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原属茂州的石泉县改隶绵州管辖，源于茂州羌人动乱，为堵塞茂州与石泉之道，减少两地联系，孤立石泉一带的羌人，防止动乱向石泉蔓延。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说，西北羌族打败了土著戈基人，成了岷江上游的主人。事实上，土著羌人虽然被打败，但仍然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史记·西南夷列传》在记述汉代初年西南地区居民状况时说：

 “自邛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

位于大山深处的北川古县城禹里

 所谓“邛以东北”，大致包括今阿坝州及北川关内地区。司马迁曾经出使西南，在考察大禹治水遗迹时，还“西瞻岷山及离堆（都江堰）”，对这一带的民族状况有所了解。在他眼里，当时这里生活着以冉駹为首的几十个部落；从风俗习惯看，他们有的是土著，有的系迁徙而来，文化传统不尽相同。此后，《后汉书·南蛮西夷传》说，这一带的大山中生活着“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华阳国志》也说：汶山郡境内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等九种少数民族部落。上述几部典籍的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即肯定了汉代这一带的居民是与中原汉人不同的“蛮夷”，但其群体间又存在着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老照片：饮咂酒  

 到了唐代，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受到“吐蕃东渐”的严重冲击。唐代初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在杰出首领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实现了各部落统一，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奴隶制政权。随着实力增强，吐蕃势力逐渐向东扩展。据《旧唐书》记载，公元662年，吐蕃击败位于青海的吐谷浑后，又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等诸羌部落，率众20余万，直抵松潘西境。原羌人聚居区大多成为吐蕃的占领区，四川腹地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王朝多次发兵反击，维州（今理县）、茂州、松潘成为双方长期争夺的地区。由于石泉县（今北川）介于松、茂与东南汉区之间，自然成了唐军防御吐蕃的战略要地和反击吐蕃的前哨阵地。《石泉县志》说，唐军大帅李晟、韦皋“先后大破其军”。李晟、韦皋率领唐军反击吐蕃的情形，《资治通鉴》作了如下记载（原文大意）：

 大历十四年（779），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分三路进兵：一出茂州，―出扶文，一出黎雅。唐王朝发禁兵四千人，由李晟率领；又调集陕西、甘肃、范阳之兵五千，由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率领，一起救援四川。东川出发的官军从江油赶到白坎，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击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

 贞元十八年（802)，由于吐蕃进攻灵州、朔州，并攻陷麟州。为减轻西北战场的压力，唐王朝命韦皋率兵三万，分九路出击，进攻吐蕃所占领的维州、保州、松州及鸡栖老翁城。唐军转战千里，共攻占七座城、五个军镇，焚毁城堡一百五十个，斩首万余级，俘获六千，迫使六千户投降，还包围了维州及昆明城。

 这些记载，反映了唐代吐蕃攻陷今凉山、甘孜、阿坝州一带的咄咄逼人之势，以及唐军反击吐蕃、收复部分失地的史实。  

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反击吐蕃后，在今阿坝州理县薛城修建的筹边楼  

 唐军与吐蕃之间多次展开激烈的攻防战，《石泉县志》单单提到“李晟、韦皋先后大破其军”，因为这两次反击吐蕃，都有唐军经由北川向茂县方向进兵。802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率兵三万，分九路出击，大败吐蕃，收复了大片失地。清代《石泉县志》说，为了防止吐蕃顺北川峡谷南下，韦皋还在今青石修筑了名叫威蕃栅的营垒，驻军守卫。  

禹里以西的青石，是古北川县城所在地，唐代曾在此设置威蕃栅，扼守吐蕃进入内地的通道  

 禹里场镇中心的酉山。韦皋所收复的失地中，有个地方叫鸡栖老翁城。在北川禹里的街市当中，有一座小山叫酉山，古时候叫鸡栖山，禹里也因此被称为鸡栖城，或者鸡栖老翁城。清代的《石泉县志》记载，说韦皋所收复的鸡栖老翁城，就是石泉县城，也就是现在的禹里。元《一统志》也说，鸡栖城在茂州东北一百七十里，这个位置也正好是现在的禹里。  

 唐王朝在松潘、茂县等地与吐蕃反复争夺，历时达两百年之久，虽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未能迫使吐蕃退回到青藏高原。吐蕃压缩了羌族的生存空间，也促进了羌族各部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部落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到了宋代，北川和茂县一带居民的文化特征趋于一致，都被称为“茂州蛮”或者“西羌”。《宋史》就有记载，说“自石泉至茂州，谓之陇东路，土地肥美，西羌据之。”

老照片：羌族小姑娘

 北川与茂县山水相连，其居民都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因而长期同在一个行政管辖区。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西南夷”，以冉駹部落属地设置汶山郡（治地在今茂县县城），北川境域属汶山郡广柔县。公元564年，北周政权在今禹里镇青石设置北川县，又过了70年，唐王朝在今禹里设置石泉县。北川境内同时有北川与石泉两个县级政权并存，但无论是北川县还是石泉县，都属于由古汶山郡演变而来的茂州管辖。又17年，唐王朝撤销北川县，保留石泉县，石泉县仍属茂州。此后400多年间，石泉县一直属茂州方面管辖。直到北宋后期，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才发生了改变。  

