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走向国际70年暨临摹敦煌壁画走出国门70周年

张大千：大写的敦煌人

——感张大千“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

（上）

汪 毅

每当说到敦煌，每当礼佛探艺于敦煌，总有一道清泉流淌过我心灵的小河，那便是张大千发自肺腑的感慨和呐喊：“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这里，且不说重叠词“予深爱之”的寡用，也不说两个感叹号递进在张大千行文语法中的绝无仅有，仅说其“爱”的情怀，便使人感到张大千心海中卷起的千堆雪以及裂岸惊涛。真的是，如此心声几人有，如此情怀苍天知？！

张大千题：我与敦煌

1941年春，为寻梦六朝隋唐画迹，墨妙法像，张大千开启了他为期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临摹壁画之旅，为敦煌人的先驱者之一。

张大千题：莫高窟

敦煌，位于甘肃西北边陲，其拥有的价值与沧桑，非简单的判定定义所能概括。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针对陈垣就北平图书馆藏八千余件敦煌写本编目为《敦煌劫余录》一事，学术界颇为震动，尤其是“敦煌学”倡议者陈寅恪竟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之感叹。这份“伤心”，是因为外国侵略者的文化掠夺（英国现存一万多件、法国现存六千多件、日本及美国亦存相当数量），致使敦煌学研究一度在国外。然而，敦煌似乎亦是张大千的“伤心地”，原因是他不仅生前曾被扣上一顶“破坏敦煌壁画”大帽子，而且九泉之下还被中枪。难怪，张大千这个深爱敦煌之人生前忍不住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为自己辩诬，做“我没有破坏敦煌壁画”解释。

张大千在敦煌（汪毅 供图）

对于敦煌，张大千抱负远大，确有以求“三年之艾”而振“八代之衰”的鸿鹄志向。然而，多年来说到他与敦煌，似乎总是绕不开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即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其实，张大千未“曾破坏敦煌壁画”的结论，早在1949年3月的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会上已明确（详见本文“试问十二”）。然而，对于这个重大话题，作为研究的需要，我曾读过若干“是”与“否”的讨论文章，甚至同当时参与敦煌壁画临摹的张心智有直接交流。归纳起来，这些文章有学者撰的，有媒体人写的；有写得客观的，有写得想当然甚至天花乱坠的。值得推荐的是《持续发酵70余年的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公案再识》[1]一文，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全面且有力道的一篇专文。该“再识”分12节，条分缕析，逻辑关系明晰，论证和论据充分，结论水到渠成。李白登黄鹤楼时，曾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诗句。虽然我非诗人，但确因这篇专文让我放下了拟为这桩“公案”做裁判的想法，以至于换一个表达角度，即从张大千的人性、佛性、动机以及常人具有的逻辑思维和常理及常识，提出以下十四个“试问”：

一、张大千“性喜佛”，号大千居士。其早年因缘际会遁入空门，烙印佛家，法号“大千”为师父逸琳方丈所取，来自佛学经典“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为他埋下日后赴敦煌探究佛教圣地佛根。张大千一生钤印“大千”最多，有此印章不下二三百枚，传递了佛教思想、佛教艺术在其创作中主事的强烈信息，故可以说佛教意识深入骨髓。张大千晚年叶落归根台湾，命居所为“摩耶精舍”（既指佛学布道场，亦为佛家静修住所），其钤款、印亦多用“摩耶精舍”，以表达对佛教境界的憧憬。 试问：一个如此信奉“丧天良，遭报应”与数十载修为的人会倒行逆施去亵渎或破坏佛像吗？

张大千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上寺住地（今辟为“张大千展室”）

二、张大千平生倾慕敦煌，视之为心中“恋人”。在1941年至1960年目翳不能自制之前的20年里，他一直未停止对所临摹敦煌壁画的完善与复制（1944至1949年是一个高峰期），即使萍踪国外也在继续。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曾在印度画有《南无密迹金刚》，在巴西画有《释迦说法图》等，诚如他在《普贤菩萨赴法会图》题款中说，无论旅居印度，还是移居阿根廷，或是筑宅巴西，均未停止敦煌壁画的加工。1960年，张大千还整理画出北魏至宋、元、西夏的菩萨、佛之手相14幅，并逐一文字解释。之后，他还命门人孙家勤、张师郑最后完成他的未完稿《文殊菩萨赴法会图》《普贤菩萨赴法会图》中的细笔表现部分并题跋，以表达其敦煌情愫。由此坚信，如果不是眼疾无法细笔，张大千还会执著下去，因为他亦在努力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只不过这个“初心”，是他对敦煌艺术的发愿；这个“使命”，是他志在弘扬敦煌艺术的责任感。故张大千喟叹的“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绝非矫情，而是由衷和必然。请问：如此喟叹，千百年来几人能有？它让人想到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敦煌在张大千眼里，不正是他爱得深沉的这方“土地”吗？难怪，晚年的张大千（时81岁）还饱满诗情感叹：“自种沙洲门外水，可怜肠断采莲歌”（沙洲即古敦煌别称）。如此情怀，非常人所及，正可谓“用情多深，爱有多深；付出多大，爱有多大”。 试问：一个有如此挚爱的人可能去伤害他深恋着的“恋人”吗？

