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賨人→板楯蛮

刘 渠

达州巴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当下，持关注态度的朋友，有人说达州市不在巴人的“聚居区”，由于固化了巴人活动中心在重庆的认知，以为巴文化研究的对象定位不当；而对賨人文化感兴趣的说，渠江流域是賨人覆盖的区域，应该以考察“賨人”问题为侧重点。两种说法涉及巴文化研究对象、研究方向路径问题。这么说来，学科概念上的界定就很重要了。

远古巴人（图片来自网络）

古代四川称“巴蜀”，跟山东叫“齐鲁”的指代是一样的。达州市处在川东渠江流域上中游地区，人类文化遗迹显示文明发轫自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4000年。上世纪80年代，先后正式发掘宣汉县罗家坝和渠县城坝两大古城遗址，由此揭示了达州市是巴人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学术界对照历史文献的记载展开探讨，川东北巴文化研究陆续又热了起来。

20世纪末，在宣汉县发现全国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罗家坝遗址，遗址中有大量距今5300年至45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罗家坝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古蜀船棺葬遗址并称为继三星堆之后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图片来源：《四川新发现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存》，2017年12月7日新华社报道）

因顾虑巴人、賨人是否张冠李戴，所以，笔者今天不说賨人“了不得”的故闻轶事，也不侧重谈賨人种种“独特文化”什么的，先把这个作为渠江流域先民的种族在名义上的演绎过程理一下。

渠县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 摄）

“巴”与“巴人”

需要明白的是，早期人类族群是基于种族血缘、文化传承、语言文字与其他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并有与之对应的活动地域。文献中的巴，有国名、地名、族群名称等概念，也有以巴为姓氏的。

1.“巴”国名、地名。国名又叫“巴子国”。战国中晚期，四川盆地内“蜀”西“巴”东，北“苴”南楚（峡江地区），以及渠江流域所谓“賨国”，分别覆盖。再往西“犍为”有夜郎、僰、徙、筰及白马羌等西南夷。西部蜀国较为强大，“苴”是它的附庸国。东边巴国与楚国由于长期战争，由强变弱、节节败退，都城已退避至阆中。实际上，当时川东地区有三个势力集团，分别是巴、賨、苴，重庆及峡江地区则属楚国。

史载末代蜀王无道，他的弟弟苴侯暗中勾结巴国，意图谋反闹独立。东窗事发后，三国之间挑开了一场战事，巴国难敌，只好求救于秦。秦国正愁没有借口，机会就送到了家门口。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张仪率军走金牛道，入侵蜀国，蜀王仓皇应战，葭萌关一役战败，蜀国亡。秦国回军时一举灭了巴国。过两年秦置巴郡于江州。楚国势力从此黯然退出了川东地区，收缩力量于长江南岸以保黔中。

巴国的地域范围，按《华阳国志》的说法，大致北起汉中、南至恩施，东起峡江、西及泸黔。《春秋·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年），周詹桓伯对晋人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从巴濮楚邓自西向东环状分布看，巴国地处川东，地望没有问题。《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封其宗姬于巴，子爵。从《左传》记载中，这支巴人史上极为活跃，他们在荆楚大地、峡江地区发生了许多故事。

《华阳国志》

2.巴人、姓氏。广义的巴人，凡是在巴国属地的各个族群，皆可称作巴人，即如《华阳国志·巴志》：“其属有濮、賨、苴、獽、共、奴、蜑之蛮”。学界先后举出好几个巴人群落，近年亦有泛巴山之巴论者。而狭义的巴人，主要有两支：廪君白虎之巴，射杀白虎的巴蛇之巴。西汉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西晋左思《蜀都赋》：“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概括基本到位，表明是一种民族杂居共处状态。

廪君白虎之巴发端于“夷水”（今鄂西清江），“廪君之先，故出巫蜑。”说是赤穴、黑穴五姓争神，巴氏“务相”立为廪君，君乎“夷城”（今涪陵）。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故称“虎巴”。这支巴人命运多舛，一直处于与楚、蜀强国死生博弈与不断迁徙之中。

射杀白虎的巴蛇之巴，《后汉书》记载始于秦昭襄王时，就是以“板楯蛮”称呼的。《华阳国志·巴志》：“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所谓“蛇巴”，是以巴为图腾的原住民，他们处在大巴山及渠江、嘉陵江两河流域，倚仗天然屏障的保护，很少受到外族入侵，是一支独立发展的族群。汉代叫“白虎复夷”，又叫“板楯蛮”，两晋时也有叫“弜头虎子”的。