老照片：羌寨碉楼  

 据《宋史》记载，石泉县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缘于茂州的一次动乱。宋代，今茂县县城是茂州首府，也是羌区的政治中心，但却一直没有城墙，只在州城四周设置一些木头栅栏来保障安全。城外的人时常趁夜晚潜进城内抢掠居民的财物。1075年，长期受到滋扰的居民齐聚州府衙门，请求修筑城墙。知州范百常答应了居民的请求，并开始筹备实施。此时，城外的羌人以修筑城墙侵占了他们的土地为由进行阻挠，被范百常击退。随后他们又聚集相邻的静州、时州等地的羌人，再次对州城进行围攻，范百常固守七十日。  

古茂州城门

 当时交通不便，对外联络极其困难。面对少数民族的围攻，范百常一面固守，一面命人用木片写上军情，丢进岷江向下游告急。木片顺流而下，很快就将茂州危急的信息传送到都江堰，再传递到成都。不久，绵州奉命派兵增援，绵州都监王庆、崔昭用、刘陆和左侍禁张义等皆战死在茂州，仍不能平息动乱。朝廷又派王中正率陕西军增援。援兵进入恭州、宕州，虽然取得一些战果，但终因难以通过静州地界，无法抵达茂州城。  

位于今茂县城东的静州村（李永先 摄） 

 王中正未能平息茂州动乱，却对北川一带的地理民情有所了解，于是向朝廷建议说（原文意译）：

 从石泉南至绵州和西至茂州的路程都差不多，在石泉至绵州之间，还设有一个名为都巡检的机构，万一形势危急，还可有个依靠。因此，不如把石泉县由茂州管辖改为由绵州管辖。这样做，还可以堵塞茂州与石泉的道路，减少两地的联系，孤立石泉地区的羌族。  

 宋王朝本来在民族地区无所作为，于是采纳了王中正的建议，第二年即1076年，将石泉县改由绵州管辖。关于石泉县由茂州改属绵州一事，南宋时期《皇朝郡县志》也作了类似记载（原文意译）：

 茂州北面有陇东路通往绵州，全都被蛮夷占据。宋神宗时，静州夷攻打茂州，阻断了陇东路，使石泉县孤立于茂州之外。朝廷派遣军队平定后，从茂州分割出石泉改隶于绵州，堵塞陇东路，使石泉不再与茂州相通。

 上述两种记载都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静州等地少数民族攻打茂州，阻断了石泉与茂州之间的通道陇东路。为防止茂州方面的动乱漫延到石泉，以致影响到川西北平原的安全，宋王朝决定将石泉县改由绵州管辖。这样既可堵截茂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顺陇东路进入石泉，又有利于巩固石泉这个防御少数民族的前哨阵地。  

茂县凤仪镇静州村新貌（李永先 摄）  

 宋代的绵州已被视为汉族聚居区，宋王朝把石泉县由茂州改由绵州管辖，标志着石泉（北川）作为县一级建制，从此划入了“汉区”的范围。虽然这一重大调整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但却对北川羌族产生了深远影响。

 石泉改属绵州后仅仅几十年，这种影响就明显表现出来。最先感觉到石泉县隶属关系调整后产生巨大变化的，是南宋文学家计有功。1158年，石泉军的最高长官赵知军打算在县城禹里以南的石纽山下重新修建大禹庙，但据文献记载，大禹诞生地石纽山是夷人聚居区，而当时的人感觉石泉县城一带已属汉区，其南面的石纽山是否就是大禹诞生地，就连当地的官员和士绅们都不敢肯定了。计有功博学多才，针对人们的疑问解释说：

 “石泉始隶于茂，国朝熙宁割隶于绵，政和抚夷，又升而军之，礼乐文物，日浸月长，且为石纽夷地，置而弗论。”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石泉县一直隶属于茂州，当然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宋朝熙宁年间将其割让给绵州管辖，政和年间又升级为石泉军，由于这些调整，使得石泉与内地在文化及物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所受影响也逐渐加深，人们的认识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逐渐把禹里当成了汉族聚居区，而禹里之石纽是否就是大禹诞生地，自然就产生疑问了。  

1158年，文学家计有功以充分的依据证明石泉之石纽山就是大禹诞生地，坚定了石泉知军赵公重建大禹庙的决心。赵知军在石纽山下重建大禹庙，隆重纪念大禹，开启了官方祭禹的先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计有功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石泉县城一带是否属民族地区产生疑问，是因为石泉县改属绵州后内地文化对禹里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不是改隶绵州后禹里的民族构成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石泉县划归绵州后，至今已有900多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习惯了把北川当作“汉区”，而淡忘了北川关内地区自公元前111年设置汶山郡起直至1076年，一直属茂州方面管辖长达1187年的历史。

来源：方志绵阳（据北川县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