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立四川大学从成都皇城校区迁往峨眉山办学，历时4年，1943年迁回新建成的成都望江校区，开始了四川大学办学的新纪元。2014年7月到12月，作者先后多次采访了胡淮珍老先生，他是1943年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第12届毕业生。从1939-1943年，胡老先生的大学时光都是在风光秀丽的峨眉山度过的，完整经历了抗战时期川大在峨眉山办学的4年岁月。

以下是胡淮珍老先生讲述的川大由成都皇城校区迁往峨眉山办学并迁回成都的过程及自己在峨眉山的学习经历。 

程天放，1939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时将校址迁往峨眉

四川大学1939年迁校峨眉山。我1939年入校，当时因为抗日战争，国立川大所在的皇城处于成都中心位置，校长程天放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及地方军阀和地方士绅的干扰，所以把学校迁到了峨眉山办学。当时川大有文、法学院在城中心地的皇城，理学院在南较场，农学院在城东郊外的望江楼。只把文学院、法学院迁往峨眉山伏虎寺，理学院迁往峨眉山下面的万行庄（万姓大宅院），新生院迁往鞠槽（鞠姓大宅院），校本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设在伏虎寺。当时学校的老师都是步行去上课，包括资历很老的向仙乔、邓只淳等老教授都不坐滑竿，步行去上课。报国寺及其附近的庙宇如善觉寺、雷音寺等作为教职工宿舍，伏虎寺大殿东西两边的1-2层楼房原为僧人们住的几十间房间作为文、法两院学生的宿舍。

峨眉山伏虎寺

住在伏虎寺大殿里的学生也就几百人，当时学生衣食住行很朴实。男学生一般都穿长衫，学生服，还有瓜皮帽，大部分不带帽子。女生都穿素色旗袍，素色短衫，短裙，素色袜子，青色平地步鞋，根本不容，一律本色面目。伙食由学校办理，也有私人的工友办理，你在那里搭伙，很简单，山上条件有限，当时的农民也可以办理，少数人还住在农民家里，个人去吃就好了，很简单。

为了解决上课的教室问题，在伏虎寺大殿左右园林的地坝上分别各修了四排草屋木结构房屋，每排各有三间教室。图书馆设在伏虎寺正门外左边一个很结实、宽广的大草屋内。丰富的、历代的各种古典文籍和中外参考书籍，都保藏在这间草房内，借阅书的师生是很多的。

学生的生活主要是学习，白天上、下午都是上课，在教室里度日子，晚饭后下山去报国寺休闲，喝茶，去耍，有独饮独思的，有三、五成群交换学习思想，各抒己见的，有围观下象棋的，下围棋的，打长牌的，有对女同学评头评足的，有高声争论的，有低声耳语切切的，有独行散步、沉默不语的等等，喜笑怒骂，很无所拘束。晚上自学就在寝室内的床前面，住的很简单，双人床，每个学生配有一张书桌，两个抽屉那么长，洋油灯，就是现在那个墨水瓶，拿个棉线，放进煤油，各人在各人的床边放个煤油灯学习，白天在教室学习，下雨或者光线不好的时候就用这个灯，每个人一盏，自己买油，当时的都是自己弄，小铺子有卖的。

当时川大学生成份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体：一个群体是属川籍的，即是有四川各县、市的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川大的学生。另一个群体是属于外省籍的，即是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由东北、华北、华东南、华中等地内迁四川的大学生来川大借读的学生，叫借读生。他们受过逃亡的痛苦，一无所有，一切费用包括学费、衣、食及零用钱完全有国家包干供给，成绩优良的，还可另外获得奖学金。两个群体的学生都能够刻苦、勤劳地学习，他们的衣、食生活都很简朴。彼此相处都非常融合、和谐，学习上相互辅导，成长上互相勉励。学生的主导思想是“读书与爱国”。在这两种思想交织下，在峨眉山朴实敦厚的学风中培养的的学生，也难免沾点“书生”的气习。

当时学校是学分制，一个课有规定的课时，必修课，专业课。一年级都是基础课，各系一年级都要学的公共课程是，国文，英文，通史，普通物理等等基础课。二年级是专业课，三年级才是专门化课。必修和选修，选修就是教师哪些有专长就开，学生可以凭自己的爱好选，文学院可以选理学院的，理学院学生也可选文学院的课，规定了的必修要修多少，选修要修多少学分才能毕业，四年级基本上是做论文了。论文呢，是由教师命题，或者自己选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命题，教授指导，讲师指导不行，副教授也不行，一个教授最多指导两个毕业论文。当时的毕业论文是学生选教授，不选副教授当导师的，学生的论文呢都要有所发现或有些创见，要不不能毕业，毕业论文都要用毛笔正楷写在十行纸的格子里，交导师评阅记分，再交图书馆保存，图书馆专门有房间保存历年毕业论文的。我当时做的论文是“总理教育思想发凡”，我的导师最开始是教哲学的黄健中教授，他后来去了中央，我就换了一位原来北大的教授汪奠基先生接着指导我，完成了毕业论文。

