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所记载的历史未必都是真实可靠的，即便是有信史之誉的《史记》，也存在着被稗官野史误导的情况。令人耳熟能详的赵高“指鹿为马”，在出土文献的印证下，基本可以断定，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事件。

1.赵高“指鹿为马”。据《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指鹿为马”的本事。赵高通晓狱律法令，秦始皇任为中车府令，兼教授胡亥书法及狱令。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东游会稽，北走琅邪，到了沙丘病故。从行的李斯、赵高与胡亥合谋，“诈立”胡亥为太子，即皇帝位。赵高被擢为郎中令，成为胡亥最亲信的大臣。在司马迁的历史叙述里，赵高是秦二世能够篡位的主导者、实施者，李斯是同谋，公子扶苏则是受害者。《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叔孙通列传》都有赵高“诈立”秦二世的记载。

果如司马迁所言，赵高参与了“诈立”胡亥为太子及胡亥继承皇位的政治事件，又是胡亥的老师，必然获得秦二世的亲近、信赖。赵高又阴谋杀害了丞相李斯，尔后为丞相，独揽大权。权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指鹿为马”式的颠倒黑白的恶性事件发生，在理论上讲是完全有可能的。追根溯源，最早提出阴谋论的是故秦博士、汉太子太傅叔孙通，其上疏汉高祖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列传》）由于有皇帝作证，赵高“诈立胡亥”事件就这样被坐实了。然而，关于赵高指鹿为马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文献可供参考的。

2.赵高、胡亥“以鹿为马”。秦末汉初的陆贾，在其《新语·辨惑》中说：“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邪，以鹿为马也。’高曰：‘乃马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这里的“以鹿为马”，并没有表现出赵高专权的傲慢与肆无忌惮，反衬出赵高以鹿代替马来驾车有违礼制，而曲为之说，同时还有君臣游戏的成分存在。然而，以鹿驾车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存在。《金楼子》云：“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从梁元帝的记载来看，“以鹿为马，以蒲为脯”，仅是秦二世在宫苑中的自我玩乐。无论是赵高，还是秦二世，“以鹿为马”在生物学上是可以讲得通的。宋人罗愿《尔雅翼·释兽》引陶弘景语说：“古称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绝似马。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土人谓之马鹿，以是知赵高‘指鹿为马’，盖以类尔。”马鹿解角之后似马，以解角之鹿驾车，无非是在追求新奇刺激罢了。赵高，或者胡亥，如此“以鹿为马”，毫不关涉权力、是非问题。

秦二世二年，胡亥听从赵高的建议，不廷见大臣，常居禁中，游猎嬉戏，或作觳抵优俳之观，诸事皆决于赵高。这年七月，扶苏、蒙恬、李斯及蒙毅等陆续被秦二世处死，此时秦廷外缺良将，内少明相贤卿，赵高成为丞相的首选。秦二世三年八月前后，大将军章邯投降项籍，上将军王离被俘，而燕、赵、齐、楚、韩、魏相继自立其王，关东大地全部叛秦，诸侯咸率军队西向，赵高害怕残暴的秦二世发怒而诛及自身，以生病为由，不敢上朝。嗣后，因为惧诛，赵高与弟赵成等阴谋杀死秦二世，酿成望夷宫之祸。

赵高即为宦者，他所拥有的权力都来自于胡亥的信任，“指鹿为马”式的颠倒黑白是一种政治冒险。胡亥之残暴尤胜于其父，又是专恣之主，诛杀兄弟及朝廷大臣，全凭一己之欲。北大汉简《赵正书》载：“秦王胡亥弗听，遂行其意，杀丞相斯，立高，使行丞相、御史之事。未能终其年，而果杀胡亥。”赵高是为了自保，才杀了秦二世，又岂敢在专恣的皇帝面前颠倒黑白。所以，赵高“指鹿为马”是令人怀疑的。

3.简帛文献力证胡亥即位。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其文曰：“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周西璧《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古井中发现的益阳》，《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如果说这是秦二世自称“奉遗诏”，有诸多不可信处，那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之《赵正书》的出现，则证明了胡亥“奉遗诏”的真实性。《赵正书》云：“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专家判定《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也就是说，西汉初期流传有关秦代的文献，具有多种版本，司马迁只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取了其中的一种文献而已。

扶苏是秦始皇长子，屡次直言上谏，被派到上郡监兵。秦始皇最喜欢的儿子就是胡亥，出行时常带在身边，临终传位于胡亥是正常的。在理论上讲，传位于扶苏，是儒家嫡长子具有优先继承权的思想作怪，而焚书坑儒事件又去汉未远，胡亥受始皇遗命即皇帝位，汉代的儒生博士想当然要诟病一番。《赵正书》的出现，使汉代流传的阴谋篡位之说不攻自破。儒生及历史学家指斥的赵高“指鹿为马”事件，显然是有意识的误读，甚至是故意的曲解。

4.秦简《日书》出现的意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之《盗者》篇与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之《盗日》篇都有“午，鹿也”的记载。显然，荆楚之地的十二支与生肖配伍是“午”与“鹿”对应。而与前二者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乙种）都载有《十二支占盗》篇，其云“午，马也”。也就是说，中原文化“午马”是确定的，而楚文化是以“午”为“鹿”的。“指鹿为马”也可以这样解读，鹿与马是区分扶苏政治集团（一说扶苏母亲为楚国公主）与胡亥政治集团的文化标志，“指鹿为马”就成为秦二世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

（作者：王洪军，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