棘纵横，欲解众生之倒悬，必求治乱之根本，而能穷究此根本者，舍佛法无有二。”先生又说：“宣扬圣学，救正人心，以仁义领导天下，非但提高我国际地位，亦平乱（指日本）救世之大政也”（《新人生哲学序》）。1938 年先生又在《龟山丛书叙》中说：“当国家大难（指日本侵略我国），民族危亡，封豕长蛇，羯毒天地。非阐扬祖国文教，继述往圣薪 传，以厚植国本，培养元气，而光昭我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学说文明，何以团结民心，坚其信仰，以昂藏独立不屈不挠于此残暴不仁颠沛昏迷之世，以自强自济，而进以启导全球五洲人类之德智光明也哉。”这些使我们感到先生的高尚伟大。无怪世人评论说，王恩洋先生“穷究儒佛两家之说，发为应时救世之文”（《人生哲学重版文告》）。

东方文教研究院稿笺

办学、讲学已占据了先生大量时间，想不到先生还能抽出时间从事著述。在文教院读书时， 我看到先生著的40多部书，心里非常敬羡。我能记得的有：《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 《大学新疏》《论语新疏》《人生学》《人生学第一编》《儒学大义》《新人生哲学》《人生哲学与佛学》《老子学案》《说无垢称经释》《心经通释》《金刚经 论》《瑜伽力种性品疏》《佛学通释》《唯识通论》《佛法真义》《五十自述》《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新理学评论》《法相学》。这些书先后收在《龟山丛书》和《文教丛书》里。

先生一生办学、讲学、著书立说，忙忙碌碌究 竟为了什么呢？《老子学案·导论》中明确提到：“化国学为世界之学，而改革西化（即改革西洋文明），重建全人类之新文明也。”《重刊佛学通释序》也说得清楚：“教堂邻立于欧美，科学普及于五洲，哲学云兴于今古，无以救世之穷，只以益其乱，诚足悲也。”所以要用佛教“以济拔世间”。《孔子学案》中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情况描写为颠倒昏迷、猖狂鄙悖、层云布天、横流满地，因此先生要用孔子学说来挽救它，先生不仅把这些打算用笔写了、用口说了，就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也无处不表现他的这种打算。

作者（前排右二）与部分东方文教研究院同学在王恩洋先生诞辰91周年会上

先生已离开人世50多年，同学们每当聚会 时，总爱这样说“：今天，王先生在，那，多好！”

作者简介

1

且大连

四川大邑人，1921年生。1945-1951年就读于东方文教研究院，受教于王恩洋、任乃强、徐石丘诸先生；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从事教育工作。

2

且志宇

四川大邑人，1983年生，博士后、巴蜀书社编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撰稿：且大连

整理：且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