渠县賨人文化陈列馆（图片来自网络）

3.何为“賨人”？《说文解字》：“賨：南蛮赋也”；而“蛮：南蛮，蛇种”。《广雅疏证·释诂》賨作“賩”，训义赋税，与賨字义相同，本义表示财货。以麻布为赋物称作“賨布”，纳税的钱币称作“賨钱”。《晋书·李特载记》引《晋中兴书》：“巴人呼赋为賨，遂因名焉。”算是一个权威的“官方”解读。汉世称夷人皆曰“蛮”。东汉许慎明确指出，以賨纳赋之人为“蛇种南蛮”，与武陵南蛮（盘瓠、犬种）相区别。武陵南蛮也有“賨布”之赋，我以为这是借用了巴人的叫法而已，《后汉书》里并不混同。賨读作宗（zong）,现代汉语读作从（cong）。称赋税为賨的这支巴人就被称为“賨人”了。读者应该记得，建安年间賨人李虎率五百家投了曹操，被派往略阳。他们一路上风餐露宿、吃喝无着，曾经“抄掠行旅”，引路人侧目，被称作“杨车巴”。既有賨人之名，又以巴人谓之，其实也没什么毛病。由此可知，“賨人”就是巴人名义上的演变，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存在实质性差别，因而没有必要纠结于“巴人”与“賨人”叫法上的区分。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賨人是巴人的一支。

渠县賨人谷（蓬州闲士摄）

賨人，大巴山地区的土著民族

大巴山地区是“蛇巴”的发祥之地。大巴山古称“蛇山”，有巨蛇出没。晋郭璞《山海经》图赞：“惟蛇之君，是谓巨蟒。”唐朝元稹官通州，他说“巴之蛇有万类，其大蟒尤甚”。按《说文解字》“巴”是个象形字，本义为虫，或叫“食象蛇”。“巴”的字型、词源与古老传说有关。应该是先民对这一地区的认识而有的传说，并且，先民们对这种巨蛇非常敬畏，以为神灵加以崇拜，成为族群的图腾。蛇巴人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大姓氏。

大巴山（黄文志 摄，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秦汉之世，这支被称作“賨人”的族群异常活跃，较多地参与了中原汉民族的历史演绎，故有不少文字记载。东汉时，賨人多次东征西讨，他们以长戈、木盾为武器，骁勇善战，号为“神兵”。朝廷官吏以其外形特别，以“板楯蛮”称呼，形象直观明了。

我们看到，自先秦以来，巴人—賨人—板楯蛮，或叫夷（白虎复夷）、南蛮，《旧唐书》写作：“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别名杂称不一。他们自成系统，有着独立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承，是世居大巴山和渠江、嘉陵江流域的土著族群。仅渠县境内发现的石制砍砸器、石斧、石锛、骨针、陶网坠、陶纺轮和其他生活用陶器等文物200余件，为宕渠先民遗留的生产生活器物，表明他们经历了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化大分工，终究促使其进行了土地开发，逐步发展为农耕文化，其文明发展步伐与中原相仿佛。商末，蛇巴（賨人）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华阳国志》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人“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春秋战国之际，以渠江流域的城坝为中心，或已建立部落联盟制邦国。秦并吞巴蜀，賨国亦随之不复存在。汉初，阆中賨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约与汉王“还定三秦”，賨人“数陷阵，为汉前锋”。汉王喜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这应当是世代相传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就把賨人的史迹推前至商周之际了。

渠江（邱海鹰 摄，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

西汉时，賨人继续受到优待，称作“义民”，因而世挺名将。“巴有将、蜀有相”成为两汉人文之大观。賨人多次出征。往西，抵御氐羌、白马羌南侵；往南，征讨桂林、武陵蛮。賨人队伍以长戈、木盾为标志，十分骁勇善战，充分展示了“前歌后舞”的气势。宕渠故城因车骑将军冯绲回报賨人出征，增修城池“大章志功”，故又叫“车骑城”。考古证明，城坝遗址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渠县城坝遗址（万绍荣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賨人”名号的时间跨度

《史记》《汉书》没有专门篇幅记述这个“賨人”，《后汉书》的记载才使賨人纳入“正史”。《华阳国志》为常璩所著，常璩为蜀人，成汉国散骑常侍，掌著作。他对我国西南民族的了解较多，志书史料价值很高，反映賨人的历史相对丰富而具体。综合各种文献判断，賨人的得名应该在秦昭襄王初（前306年）射杀白虎、刻石盟约之后。因为这支巴人出兵平定了“虎巴”上层集体的武装叛乱，有功于国；又因为受到“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政策优待，他们对税赋称呼为“賨”，正是其语音引起官方注意，那么以“賨人”代称，恰好与“虎巴”加以区分。汉初，又有“还定三秦”的首功，其“前歌后舞”的战舞被纳入宫廷，真是荣耀有加。三国建安时（216年），刘备对“宕渠侯国”的“賨邑侯”杜濩，特颁金印一方，表明族人上下欣然接受“賨人”称号。直到东晋末（420年），渠江流域受到僚人冲击，宕渠文明废毁，賨人四散逃亡。“賨人”名号前后历时700年左右。

賨人咂酒（图片来自网络）

賨人历史悠久，以“巴人”“巴渝舞”见著于世。我们讲“賨人文化”，也是巴文化一定区间的文化现象；达州巴文化涵盖了賨文化，学科定位没问题。当然，打造“巴文化高地”应当立足学术，尽精微方可致广大，服务现实，进而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8年9月15日，宣汉县举行千人巴人舞表演（冉奎 摄）

方志四川 篆刻：殷智

来源：达州晚报（2020年7月22日第8版）

作者：刘 渠 （渠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