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刚《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6日 05版）

    良渚文化神徽 资料图片

良渚博物院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986年，牟永杭在反山发掘时观察玉器。资料图片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在良渚遗址现场 资料图片

北京时间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在良渚申遗成功将满一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中国几代考古人是如何一步步“发现”良渚的；展望未来，又还有多少关于良渚文化的未解之谜有待继续探索与发现。

吴越史地研究会  

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我们看见了两处良渚的身影：其一是文章开卷之近末尾处，“1936年秋……西湖博物馆在浙江杭州良渚附近，试掘了6处龙山文化遗址。它们的文化‘相’与在河南山东的有显著的分别，是很容易分辨的。”其二是在梁思永关于龙山文化区域划分中，在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外，专辟一区：杭州湾区，“这个区域包括杭县附近的遗址。这个地区内的陶器的特征，有着高度不同的圈足的豆和皿，圈足杯，具有或没有圈足的短颈罐和实足的特式的鼎。大量的圈底、圈足和平行横线的凸纹，是这个地区所以异于其他两区的特征。圈底显示出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异。”杭县即余杭，良渚所在地也。

我们已经看到了良渚的出现，或者说出现之初其陶器的特色，梁思永也明确了良渚出土文物，异于其他两区的事实，但仍归属于龙山文化一脉。

梁思永是怎样知道良渚的？当时吴越江南及杭州湾区发生了什么？

赵晔在《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中认为，受千百年来圣帝明王体系的影响，当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轰动世界的几项考古活动，首先是周口店，还有河南仰韶、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河南后冈等，均集中于黄河流域，江南仍被视为蛮夷化外之地。吴越后人为此而烦恼，而被刺激，而被触动，而不信有吴越春秋岂无远古文明。“拿证据来！”这一句话改变了人们的大胆猜想，而成为潜心研究，然后再去动手动脚找东西。

一个在中国考古史及良渚发现史上被偶尔提及的名字出现了：卫聚贤。赵晔的作品中给了卫聚贤一个公正的评价：“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变化，由卫聚贤等文化界名流发起组织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在追溯吴、越文化源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吴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遗物。吴越史地研究会创办的《吴越文化论丛》，在传布吴越文化及其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卫聚贤是何方神圣？卫聚贤，号卫大法师，出身贫寒，好读书。他在太原商业专科学校未毕业即往北平。他是清华国学院中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文凭，就连中专都没有毕业的学生。1926年，卫聚贤以《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的论文参考，并被录取。毕业后，卫聚贤先在南京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国民大学作科员。北伐战争结束，曾于1928年8月，被派带领一个小组途经上海，前往北平接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嗣后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卫任该部编审，兼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之职。其间，偶然发现了出自杭州的3件石镞。

卫聚贤与杭县古荡考古

1936年3月，南京，正潜心于吴越研究的卫聚贤，偶见立法委员何遂，其当即出示3件石簇，“请卫大法师掌眼”。卫聚贤一看：“老的！”便问“何处购得？”“杭州。”古董商的话一般不可信，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意，会保守来源地的秘密，甚至指北为南。但卫聚贤因为熟悉史地而又首创研究吴越文化之故，忽然有启发：倘若吴越之地有故事，吴越先民亦肯定有故事，吴越之地在远古倘是不毛之地，焉有吴越春秋？稍后，卫聚贤赴杭，遍访古董市场，卫大法师不仅见识了杭城古董之繁，而且购得一枚石镞一件石铲，可谓大喜过望。当然是老的，因其制作加工故，年代当为新石器时代。可是当问到器物来源地时，古董商便开始信口开河，有说内蒙古的，有说金沙江的，有说四川的，可谓众说纷纭。倘要取信古董商只有一法，即说明自己不是古董商，卫氏以此法得一古董商指点，杭州西五公里杭县古荡是也。卫聚贤邀约周泳先赶往古荡，当地正在修建公墓，有挖出来的各种石器，人皆视为无用之物。卫、周二位却如获至宝，经拣选后广收残整石器铲、戈、镞等30余件（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卫聚贤对古荡遗址的发现，取了极为认真的态度，他在公墓现场所获是古物，但缺乏地层依据，决定联手西湖博物馆在古荡试掘。试掘人员中有时任西湖博物馆助理的施昕更。试掘一天的收获是，石器16件，印纹陶片3块。时在1936年5月底。

试掘收获在外行看来少得可怜，在内行看来其前瞻性意义却非同凡响：其一，何遂及卫聚贤从杭州购得之古石器，得到了出土地确认；其二，古荡试掘对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施昕更对良渚地区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正是由古荡试掘所激发。古荡的发掘催生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良渚的发现，又与何天行及施昕更两人关系密切，他们对良渚文化的发展都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不久，蔡元培题签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问世。