张大千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上寺住地的卧室（汪毅供图）

三、张大千有一方特殊印章“老弃敦煌”。以此语入印，他意在鞭策自己笃力摹画敦煌，表达探艺不止的精神。除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还是中国以个人名义为敦煌洞窟编号第一人，即“张氏编号”。张大千还喜绘荷花（佛家为之般若花），一生创作近千幅（仅赠友人谢玉岑的便逾百幅），甚至还写下“荷花世界梦俱香”等诗句。他的敦煌之旅，既是探索佛教艺术之旅，又是礼佛之旅。他在所临敦煌壁画的落款中，常书“清信弟子”“近事男”“大千居士”“敬摹”“敬橅”“敬写”等。他甚至还为寺庙书法“大雄宝殿”，以亲近僧人，等等。 试问：一个如此有佛性及善根和敬畏佛教艺术的人，他能冒佛之大不韪去破坏以佛教题材而存在的敦煌壁画吗？

四、在敦煌莫高窟第251窟（张大千编号249窟）壁上，尚清晰地留有张大千的题记：“此窟塑像壁画皆六朝也，为世界极不得见之古物，来者应如何爱护之。”此题记为1941年，即张大千到敦煌的当年。如此匠心呵护遗产，足见其保护敦煌壁画意识之强烈，告诫后人用心之良苦，真所谓苍天可鉴。 试问：一个如此有敬仰之情、敬畏之心的倡导保护文物者可能出尔反尔去破坏壁画吗？

教育部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启示

五、张大千到敦煌仅几个月，便向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建议由政府加大力度保护敦煌壁画。于右任由此倡设“敦煌学院”（成立时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并提名张大千为首任主持人。这在1941年10月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西部日报》等中，对此有若干报道。由于在选择上，张大千志在做职业画家，故后来敦煌研所所长一职才改为常书鸿担纲。 试问：作为大力建议保护敦煌壁画与于右任提名拟任“敦煌学院”主持人的张大千会去破坏壁画吗？

于（右任）院长在甘（肃）倡设敦煌学院，由画家张大千主持（载《新华日报》，1941年10月26日）

六、1942年9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同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颁发聘书，聘张大千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试问：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张大千，难道他不知道责任在肩而去破坏壁画吗？

《张大千临撫敦煌壁画》（第一集）封面，大风堂出版，1947年第1版，为出版的最早的临摹敦煌壁画彩版画册

七、1943年2月，张大千在专著《莫高窟记》自序中，不仅笔伐流窜至敦煌的白俄军人对壁画的涂抹毁坏，而且控诉华尔纳用树胶粘壁画留下的斑斑残迹以及斯坦因、伯希和的窃取掠夺。 试问：一个与之不共戴天的人可能去同流合污破坏敦煌壁画吗？

八、当年，莫高窟中寺至下寺修筑有一条长长的围墙，于1944年竣工，被常书鸿誉为“莫高窟的万里长城”。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长城”却源起于张大千1943年向甘肃省政府的建议以及他前期的经费投入，即张大千甚至还出资雇工清理洞窟中的沙砾。对这段历史，张大千弟子巢章甫在《大风堂逸史》[2]文中写道：“师（张大千）捐资于洞前筑转墙数里以御之。” 试问：一个如此用心、用情、发力、倾囊修筑莫高窟“万里长城”以保护敦煌的人会去破坏壁画吗？

1950年1月，大千画展在印度新德里举办，其中若干展品为临摹的敦煌壁画，开了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展于国外的先河

九、1943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甘肃首府兰州举行，《西北日报》曾在当月13至15日连续三天在头版刊出启事。当时兰州，乃系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发声地。在兰州展出，与其说传递的是张大千“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信息，不如说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叫板。 试问：如果说张大千破坏了敦煌壁画，他敢在流言蜚语的发源地兰州大张旗鼓、光明磊落办展览吗？

