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古都西安，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望这段历史，如果当年没有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迁校的历程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或许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两所分别位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同样蜚声海内外的交通大学。

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

1955年4月6日晚上，上海徐汇，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特殊电话。这次北京来电中所谈的内容，也直接影响了彭康校长以及许多交大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

在彭康校长接到电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3月30日，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 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0年代，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正门

3月31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向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人报告，并得到圈阅同意。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4月6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以电话告知的形式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同志。其后，高教部于7月21日正式发文通知交通大学：“经我部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 决定你校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

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家属陆续迁往西安

1955年4月9日，彭康校长根据高教部的电话通知，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并指派总务长任梦林等人去北京高教部接受新校址的筹建任务。

５月，彭康带领朱物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琳、朱麟五几位系主任和老教授奔赴西安，共同察看和商议校址，最后选择了西安市和平门外、东南近郊、离市区1.5公里的皇甫庄一片黄土地作为新校址。新校址的对面是唐代兴庆宫和龙池遗址。

踏勘新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由副校长陈石英任主任委员，教务长陈大燮、总务长任梦林任副主任委员。党内成立苏庄、邓旭初和任梦林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设备装箱

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建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

1956年7月20日，在副教务长张鸿带领下，第一批教职员工和家属迁往西安。8月10日，副校长苏庄率领600余名学生和400余名教职工和家属乘火车到西安。9月初，2133名新生直接到西安校址报到。这样一二年级学生共3906人，教师243人，员工572人，已可以正常开展教学活动了。

首批交大迁校教职员工踏上西迁旅途，图为当时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欢送的情景

迁校起了风波，周总理提出三个方案

本来按照已定迁校方案可操作下去，但随着1957年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一部分教师对西迁存在的不同想法，迁校起了风波。

当时国际上中美大使级会谈趋于缓和，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大环境有所变化，交大校园内对于是否继续迁校也有了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迁校是中央的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应该迁。但是，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迁到西安是不正确的。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不要全迁，或缓迁、或在西安设分校。交大党委及时向高教部汇报了不同意见，原本进行中的各项搬运工作及西安的基建工作由此被暂停。

建设校园

党中央、国务院、高教部都非常关心交大的西迁， 周恩来总理对此更是非常重视，他决定亲自过问并处理这一问题。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连续3天与交大教工代表和领导谈话。5月28日，周总理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彭康校长和著名教授陈大燮、程孝刚等座谈，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2点，周总理也在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强调：“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根据西北工业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必要的。1956年从十大关系、新形势新安排，是可搬可不搬，但西安已经招收两千多名新生，西安校舍基本建成，家也搬了一半，是‘骑虎难下’，……交大问题如何解决？着眼点还是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对于迁校，周总理提了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不勉强；要有多数人去，交大的老底子还保存……

第二个方案 ，新的形势，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还有需要。

第三个方案 是折中方案，向师生进行动员，愿留西安的可留西安，对支援西北人民有好处，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大也有利……

周总理最后说：交大的一举一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大同仁一言一行必须照顾大局，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交大自己讨论，决定后再上报高等教育部批准。

广大师生听取了彭康校长传达的周总理讲话，经过两个多星期的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周总理的讲话亲切、中肯、全面、客观，信任交大师生，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由交大师生自己决定，尊重交大师生。于是，交大党委根据广大师生的意见，在1957年6月23日向高教部上报：“ 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学校，统一领导。”

从交大的两个部分到各自独立的两所高校

1957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笔致函杨秀峰，通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全文如下：

杨秀峰部长：

八月四日高教部报告和九月四日你的来信均阅。关于交通大学解决迁校问题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再正式函告批准，请即命令公布，以利进行。

周恩来

一九五七.九.五.