何天行与施昕更

1935年，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读的何天行，在考古课老师卫聚贤的影响下，沉醉于考古学，也是在杭州古玩市场得到线索，是年暑假对杭县良渚、长命桥一带实地考察，征集并采掘到若干石器和陶器。那一个闻名考古界，其边沿有十一个刻画符号的黑陶盘，就是何天行在良渚采获的。1936年大学毕业，受卫聚贤等古荡发掘的影响，又到杭县良渚、平窑一带踏访，并从农人家中收集石器、黑陶100多件。当时城子崖发掘及优美的黑陶早已风传报章，有图片，何天行对照后认为，良渚同样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遗址。何天行的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惊动了蔡元培与甲骨文学者、考古专家董作宾，获得肯定和赞许。何天行遂即整理完成《杭县良渚之石器与黑陶》，蔡元培题签，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发行。

施昕更于良渚是又一个重要人物，良渚，是他的故乡，少小时便见到当地有玉器、黑陶和石器出土，有古董商在村子里收购，玉器为贵重者，黑陶和石器则弃之不顾，有的为农人喂鸡养鸭置放食料所用。施昕更参加古荡试掘后的观感是，古荡出土之物与良渚所见几乎一样。良渚，家乡故里啊，忽然在施昕更脑海里，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神圣且神秘的感觉，谁知道它的地底下埋藏着怎样的宝物，怎样的历史。古荡试掘后次日，即1936年6月1日，施昕更回到良渚收集石器，获得了戈、铲、凿、镰等器物。7月、11月，两次赴良渚踏查寻访，在棋盘坟附近一个干涸的水塘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交给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馆长看后以为是很古的东西，鼓励他要好好研究，说不定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其时，城子崖考古报告已问世两年，施昕更在省图书馆查看资料时发现，如获至宝，始知良渚发现的陶片应称作“黑陶”，与山东龙山出土物有相似处。于是拟作考古发掘，根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由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决定对良渚一带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时间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分三次进行。一、二次的发掘地在棋盘坟，发现了红烧土、残石器、残豆把和黑陶片百余件。曾经判断这里是古窑址，从出土物种类分析非仅窑址也，还是一处古文化遗址，所以第三次发掘扩大范围至安溪、长命和大陆等乡镇。其收获可称空前：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或遗存12处，出土文物计陶器有：鼎、壸、簋、盘、豆、罐等；石器有：斧、钺、有段石锛、破土器、犁、镞等；璧、环等少量玉器也开始从地下露面。发掘结束后的同年4月，西湖博物馆特地邀请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董作宾访杭，并到良渚实地踏访，对施昕更的工作表示满意，对良渚文化有美好的展望。然后是以《城子崖》为样本，施昕更写考古发掘报告，名为《良渚》。作者另有对良渚的释名，高雅而具远见卓识：“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杭县境内的古遗址分为三区，良渚列二区。报告副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良渚》一书在“绪言”中说：“如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我们更需要广泛的在未开辟的学术园地，作扩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区域的遗址，不同文化的遗物，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来建立正确的史观。这是考古学上最大的目的。”施昕更所言，俨然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考古学家所论，其实当时他只有25岁。作者又称：“浙江在春秋以前，就有一种若明若昩的感觉，真是文献不足征也的遗憾。”关于良渚黑陶，施昕更不能超脱当时学界的一般认识，即良渚黑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但作者在《良渚》中的记述却是假设性的：“浙江的黑陶或许是较晚于山东，而亦不妨假定古代沿海平原，区域文化沟通发展及民族繁衍之痕迹，浙江黑陶文化可说是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传布关系而产生。而形制上大致相同，属同一系统产物外，究还有若干的异质成分，当为吴越民族所遗留，吴越民族自古为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之一员，盖可断言。”施昕更此番论述，其用词之缜密，如“或许”“假定”“异质”等留下了诸多伏笔。而关于吴越民族之论，已在追溯良渚人、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了，殊为难得。在《良渚》一书中，作者把玉器列入“其他类”，有精彩的描述：“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杭县的玉器，都是墓葬物。据掘玉者称，以斩砂土及朱红土为标识，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在出土时所见的葬仪，是很值得注意的，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齐全，多者竟达百余件，而所置部位，亦俨然如周礼正义圭在左，璋在首，虎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的情形相符节。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优劣之别，一方面固因环境不同，一方面更为当时殉葬的阶级制度不同所致。”对玉器的介绍，施昕更有“曾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语，举凡琮、璧、环等，无不具备。并称“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施昕更笔下，良渚玉尽善矣！尽美矣！