十、1947年，张大千以大风堂名义出版《张大千临 撫敦煌壁画》画册。这本画册，是笔者目前看到的第一本宣传敦煌壁画的大型彩色画册，并以“大风堂”名义的行为方式来助力敦煌艺术。 试问：如此魄力，当时有哪个机构及艺术家能做到？如此殚精竭虑为宣传敦煌的人他可能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张大千临撫敦煌壁画》（第一集）内页，大风堂出版，1947年第1版，为出版的最早的临摹敦煌壁画彩版画册

十一、1970、1978年，张大千参加“中国古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会上，他为自己辩诬：“当时曾有人说我破坏壁画，在这里，得澄清一下。”对张大千辩诬的这种感觉，真让人不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慨。 试问：如果不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他敢在国际会议上一再“澄清”吗？

十二、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呛声肇始于1943年，正式提案起于1948年7月甘肃省参议会第十六次会议。经立案调查、函证，1949年3月甘肃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七次大会上做出最后结论：“省府函复：查此案先后呈奉教育部及函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电复：张大千在千佛洞（又名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最终结论被压入卷宗，既未对张大千公开致歉，也未对社会公布。1948年8月，兰州解放。囿于这个最终结论石沉档案大海而不为人知，致使后来不明真相者陈词再起，让张大千继续背锅“破坏敦煌壁画”，甚至名声不断发酵，误解再误解。对此，我不得不说，今天我们应该还张大千一个迟到的、久违的道歉！ 试问：如果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作为权力机构的甘肃省参议会当时能有如此结论吗？

十三、在谈及“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时，陈寅恪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影响的评价是：“敦煌学领域中的不朽盛事，更无论矣。”而张大千却自谦地说：“过去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 试问：在敦煌学领域中做出“不朽盛事”和欲“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而努力“尽书生报国本分”的人可能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1956年4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

十四、敦煌壁画是中华艺术菁华之一，集北魏至元约一千年来人神百态大成，既是形象历史，亦是中国人物画断代史的准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人员的组织构成，是指以他为代表，包括其子侄、弟子与喇嘛画师在内的团队。张大千系公认的大画家，亦是著名的画史评论家。作为画家与敦煌，张大千具有“全能”的表达，系敦煌壁画临摹、传播领军人物之一，敦煌学者苏莹辉称其为“临古与创新第一人。”据笔者比较和统计，张大千至少可以列出14个“最”而翘楚敦煌壁画临摹者。其“最”为：投入财力最大（400万，几乎拖垮贷款的银行）；临摹最早（以敦煌区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完整性而言。李丁陇赴敦煌的时间虽早于张大千，但仅临摹了莫高窟壁画，时间为8个月）；临摹时间最长（两年七个月，如加上赴敦煌之后的陆续完善或复制，时间长达20年。此不包括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体制内的画家）；临摹面最宽（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危山塔壁无不涉及）；临摹数量最多（摹本及其复制件计约300幅，粉本若干。摹本及其复制件主要为四川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民间、寺庙收藏，粉本收藏仅孙凯便达约50幅）；临摹壁画总面积最大（逾300平方米，其中单幅面积最大者为（《劳度叉斗圣变》，纵925厘米，横345厘米，约32平方米）；临摹作品跨度最长（包括北魏至元代约一千年）；临摹精准性最高（采用玻璃纸蒙描壁画，而此方法后来已不再使用）；临摹水准最高（张大千赴敦煌时，已有近20年职业画家生涯的艺术积累，特别是曾有1935年在洛阳临摹《天女散花图》和1940年在青城山画《南无观世音像》等经历）；临摹最具创造性（在观看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基础上，于资金、物资、学术、团队组织等方面准备更充分，故而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挑战性更强，即透过壁画表象研究分析，直接采取恢复原貌临摹而非写生或复制。凡现状有变色或破损处，尽可能研究和推测其本来面貌，使还原壁画妍媸立见）；感悟洞悉最深（对敦煌壁画中历代画迹演变的点评提要钩玄，精辟经典）；价值最高（一是张大千作为临摹敦煌壁画唯一的佛家弟子，融进了“除一切苦厄”的佛教情结、境界和理想；二是张大千作为职业画家，其学养和表现能力尤其突出，三是以蒙描方法临摹壁画原作，其构图、线条更为精准；四是收藏价值与市场拍卖价格最显）；影响最远；传播最广。 试问：有如此“最”综合表现的人会去破坏敦煌壁画吗？

（未完待续）

【注释】

[1]李旭东：《张大千与敦煌》，团结出版社，2018年。

[2]巢章甫：《海天楼艺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作者简介

汪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曾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