1957年9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批复》，正式批准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 风波过后，迁校工作继续进行，差不多近两年间，交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分为西安、上海两个部分。

建设校园

时间到了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比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许多不便之处。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 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同志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同志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学生们在西迁后的交大图书馆阅览室

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上海新村”

回顾交大西迁历程，很多事情不是一纸命令就能做成的。而当时，在师生员工对西迁有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彭康校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

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

交通大学西迁之时，彭康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举家西迁，在西北扎下根。

彭康校长

处理迁校过程中，彭康校长通过上海的有关部门， 动员一批理发、修鞋师傅配套西迁，在西安教工宿舍形成一个“上海新村”，使师生员工很快适应西安的生活。

一对教授夫妇动情地在“西迁”回忆录中写道：“在搬迁前十几日，总务处就派人到各家，帮助教师把所有家具用麻袋、草绳仔细地捆扎好，甚至把煤球炉也捆得好好的，使我们一到西安就能生火做饭。列车一到西安，学校立刻派车把我们接到教工宿舍。到宿舍一看，都惊喜绝了：一切家具都已安排妥当，房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碗筷、碗勺都放在原先的包裹里，我们只要打开铺盖就能休息了。这一切都是彭康校长安排的。”

1956年9月起，彭康在西安主持兴办了 数理力学系、无线电系、工程物理系等7个尖端新专业，连同迁来的 电机、动力、机械各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格局。

西安教工宿舍外景

他们把校风、教风、学风扎根在黄土地上

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 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

“ 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西迁时已57岁，接近花甲之年。而且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并且周恩来总理也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决然，安顿好夫人后，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迁队伍之中。

授课中的钟兆琳教授

到西安后，钟兆琳没有以教授自居，和广大师生一起，天天吃食堂。他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的教授。年近花甲的钟兆琳，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地上将西安交大电机系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此后又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钟教授直到80岁高龄，仍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学习维吾尔语，为新疆人民服务。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他也是中国锅炉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作家冰心的外甥女）决定，将自己位于牯岭路（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至今有人说起此事，认为他们太吃亏了，房子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陈学俊这样解释道：“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对房子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了。”

陈学俊教授和家人

陈学俊来到西安后，开始指导研究生研究两相流与传热课题，他在国内外首先提出 “液膜倒置”现象。夫人袁旦庆则带着40多位教员，在果园、荒地上，建起了实验室，编写教程，培养年轻教师。两人将大半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西安交大。离休后，陈学俊和袁旦庆拿出积蓄，资助了数十位陕南农村的贫困孩子上学。2017年7月4日，98岁高龄的陈学俊教授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的陈大燮教授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他卖掉了在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作为我国热力工程教育的开拓者，陈大燮教授同 杨世铭教授一起，将热工教研室完整地搬到了西安，也把交通大学的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牢牢扎根在西北黄土地上。他在生前立下遗嘱，自己的遗产不留给后代，这样对后代有益。去世后家属遵其遗言，将留下的3万元储蓄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夫人去世，女儿又将其留给夫人的一万元生活费悉数捐献。西安交大以此4万元为基金，设立“陈大燮奖学金”。

陈大燮教授在指导学生

没有晚开一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没有因为迁校而晚开一天学、迟开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当时到西安的学生 徐通模（后任西安交大校长）回忆说：“那时西安他们是这样形容的—— 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西安的生活条件和上海根本不能比，十分艰苦。一群热血青年学生对学校西迁充满信心和热情，电制53班学生在1956年3月，提出了“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祝贺学校西迁。据交大校刊记载，从1956年3月4日到6月6日，有41个班级在“西安”胜利会师，全体同学实际跑步路程累计8万多公里。

开学典礼

西迁中不仅有著名的教授，也有讲师、助教、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地，交大人自豪地说：“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我的家。”

当时西迁的教工中，年龄最小的 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 沈云扉，当年已66岁。沈云扉再三婉拒学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自己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学校的驻沪办事处。

有一位“老花工” 胡全贵师傅，从上海到西安，他为交大的绿化事业奉献了一生。六十多年前从上海同时迁来的梧桐树，如今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当他退休要回老家时，却有人看到他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抱着他培育长成的梧桐树失声痛哭。

西迁后的交大校园

60多年过去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这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各自走过了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都成为国家“211”“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取得了辉煌成绩。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双一流”建设（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争创世界一流学科），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双双荣列“双一流”建设名单。

从上海到西安，两所同宗同源的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部分图片源自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特此鸣谢）

来源：档案春秋

作者： 邵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