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玉器的精美，举世无匹，但对此一宝物的认识，可谓筚路蓝缕。从金石学到田野调查现代考古发掘传入中国，“经过60年考古实践，20年古玉实物考察，才逐渐揭开奥秘，认识其真面目的”（汪遵国：《文明的曙光：论良渚文化玉器》）。中国人爱玉、重玉、制玉，亘古皆然，其时间远在文字发明之前。中国古代玉器，以其温润细腻及雕琢之美的特有形式，记录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包括社会心理、风俗、审美乃至神话传说之源流。玉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特色独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良渚玉器出土的历史，近追清代初年皇宫就有收藏，其时良渚玉第一收藏家，乾隆皇帝是也；藏品中有玉琮，带沁色，古而艳，乾隆为之取名曰“辋头”，又为之断代曰“周汉古玉”。长时间以来良渚玉器被定义为周汉古玉，始作俑者乾隆也。远追南宋官窑烧制的最具特色的瓷器——琮式瓷瓶，有专家认为良渚玉，尤其是造型独特举世无二的玉琮，早在宋代以前就有出土。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著《古玉图考》，录有玉琮，这是历史上玉琮的第一次以考证方式，被载入图册，同时还有精美的绘图、尺寸、颜色、比例等内容。人们始知这种内圆外方的玉器，正是古代典籍名之为琮，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其源头在良渚，良渚人所造之良渚玉琮是也。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86年，浙江考古界经历了一段郁闷乃至痛苦的时光。自70年代后期始，良渚文化的发掘屡有收获，先是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大墓，上海亦于发掘青浦福泉山良渚遗址时，有大墓出现。所谓大墓乃规格更高之谓，墓穴中规格的判定是陪葬品的多寡。而良渚墓葬之最有价值的陪葬品，非玉器莫属了。

浙江是良渚文化的发现地，大墓的发掘却一直是空白。浙江的考古人都在心里呼唤：琮啊，璧啊，良渚大墓啊，你在哪里？1982年上海福泉山遗址的发掘，给出了另外一种启示：良渚文化大墓与高大土墩的关系，这些土墩又往往被称为“山”，而良渚所多的是这样的“山”，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是也。实者非山而是层垒之土也，是叠筑的墓葬，考古人称之为“土筑金字塔”，喻其宝贵也。浙江良渚文化考古发掘的一个里程碑是在反山，高大土墩也，时在1986年5月8日。考古人注目反山，还与“文革”时挖防空洞有关，相传曾出土过玉器。反山的西端有路，从路边暴露的断面观察，却没有遗物。那是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约4米的土筑高台墩。发掘开始后，先是掘出并清理了11座汉代墓葬。再挖到1米半深时，已不见任何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此墩应是良渚人的堆筑，看来已不成问题”。但这毕竟还只是判断，有经验的成分，还要看运气如何。兹事体大，须小心应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在《神巫的世界》中的记述如后：“于是领队王明达指挥大家，一遍遍地在这平面上进行刮铲，在编号为T3的探方中部，首先找到了一个南北长约3.1米，东西宽约1.65米的像墓葬形状的遗迹……当挖下去五六十厘米后，未见任何遗物，这已经超出了以往认识的良渚墓葬的深度。”这时候的发掘者往往会着急、犹豫甚至怀疑，曾经认识的良渚墓葬，小墓也，所获得的经验自然有局限。但继续挖，挖下去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这时候需要一个人，一个决断，一种智慧和担当。刘斌继续写道：“此时王明达仍然很坚定，坚持继续向下挖。在清理到1米左右深时，第一件良渚玉器终于露头了，当确认是一件玉琮时，王明达激动地跳了起来……”此即反山12号墓，出土了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玉琮的重量达6.5千克，整体宽扇厚重，射部如同玉璧的形态，除四角分层雕琢神徽外，在四面的竖槽中，均刻有两个完整的竖槽图案，这种雕刻的方式也属于仅见，因此被称为“琮王”，玉钺为“钺王”。

反山的发掘从5月到10月，笔者有幸在10多年后目睹现场，直至2019年旧地重游，虽已成为旅游景点，但墓地依旧，玉器为仿制品，其摆放位置按考古记录一如当年。当年何年？5000年前，5000年前的江南水乡，5000年前的吴越先人，5000年前的手工创制，5000年前的神圣精致，5000年前没有铁器，5000年前的良渚人如何寻玉、开料、琢磨刻画出比头发丝还细微的线条？反山12号墓是神人精灵魂魄气息所在地，刘斌说：“我有幸承担了这座墓下面的清理工作。”他手中的竹签插进土里，他是在寻找玉器，他仅仅是在寻找玉器吗？他在寻觅一处源头，那是我们古老辉煌的文明发源地，触摸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此时此刻，能不生出何其幸运的感叹！

