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又简称唐碑，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地面文物中保存至今年代最久远者，成都市唯一一通唐碑。“三绝碑”镌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裴度撰文，柳公绰书，鲁建镌刻。因裴、柳、鲁三人皆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此碑文章、书法、镌刻均精湛绝伦，故得此名。

“三绝碑”位于成都武侯祠大门与二门东侧碑亭中，由碑帽、碑身组成，无碑座，外有砖砌碑亭保护。碑刻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厚27厘米；碑帽为半圆形，下部同碑身同宽，两侧弧形边缘镌纹饰，以折枝花饰为主，其余镌云纹图案；碑身为长方形，碑面刻正楷碑文，共22行，每行约50字，分序和铭两部分。正文文字虽皆清晰，但除题目及上、下款三行外，其余各行上部、下部曾有补镌。在碑的正面、碑面的空隙处以及碑的两侧还有历代题刻共十六则。

“三绝碑”碑亭（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唐宪宗元和四年，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领裴度、杨嗣复等27位僚属到武侯祠拜谒，为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之情，铭记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武元衡令节度府掌书记裴度撰文立碑，缅怀蜀汉遗德，以此激励后世。

在序文中，裴度驳斥了西晋陈寿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和北魏崔浩对诸葛亮功业未就的责难，认为诸葛亮率领“节制之师”推行“化成之道”，有“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表达自己对诸葛亮才能德行的钦慕之情。铭文为四言骈文，共六十四句，裴度概述了诸葛亮的不朽功绩，又将其和前代名臣姜尚、伊尹、晏婴、萧何、张良等人相提并论，称赞诸葛亮兼有这些名相之长，最后以“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岭，入海际天，知公德音”作结语，言诸葛亮虽已故去，却如同高山流水一般存于天地之间，记于蜀地百姓心中。

“三绝碑”拓片（来源：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官网）

裴度写此碑文不仅赞颂诸葛亮，更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引古证今、借古论今，指出当时处于藩镇割据的唐朝，时局动荡，屡有叛乱发生，与昔日汉室情况相似，他期望唐朝当政者能效法诸葛亮，削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裴度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官至中书令，封晋国公，成为唐朝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主政后，以诸葛亮为榜样，身体力行，辅佐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实现了“元和中兴”的盛况。

碑文写好后，由柳公绰书丹，鲁建刻石。柳公绰，陕西耀县人，时任成都少尹，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兄长，柳氏兄弟书法造诣旗鼓相当，柳公绰字体端肃浑厚，造型严谨，为唐代楷书中的典范。鲁建，唐代蜀中名匠，其刻工精湛洒脱，刀法刚劲有力，准确再现了书法作品的原貌。

三绝碑（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 供图）

“三绝”之说，是明弘治十年（1497年）四川巡按、监察御史荣华首先提出的，他在碑上题跋赞美诸葛亮功绩和裴文柳书 并称三绝：“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清嘉庆《四川通志·金石》载：“诸葛武侯碑，治南城外里许武侯祠内，俗称三绝碑。”这是“三绝碑”之称正式在文字中出现。清道光九年（1829年），华阳潘时彤纂修《昭烈忠武陵庙志》，其中说此碑文章、书法、刻技均美而称其为“三绝碑”。

自“三绝碑”刻建后，不断有人在上题识、留名。碑面除裴度正文外，有题跋四则；碑阴除二则与碑面正文同时题刻的名衔与题记外，另有题名、题诗六则；碑两侧有题记一则，题名四则；按朝代分，其中唐人四则，宋人六则，明人四则，清人二则。这些历代题刻，大多是到蜀中任职的官员前来拜谒武侯祠时所留，有的感叹“三绝”之精妙，有的追忆蜀汉之风貌，有的记录碑刻及祠宇之沿革，为“三绝碑”不断注入更持久更厚重的内涵和底蕴，丰富了它的观赏价值、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三绝碑”历经千年沧桑，字迹虽有磨损、掩刻的情况，但整体碑貌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拜谒、欣赏。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