峨眉山脚下报国寺

当年峨眉山区，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匮乏。老师们的生活平淡、清苦，但老师们对学生的教学工作硬是非常认真负责到底的。伏虎寺常年处于浓雾、小雨包围中，往往雾一来，雨即至，夏季滂沱大雨，冬季大雪纷飞，老师们都要从各人的住处走出来，带着雨具，拿着手杖，绑上沉重的防滑鞋，穿过丛林，越过悬岩，时而上坡，时又下几十步石梯，走在凸凹不平的泥泞羊肠山路上来到伏虎寺门外，再登上五、六十步的高石梯子，才能进入伏虎寺休息室，擦去脸上、头发上、衣的雨、雪，立即笑颜悦色地走进教室，清点学生上课人数后，就把要讲授的内容一版一版地写在黑板上，必要时作些口授。学生们必须迅速地抄下板书的内容，因为当年很少统一的教材，又没有印刷讲义的油印设备，全靠老师的板书内容和指定的必读参考书。各门课程的期终考试，实行闭卷答题考试的方式比较少，多门课程实行开卷考试，写读书报告。老师们都很耐心地对学生写的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一篇一篇评阅记分。

我是教育系的学生，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刘绍禹、黄建中、邓只淳（胥功）、汪奠基、向楚（仙乔）、张敷云、普施泽等先生。刘绍禹是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两度留美，双博士，他教《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课程，上课基本不讲中文，完全用英文上课，写一黑板英文，等学生抄完再演板。当时同学的英文程度不错。刘绍禹上课很严肃认真，对人很虚心客气，从不发脾气，有什么事轻言细语和你谈。建国后他任川大第一副校长兼教务长，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教授提建议，他都悉心听取，对人很亲近。

黄建中是哲学教授，也是川大在峨眉山时期师范学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后调到教育部）。他上课很古板，很严肃，不苟言笑，讲唯心哲学，喜欢照本宣科，很少演板，不发讲义给学生 。

黄建中

邓只淳教的《教育行政学》，他是四川第一批派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的教育学家，在四川比较有名。他皁年担任过成大（师大）代理校长，他对学生学习和做人要求严格，对学生的就业、创业、成长一贯关注。教育界人士说他：对学生采取的“打锅盔”式的教育方法，就是“又打又拉”的“严教”和“友善”相结合。他是学教育的，很重视学生的培养，对于学生上课很重视，每次上课都要清点人数，某人没有来，还要被点名。他交际很广，人缘很好，学生找他写介绍信他也不推迟，他推荐的学生别人都要用。他关心学生学业前途、毕业就业，严格而慈善，因此非常有威信。他有一个特点，凡是他教过的学生他都能叫出名字，如果你路过不和他打招呼，他还会主动招呼你。因为他在四川教育界威望高、人际广，能办成事，也有人私下称他为“学阀”。

汪奠基原是北大教《外国哲学思想史》的教授，因应黄建中院长之邀来峨眉山川大讲学。他不苟言笑，与黄建中是一类人。他上课不写黑板，一开口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管学生听不听。有时会自言自语地评论某家学派的观点。他上课用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讲义，建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是接替黄建中教授继续指导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封面上亲笔签上“有独见，85分，汪奠基”8个字，令我铭记难忘。

汪奠基塑像

向楚是四川著名儒士，文学大师，历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多年 ，对学生严而和善可亲。 好宾朋，喜论古谈今，诙谐风趣。 长于诗、词、赋，有擅长书法。 他是我与老伴李德惠在1943年于成都东胜街“沙利文”宾馆结婚时的证婚人，曾经为我写过几幅字，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

张敷荣是《教育原理》课程教授，留美教育学家。 他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权威杜威的学生，他比较重视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为人对事比较拘谨，不大与学生接触。

1942年冬末，教育部任命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黄季陆主长川大。黄季陆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均取得博士学位，并曾任国民党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是川大前身成都大学教授。学生认为，以他的政治地位而言，不宜于作川大校长，因而学生中发生了“反黄”与“迎黄”两派的争论。“迎黄”派学生认为，欢迎黄季陆把川大迁回成都。为此争论，就把当时代理校长朱显桢（时任法学院院长并兼教务长，留日著名法律学家）围困在报国寺住所，要求他交出“四川大学校印”，酿成了“抢夺校印的事件”。朱院长在群情激昂胁迫下，把校印从身上取出放在桌上说：“谁敢拿校印，就谁负责。”当即有一位激进的学生拿起“校印”就跑。 学生在一时激情之下，固然高兴极了，但冷静思考，认为抢夺校印闯下了大祸。无一人愿意承担保管校印的责任。 无奈之下，只得推举代表每日轮流把校印放在身上保管。

黄季陆

黄季陆校长承诺把川大迁回成都，派代表来峨眉山接收校印，却无一人敢于面对。传说是与“抢夺校印”无关的老师同双方代表联系，约定保管校印的学生把“校印”先放在理学院（在万行庄）的某一个石头上，由校方代表自行前往接收“校印”。这场闹剧方告结束。黄校长在成都闻此事，以其宽广胸襟笑言说：“这些青年学生娃娃是在无事中找事闹”，后不再提及，不了了之。事后，学生中谈及这场闹剧，不禁哑然。

1942年12月，黄季陆接长川大后，举行部分学生游金顶的聚会，告别峨眉山。接着以他的政治地位的影响力，在很短时间内，很快把川大迁回成都望江楼。1943年春天，川大在望江楼举行开学典礼，我们这一届学生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梅园”里，在忙于完成毕业论文后，也就离校了。

来源：成都方志微信号