神徽真面目：寻找两只手

良渚的发现，似乎永无穷尽。琮王和钺王陪葬的墓主是谁？他无疑拥有特殊的身份，但怎样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考古人曾经见过的玉琮上的图案，原来被视作兽面纹饰，其实不然。刘斌说：“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图案，在反山挖掘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一派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气概。

但发掘者对此神徽的认知，却不是一步到位的。盖因羽冠兽面神人手臂等处的浮雕，细微到似现似隐，如烟如雾，加上在野外，光线明暗不定而模糊，几被忽略，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只当是云雷纹饰密布的底纹而已。当反山的出土玉器被小心翼翼地送进库房，经过整理后，领队牟永杭复端详这个兽面神人像，他想弄明白朦朦胧胧中的所有细节，然后判断此物何物，它和玉琮的关系是什么，于是便有了刘斌《神巫的世界》中的有趣记录：“牟永杭先生爱好摄影，试着用各种光线拍摄玉器上的纹饰，有一天摄影师张超美在观察刚刚冲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边的纹饰，她惊奇地叫了起来，说：‘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口来看照片，我们很快都看清了，那确实是两只手，大拇指向上翘起，是那样的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样的两只大眼睛。”读完图片以后再看玉琮，便是豁然开朗了：“在侧光下，我们终于看清了刻在琮王竖槽中的神徽的真面。”它是良渚人心目中神的形象，它是良渚人唯一的神。它也明示了墓中人的身份——王，或者巫，而巫、王一也。

无尽的探索与发现

玉琮是良渚文化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既非开始，也非终结。反山发掘之后是瑶山、汇观山，以及山顶多重土色的祭坛。然后是良渚古城，及其中心地带莫角山遗址。2007年12月3日，《光明日报》以《良渚古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为题，向世界公布：“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发现一座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良渚古城。”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我们现在所说的良渚古城，由古城的核心区及城外祭祀地及良渚水利系统组成。其中有绵延5000米的塘山土垣，至2014年共发现水坝10处，与土垣组成了古城外围的治水体系，“通过碳14测年，则可以相对了解到水坝营建的绝对年代。目前，水坝的测年数据都落在距今5100年至4700年，属良渚文化早中期，与莫角山高台的始建年代，反山王陵的年代基本一致”（朱雪菲：《神王之国》）。水利专家告诉我，这匪夷所思的水利设施，在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约13平方千米的水面，蓄水量约275万立方米。测年数据还显示，良渚水利体系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它是在数以百年计的时间内，在湖沼湿地环境中，不断完善、建造而成。治水即治国，良渚古国乃首创首善者也。笔者多写几句水利，呼之欲出的便是良渚农耕了。没有坚实的农耕为基础，何来制玉，何来神徽，何来琮王？农耕之初，先是野生稻，后来培育稻，水稻也，与水密切相关。《天工开物》云“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良渚多水，且有水利系统工程。

在良渚，石犁、石锛、石镰、石刀、千篰、竹罱等农具的先后出土，给出的信息是良渚当时已非刀耕火种，而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生产力大为提高的犁耕农业。在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那件带木座的石犁，连托带底有1米多长，再算上前面拉犁的人，后面掌辕的人，那么这件石犁使用时所占用的前后间距有3至4米，因此推测良渚文化时期，每个田块的面积已相当可观”（朱金坤：《饭稻衣麻》）。千篰与竹罱，均为取河泥以作肥料的农具，上世纪50年代笔者儿时，崇明农人还使用千篰挖河泥，先木质，后铁质，其称谓未曾变过，千篰是也。竹罱，是用两根长竹竿底部连着可开启的夹子，坐小船于河中间，深入河底夹取淤泥再放进船舱而积肥，江南水乡多此景象，南宋毛珝以此入诗曰：“竹罱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可插种，胜似贾贩岭南归。”良渚人，食稻之民也。

至此，良渚的发现已渐趋丰满，却远未完成。良渚人的祖先是谁？良渚玉琮是怎样远走至南越王墓、三星堆、金沙遗址、殷商妇好墓的？当良渚时代，中国与世界特色各具的满天星斗的文明之星火，是怎样互相碰撞的？5000年前的世界，是随大江大河而涌现的人类早期文明相映生辉的时代，良渚其一也。它尚玉，它以玉琮为代表的礼器是礼制的开始，它的神徽是良渚人信仰的明证，它的刻画符号及文字，是当时之世文明信息的传递，它代表中国，它怎能不代表中国？且看良渚古城就有8个故宫之广大……

还有卞家山码头及一件木桨，一只出土的完整的独木舟，良渚人，你是要去远航吗？

    （作者：徐刚，系诗人、作家，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